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学于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广川县(在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著名哲学家,今文经学创始人,"春秋公羊学"一代大师。董仲舒景帝时已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举贤良,董仲舒对策为举首①,汉武帝复问以三策,董仲舒所对,即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出为江都相,两年后召还为中大夫。元朔六年受丞相公孙弘排斥出朝为胶西相,于元狩二年致仕家居,潜心为学,三年不窥园,其精诚如此。董冲舒约卒于元狩六年②。司马迁元朔三年壮游,归来京师受学于董仲舒,当在董仲舒家居茂陵之时,即元狩二年至元狩六年之间,也就是司马迁二十五至二十九岁之时。司马迁同时为其父司马谈的修史助手。
1、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汉儒宗。
汉初高后文景之世,崇尚黄老之学,但兼存百家。儒家作为百家之一,势力潜滋暗长。文帝时《诗》学一经立为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景帝已倾向儒学,增立《春秋》公羊学博士,胡毋子都、董仲舒当其选。景帝又任用治鲁诗的王臧为太子少傅,时太子即后来的汉武帝从其学。另外,又任命治韩诗的韩婴为常山王太傅,治齐诗的辕固生为清河王太傅,精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太守,从田何受《易》的丁宽为梁孝王将军。辕固生发难与黄子辩论汤武革命,无疑地是受到景帝鼓励的。
汉武帝即位伊始,大举贤良,董仲舒对《天人三策》,以独尊儒术作结。其言曰:臣愚以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武帝纳其言,讽丞相卫绾上奏,罢黜百家。在窦太皇太后干预下,这一次公开的儒道斗争,表面上仍以儒家失败而告终,但独尊儒术的序幕已经拉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所提出的治国理论为汉武帝所全面接受。建元六年窦太皇太后死,接着汉武帝改元元光,大刀阔斧地推行更化政策,董仲舒被尊为群儒之首,享有很高的威望。元朔五年(前124 年)置博士弟子员,兴立大学,不仅"公羊春秋学"以董仲舒说为典范教义①,其他经学也以今文说模式教学,从而奠定了董仲舒今文经学创始人的地位。
董仲舒一生以讲学为业,著作很多。据《汉书·董仲舒传》,凡百二十三篇又十余万言。现存仅有《春秋繁露》及《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系统地阐述了公羊学理论。全书十七卷,八十二章。唐贾公彦在《周礼义疏》卷二十二《大司乐疏》中释其义说:"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是书有清凌曙注。凌序称:"体大思精,推见至隐,可谓善发微言大义者也。"成书约在景帝时。《天人三策》可以说是《春秋繁露》的精义摘要,表现了董仲舒思想的纯一与成熟。
① 《史记·货殖列传》云:"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② 学术界一般认为,董仲舒举贤良在元光元年五月,此从《汉书·武帝纪》为说。《资治通鉴》系于建元元年。综核史实,元光元年武帝未举贤良,元光五年举贤良公孙弘为举首,这之前只有建元元年举贤良,而董仲舒为举首。详拙作《董仲舒天人三策应作于建元元年》,载《兰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4 期。① 据施之勉《董子年表订误》。
2、司马迁师承董仲舒。
《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与壶遂问答。壶遂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司马迁答:"余闻董生曰"云云。董生是对董仲舒的尊称。司马迁的长篇答语,即论《春秋》之义,就是化用《春秋繁露》的论述,也就是说,司马迁论《春秋》,本之于董氏今文学。《自序》云:"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见《繁露·俞序》篇。《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见《繁露·盟会要》。《自序》云:"《书》以道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见《繁露·玉杯》。"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见《繁露·王道》。"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见《繁露·重政》。"《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人,亡国五十二",见《繁露·灭国上》。"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云云,见《繁露·俞序》。"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繁露·楚庄王》。孔子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这是董仲舒的核心的思想。《春秋繁露·玉杯》篇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次《春秋》,"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这些都可说明司马迁理解的《春秋》大义,以及孔子创作动机,是依本于董仲舒的思想。《史记·儒林列传》对董仲舒的公羊学作了高度的评价。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对希世用世的公孙弘则批评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及感**彩,说明他与董仲舒具有师承关系。
3、董仲舒对司马迁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著名的天人合一目的论,基本上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他并不是一个神学目的论者。事实上董仲舒所讲的天,既有人格神的上帝之天,也讲自然与道德之天①。董仲舒论证的天人合一,目的在于构建天地万物归于一元的统一世界①,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服务。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伦理,无疑地给古代的中国人民套上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四大绳索,从阶级观点来看,它为封建政治服务,局限性是明显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在秦汉时期,它无疑又是现实政治人际关系的条理化,为当时的中央集权所必须,起了聚凝的进步作用。客观地说,董仲舒本人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讲天人感应遣告说,主观目的是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权,避免横暴之君昏乱国家。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倡仁政,主张新王改制,薄赋敛,省力役,耕者有其田;又提出兴学校,举孝廉,保证贤人从政,宣扬行善得众,贵德重人等思想,这些都是当时先进的思想,在西汉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丞相公孙弘亦治《公羊春秋》,经过辩论,公孙弘学未被立于学官,由此可见董仲舒的学术地位。见《史记·儒林列传》。
① 《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君也",《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副天数》:"唯人独能偶天地。"这里的天是一个人格上帝神。《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此为道德之天。《天地阴阳》:"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这里说的天是物质的天,自然的天。
司马迁接受董仲舒的思想,可以说是"前期公羊学派中的重要人物"①,但司马迁并没有把公羊家的学说全盘接受,而是批判继承。司马迁对公羊学的批判表现是:其一,怀疑和讽刺灾异说;其二,不取公羊家的讳饰态度;其三,不贵虚名。司马迁接受公羊学的影响是: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②。
总之,司马迁师事董仲舒,深受其影响,吸收了公羊家学说的精华,但他以批判的精神作了改造,借用董氏语言而意义更加精微和进步,实质是作了发展和改造。例如《自序》引董仲舒言答壶遂问,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段话的精义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谓为后王立法。《汉书·司马迁传》作"贬诸侯,讨大夫",删去"天子"与"退"三字,即删去了"贬天子"一句,这是不符司马迁思想的。班固认为天子不可贬,司马迁认为天子有过亦可贬。这里不仅仅是反映了两个史学家的思想差异,也反映了司马迁对《春秋》主题以及对董仲舒为后王立法思想的发展。"贬天子",既非孔子思想,亦非董仲舒思想。在追溯公羊家本始思想时,班固的删削无疑是正确的;但讨论司马迁思想时,班固的删削却是大谬不然。司马迁正是发展了公羊学,所以他才写出了比《春秋》规模更大、褒贬尺度更富于人民性、内容体制更符合大一统时代要求的伟大作品《史记》,这实在是一个空前的壮举。
① 《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春秋繁露·重政》:"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故元为万物之本。"这里的"元""原""始""本""一"都是宇宙本原的代用语,将整个宇宙世界归于一统。
② 杨向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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