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司马迁评传 > 三、修正《史记》断限
三、修正《史记》断限
《史记》断限，《太史公自序》作了明确记载。其一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再则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自相矛盾，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尤其是下限的争论，更是聚讼纷坛，它涉及很大一部分《史记》内容的真伪。
只要考察《史记》成书过程，《自序》所述的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原来《自序》所载是两个计划。起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发凡起例的计划。起于黄帝，至于太初，反映历史大势从统一走向大一统，是司马迁修正《史记》断限扩大的计划。这两个计划在《史记》中有直接的证明。关于上限，《五帝本纪赞》作了明确的交代。司马谈起于陶唐，是效法孔子修《尚书》起于尧。司马迁调查、访问，参之史籍，修正为起于黄帝，反映黄帝之世开创一统，草创国家。我们看司马迁笔下的《五帝本纪》，黄帝之前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部落战乱之世。黄帝屠灭了炎帝、尤，才统一了社会。《史记》所载三代天子，列国世家，追祖潮源，皆归本于黄帝，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延伸上限，打破了《尚书》载尧以来的局限，而又不突破"修德振兵"统一天下的黄帝这一极限，其用意是宣传大一统，寓意是深远的。
唐司马贞和宋欧阳修两位史家未究司马迁之史识，对《史记》上限起于黄帝提出了补遗与批评。司马贞越俎代庖，替《史记》补《三皇本纪》，可以说是画蛇添足。欧阳修批评司马迁越出孔子《尚书》断自唐虞而上述黄帝以来，是"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矣"①。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从司马贞与欧阳修两人一正一反之失，可以说明司马迁"非好学深思的"感叹，也是寓有深意。
司马迁延伸下限至于太初，情况复杂。太初为一年号，首尾四年，即公元前104 至前101 年。司马迁太初元年修正《史记》下限，只能延伸至太初元年。今本《史记》实际断限，大事讫于太初四年，附记讫于武帝之末①，所以学术界聚讼纷纭，必须作一番清理。
《史记》下限，共年有四说。
（1）讫于麟止说。西汉扬雄、东汉班彪、三国张晏等人主其说，依据《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近人梁启超、崔适等，必欲依此截断《史记》，认为元狩以后记事，皆非司马迁手笔。崔适为此作惊世骇俗之论，断言《史记》二十九篇为后人所补续。
（2）讫于太初说。东汉班固、荀悦、唐刘知几、清梁玉绳、日泷川资言等人主其说，依据《太史公自序》结句："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近人朱东润在《史记考索》中首次具体谓"讫于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工国维谓"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
（3）讫于天汉说。首发此说为东汉班固，见《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三家注作者均赞成其说，裴说见《史记·将相表集解》，司马贞说见《史记索隐后序》，张守节说见《史记正义序》。
① 《史记》卷一○八《韩长孺列传·赞》。
①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帝王世次图叙》。
（4）讫于武帝之末说。褚少孙曰："太史公纪事尽于孝武之事。"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褚补。范文澜在《正史考略·史记条》中说："太初以后事，则犹《左氏》之有续传也。"考辨四种下限说的真伪，应以《史记》本证为据，主要有四：第一，《太史公自序》的结句，此为全篇之赞，特作断限交代，可见司马迁对此，是何等的重视。《自序》为何有两个断限的矛盾记载，顾颉刚发现为父子两人不同计划②，使人顿悟，解除了迷惑。第二，司马迁自述《史记》字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个标尺。《史记》讫于太初，合于此；讫于麟止，大不相合。第三，依据司马迁的历史观，汉武帝时代的事势变化来推断，司马迁在行文中往往有揭示。例如，在《诸侯王年表序》中说："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明言"至太初"。又云："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指事势变化。又如，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在《天官书》中说："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这些话头都指出《史记》下限在太初。第四，以《史记》实际断限来验证。《历书》序事至元封七年，即太初元年。《历术甲子篇》以太初元年起排列年名。《天官书》述汉兴以来天人感应之变，"百年之中"至太初"兵征大宛"而讫。《封禅书》记事至太初三年。《河渠书》序事至元封二年，武帝亲临瓠子塞河止。《平准书》序事至元封元年。年表叙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候者年表》、《建无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讫于太初四年。
综上考证，司马迁对下限有两次修正。"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绝对年代。太初元年修正，延伸下限至太初元年，随着事势的发展，而后延伸至太初四年。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正。司马迁何以延伸《史记》下限至太初呢？简言之，太初改历象征西汉极盛。汉武帝即位，至无狩元年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元年又十九年，至太初四年历二十二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史记》十表是划分历史断限的，十表序又清楚地阐明了历史断限的理论，反复申说"汉定百年之间"，"至太初百年之间"，"于是谨其始终，表见其文"，由此可见，延伸下限至太初，是按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西汉建立在公元前206年，至太初元年公元前104 年为98 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 年为102 年，言"百年之间"是举其成数。
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就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再次修正《史记》下限至太初四年。因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这是司马迁在《自序》中明确交代的一个历史方法论。司马迁还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批判了"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的非历史观点和方法论。司马迁围绕"治""乱"二字写历史，十分注重历史事变的始末。在司马迁看来，只有用"综其终始"的方法，"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才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修正《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至太初而讫"，这也是"成一家之言"的必然发展。
② 司马迁附记太初以后史事内容详本书第九章，司马迁对《史记》的修订一目。
总括上述，太初改历，司马迁躬逢盛时，他激动不已，被汉家的盛大气象所倾倒，决定修正父亲发凡起例的《史记》断限。司马迁扩展上限起于黄帝突显大一统历史观；延伸下限至太初元年，增强现代史内容，颂扬大汉威德。从黄帝至汉武帝，正象征历史从统一发展而走向大一统，这是具有深意的史识。随着事势的发展，司马迁受李陵之祸，第二次修正《史记》断限，将讫于太初元年的下限延伸讫于太初四年，以"见盛观衰"，同时抒写愤懑，吐发不平际遇，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司马迁两次修正《史记》断限，两次升华《史记》主题，他的思想也从温和刺讥走向激烈抗争，并形成"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异端思想而熔铸在体大思精的著作中。太初改历与受李陵之祸，恰好就是司马迁述史历程的两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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