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故于孔安国
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孙，鲁国曲阜人，西汉武帝时的大经学家，兼通今古文学。孔安国的古文学，承受家学，他的今文学是向申公学《诗》，向儿宽学《今文尚书》。儿宽是伏胜的再传弟子，欧阳生的学生。申公、欧阳生都是西汉著名的今文学大师。汉武帝元朔二年，孔安国为博士，元狩五年官至谏大夫，元狩六年出为临淮郡太守，不久就死在任上。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也是二十壮游归来京师之事，应在元朔末至元狩末，即司马迁二十二、三至二十七、八岁之间。
1、司马迁问故的内容。
《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
这段记载，说明司马迁师事孔安国，问故习《古文尚书》，至为明白。
结合《史记》考察，司马迁问故，不限于《古文尚书》，而重点却是《古文尚书》罢了。
西汉经学有今古文之争。用战国时古文写的经书称古文经，用汉代简化的隶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经过传写，今文经与古文经在文字上有异同，这是正常现象。《今文尚书》是伏胜口授，晁错纪录整理，文字异同会更大。文字异同，只是一个校勘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学术分歧。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以今文字读之，也就是转写成今文。所谓今古文之争，是指两种不同的解说。古文家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排斥迷信，有高深的学术修养，被称为朴学。古文经学，政治倾向保守，道法尧舜，不适应变革的秦汉大一统政治。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学的大儒，他融会道法，折衷孟荀，把经学阴阳五行化，整齐百家之学于儒学，宣扬大一统，以天人合一理论推行阴阳灾异，主张更化改革，从而创立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解说经义依政治需要而推衍，繁琐、迷信、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到东汉，今文学与谶纬学结合，走入死胡同，释一字一句，往往用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东汉末古文经学兴起，随着汉家政治的结束，古文经学取代今文经学获得了正统地位。
今文经学因适应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成为西汉时期的官方哲学。大学五经博士十四家，全为今文经学。郡国有文学之官，地方学校当然也以今文授学。士人读书做官，走博士弟子应试是正途，因此西汉儒学大兴，也就是今文经学大兴。司马迁出仕，立身处世，以今文经学力准则，这是毫无疑义的。正因如此，司马迁问故《古文经学》，引古文说述史，所以班固才在《儒林列传》中作了特别的记载。
《尚书》为秦火所焚，伏胜口传《今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孔安国所传《古文尚书》是孔氏壁藏的古本，较为完整。孔安国以今文字校读，多出十六篇。孔安国死后，其家才献于朝廷，时值巫蛊案发，朝廷混乱，未立于学官。这说明，孔安国是私传《古文尚书》，司马迁是孔安国的私淑弟子。司马迁十岁诵古文，早已能识读古文书。可见司马迁问故，是问古文家大义，即"古文说"。说，即解说。《古文尚书》多出的篇目，也只有孔安国私传。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学，如何将两者融会贯通，也是司马迁学习的内容。
此外，问故，不应当限于《古文尚书》。《儒林传》讲的是《古文尚书》师承，自然只记载司马迁学《古文尚书》。实际上问故的范围是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广义古文学。《史记》中列举的古文就有《春秋》、《国语》、《尚书》、《论语》、《五帝德》、《帝系姓》、《谍记》等等。司马迁述史，"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即综合，贯通；整齐，即别择，统一。古文典籍是原始资料记录，或早期的可靠文献。一切传说，百家言，都要用古文来作验证，"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③。例如《谍记》载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司马迁用《尚书》按核，认为不可信，所以不取，只作《三代世表》，而不作年表；而《五帝德》、《帝系姓》，用《春秋》《国语》按核，认为可信，于是引为依据写黄帝、颛顼、帝喾事迹。但司马迁又屏除了其中许多不经的神话，如说黄帝"乘龙颛顼云以顺天地之纪"，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等等。《山海经》也是古文，但司马迁说："《山海经》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如《山海经》载，黄帝与尤战，"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尤"。《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只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由此可见，司马迁述史，十分谨严，对古文资料别择去取，极有章法，这也是古文学的内容。孔安国训故《古文尚书》，对古文的去取，自然是十分精通的。
