二、制定太初历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四十二岁，他倡导并参与制定的《太初历》得以完成颁行。这既是一件国家大事，也是司马迁人生旅程中值得纪念的一座里程碑。这一年，司马迁修正《史记》断限，正式着手定稿《史记》。中国古历是伴随农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阴阳合历，它的历月节令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是我国古代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而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它对历法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制历成为国家大政。古代帝王掌握制历权，也就掌握了一种控制社会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措施。周代从天子到诸侯，都把历书样本供奉在宗庙，每月初一要用少牢举行告朔礼。西周只有天子才有制历权。春秋时，王纲坠地，但周天子仍手握制历权，诸侯都要行用周历，因此颁历就成了表示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一条纽带。战国时各国称王，自行制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也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历法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战国时阴阳家兴起，创立五德终始学说，给历法更蒙上一层天命循环转移的色彩，更加神秘化。历法记载吉凶禁忌、礼神祭日等迷信内容，成了沟通天人感应学说的一条红线。改历定正朔，象征天命攸归，它不仅是国家大政，而且是圣君贤王的标志，不是一般君主所能轻易施行的政治了。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五帝本纪》写黄帝、尧、舜都十分重视历法工作，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汉朝建立，要不要制定新历，朝廷上层进行了长期的争论。按五德终始，汉应何德，先后有三种说法。汉高祖自认是赤帝子，色尚赤，以十月为岁首。文帝时丞相张苍主张汉为水德，色尚黑，仍以十月为岁首。文帝十二年（前168）鲁人公孙臣主张汉应是土德，色尚黄，应改正朔，易服色，而早在文帝初年，政论家贾谊就上书提出封禅、改历等一整套调整国家大政的问题，因事关重大，一直迁延没有进行。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要以封禅、改历来象征西汉的极盛，因此调整国家大政以及调整祭礼天地山川百神的礼仪，势在必行。司马迁时逢其遇，不仅参与了封禅礼仪，而且亲自发起并参与改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说这是他人生旅程中值得纪念的一座里程碑。司马迁激动非凡，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地大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初历的颁布，在大初元年五月：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了制历经过。汉武帝元封七年，太史令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上书，"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汉武帝征求了御史大夫儿宽和博士们的意见后，诏令司马迁等"议造汉历"①。汉武帝对这次制历极为重视。征召全国著名天文学家参与。有侍郎尊大、典星射姓、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官方和民间专家二十余人，既分工协作，又发挥各人所学专长，共制定了十余部历法，即十余种推步方案，经过严格筛选，决定采用邓平历。汉武帝在明堂举行了① 司马迁虽然守丧致仕，而汉武帝出巡，他仍然要奉召扈从，故元封二年有扈从武帝负薪塞河之事。司马迁被夺情，足见此时君臣相知。
盛大的颁历典礼，并改年号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故称新历为《太初历》。颁历之后，对政治制度典章礼仪和官制进行了调整，这就是汉武帝的太初改制。
《太初历》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这次制历也是我国历法史上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汉以前的古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六历。古六种历的岁余都为四分之一日，故称四分历。《太初历》将一日分为八十一分，所以又称八十一分律历。
汉初承袭秦制，使用古历《颛顼历》。以《太初历》与《颛顼历》全面比较，有重大的进步，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太初历》经过精密测定的历元为太初元年冬至朔旦甲子日夜半，它纠正了《颛顼历》的累积误差，故《汉书·律历志》称《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壁，五星如连珠"。其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更加科学地反映农业季节，因此后世改历，一直沿用至今。其三，《太初历》十九年置七闰，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并以没有中气之月为闰月，使历书与农时季节更为适应。其四，《太初历》推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月有二十二次交食周期的规律。
但是《太初历》也有不足。它的八十一分律数据，是黄钟律管九寸长这一数据"九"的自乘，以音律起历，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颛顼历》岁长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月长为二十九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日。《太初历》岁长为三百六十五日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月长为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两相比较，《太初历》的推步比《颛顼历》为疏。《太初历》行用二十七年后，至昭帝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提出反对意见，但直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才因累积误差太大为新历所代替。《太初历》行用了一百八十九年。此外，司马迁很欣赏古四分历的"归余于终"，即将闰月置在岁末。司马迁还想使新历的元年与历元起始日都带甲字，主张把太初元年定为"焉逢摄提格"，即甲寅年，这与实际干支纪年顺序丙子年相差二十二年。"归余于终"与定太初元年为"甲寅"年，这两点却是表现了司马迁在历法上的保守观点。由于司马迁与邓平在制定新历时有这些分歧，尤其是《太初历》的推步不密而又无力更正，所以司马迁写《历书》记载"历术甲子篇"，不是太初新历，而仍是古四分历的推步，有闰十三月，并定太初元年为"焉逢摄提格"。朱文鑫《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指出："邓平破四分历八十章之纪法，而造太初历八十一章之统法，落下闳、史公均知其疏，由于诏用其术，史公不精历法，无善法胜平术，于是不书新历法之推步，不载邓平其人，此载旧历法以寓褒贬。"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太初历》经过几十位专家的共同研制，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可以想见，邓平历是调和各种意见提出的一个折衷方案，司马迁在《历书》中用不载新历推步的方法寓褒贬，表明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是，《太初历》主要方面取得的成功包括了司马迁的重大贡献，因此司马迁并未否定新历，所以《太史公自序》作了激动非凡的记载。他又说："余与壶遂定律历。"①司马迁发起和参与制定《太初历》，不仅是实现了司马氏"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光耀祖宗，藉慰司马谈于地下，而且也实现了孔子"行夏之时"的理想。《论语·卫灵公》载孔子之言："行夏之时"。① 《史记·韩长孺列传》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这是司马迁自述，说明《太初历》由太史公司马迁为首发起并受诏组织制定的。
司马迁追步孔子，也主张行夏之时。《夏本纪》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表达了司马迁对行夏正的向往。《太初历》贯彻行夏之时，以正月为岁首调整历法结构，乃是一种科学的表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司马迁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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