《五帝本纪》是司马迁运用古文资料创作的精采篇章之一。他不满《尚书》"独载尧以来"，又不满"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于是他经过广泛的调查，采民间传说，广征"儒者或不传"的文献，进行了融会贯通，去粗取精，写成《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这篇只有三千四百五十字的本纪（未计赞语字数），在文献方面至今犹能按核的典籍就有十余种：（1）古今文《尚书》，（2）《大载礼》中《五帝德》、《帝系姓》等篇，（3）《国语》，（4）《左传》，（5）《世本》，（6）《庄子》，（7）《孟子》，（8）《韩非子》，（9）《战国策》，（10）《吕氏春秋》，（11）《礼记》，（12）《淮南子》。司马迁采摭众多文献，如何鉴别古文资料，以及别择贯通，是古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司马迁向孔安国问故，是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用今天的话说，是学习古典文献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古文尚书》则是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作了大量的引用。孔安国是司马迁最有益的一位历史文献学导师。
2、司马迁引用《尚书》兼采今古文和逸篇。
《史记》如何引用今古文《尚书》，清人的考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清人的结论有的尚失偏颇，但他们勤恳的工作成绩值得称道，替我们的研究开辟了通道，值得肯定。
臧琳以《尧典》为例，一条一条地证明《史记》所引《尚书》为今文而非古文。他的结论是"《史记》载《尚书》，今文为多，间存古文义。"①段玉裁对《尚书》今古文作了全面检核，写成《古文尚书探异》一书①。段氏③ 参阅吴汝煜《史记与公羊学》，载《徐州师院学报》1982 年第2 期。①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赞》① 见《经义杂记》"五帝本纪书说"条，载《皇清经解》卷二百零二。
在序中称："马班之书皆用欧阳、夏侯字句，马氏偶有古文说而已。"如果我们把《史记》中摘引的《尚书》资料，与今古文对照，更多的是依据今文。《五帝本纪》引《尧典》；《夏本纪》引《禹贡》、《皋陶谟》、《甘誓》；《殷本纪》引《汤誓》、《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周本纪》引《牧誓》、《吕刑》；《鲁周公世家》引《费誓》；《宋微子世家》引《微子》、《洪范》，基本上为今文。所以臧琳、段玉裁作出"间存""偶有"古文的结论。臧、段二人的考据很有价值，为我们正确理解《汉书·儒林传》以及研究司马迁问故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但臧、段二人的结论就事论事，尚失偏颇。孙星衍就指出："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②司马迁时代，《今文尚书》为官学，有定本，且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亦以今文校读，所以《史记》引《尚书》文字多从《今文尚书》不难理解。而解说之义多用古文说，或兼采今古文说，都是正常的。因为孔安国就是兼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
陈寿祺、陈乔纵父子进一步考证司马迁引据的《尚书》为欧阳生所传今文《尚书》，其中亦杂有古文。当时博士所传《今文尚书》只有欧阳生一家定为官方定本，《史记》引文据此，顺理成章。
陈氏父子致力于经今古文说的辨析。陈寿祺《左海经辩》中有"今文尚书中有古文"，"史记用今文尚书"，"史记采尚书兼古文"等条。①。陈寿祺认为《史记》采《尚书》兼今古文。如"《鲁周公世家》载《金滕》，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文家说，其后成王改葬周公事为今文说，此其明证矣。"司马迁不仅兼采今古文说，有时还并存今古文说。《殷本纪》载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周本纪》载姜源践巨人迹生弃，此为今文说；《三代世表》却记载"高宰生契，契为殷祖"，"高辛生后稷，为周祖"，此为古文说。
也就是说《史记》载殷、周始祖，一言有父，一言无父，引起了当时人们的疑惑。褚少孙作了回答，说这是两传存疑。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传说史影，并非今古文经学家所杜撰。无父的神生说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史影，父生说是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瓦解，进入了父系文明时代的史影。由此可见，司马迁并存古今文说，不是"钓奇"，而是尽可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以存历史传说的史影之真。
再以《周本纪》为例，所采《尚书》，文字多依今文定本，但采用义理及训故多依古文说。《周本纪》引用《尚书》篇名共十九篇，与今传本《尚书》对照，今文篇目有十一篇，有《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顾命》、《吕刑》；有古文四篇：《周官》、《同命》《微子之命》、《武成》；此外另有四个逸篇：《归禾》、《嘉禾》、《分殷之器》、《贿息慎之命》。这些逸篇，超出了孔氏壁藏《古文尚书》的篇目。《周本纪》还引有《逸周书》中《克殷》、《度邑》等篇。《逸周书》也是古文，应当也在司马迁问故范围之内。② 段氏是书载《皇清经解》卷五百六十七。
① 孙星衍：《今古文注疏序》，载《皇清经解》卷七百二十五。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