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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岁则诵古文"
"年十岁则诵古文",七个大字肃穆庄重地书于《太史公自序》,毫无疑义司马迁寓有深微之义,引起了历代研究者的注目,但终因语焉不详而发微者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的课题。
《春秋》言简,有三传为之疏解。司马迁惜墨如金,《太史公自序》如同《春秋》,言约义丰,却无家学师承留下微言注疏可供参考,由我们二千年后的人来研究,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一道中国古代史传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解题方法,可引用《公羊传》的解经方法,用"易以书",而"书之者为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可层层深入。用此方式,我们对"年十岁则诵古文"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是古文?司马迁读了哪些古文书?在什么地方读古文书?读了多长时间?古文程度达到何种水平?司马迁易以书"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与修史有什么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阐释了这句话的深微大义。
司马贞《索隐》给我们留下了唐人的"猜想"。司马贞说:"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古文也。"司马贞认为"古文"是指《古文尚书》。刘氏亦唐人,即《史记音义》作者刘伯庄。刘氏认为"古文"是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
由于伏生与司马迁年龄不相及,"迁及事伏生"是靠不住的。清周寿昌在《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中予以驳正,曰:"史公生于景后元年,距晁错死已十一年。错于孝文帝时受书伏生,生已九十余岁。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计伏生当迁时,应百三十余岁。迁十岁诵《古文尚书》,及事伏生,不已一百四十余岁邪?《索隐》缘泥古文必是《尚书》,故致此误,自以刘氏说为正。"伏生,即秦博士伏胜。孝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两眼昏花,不能读书写字。孝文帝为了抢救"尚书学",派晁错去受读。伏生口授,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因此,司马迁及事伏生是不可能的。西汉传《古文尚书》者是孔安国。司马迁曾问故于孔安国,那是成年以后受学于京师之事;"年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记述少年时之所学,恰恰与《古文尚书》没有关系。因此刘氏的解释才是对的。《史记》中多处提到所学古文,可引据以为证。
《五帝本纪赞》:"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于,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吴太伯世家赞》:"余读《春秋》古文。"单独说"古文"二字,可以有两解。一指先秦古文字,即籀书,又称大篆。《太史公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所谓"拨去古文",指废去古文,推行小篆。汉代又进一步进行文字改革,推广隶书。小篆、隶书皆称今文。再者是指用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云:"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上引《史记》中所载古文书正是如此,有《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典籍,也有《谍记》、《历谱谍》等百家之书。这些均是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
司马迁年十岁是"诵古文"而不是"书百文"。诵,是阅读诵习;书,是认字练字。"诵古文"之前,心先"书古文"。认字练字称小学。秦时的小学蒙童课本有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爱历篇》,秦大史令划母敬所作《博学篇》。汉兴,将三书合为一书,称《苍颉篇》,凡五十五章,每章收六十字,共三千三百个常用字。《苍颉篇》是今文字书。古文字书有周史官所作《史籀篇》。一般人读书识字,只学《苍颉篇》。如果要想出仕做官,就必须加学《史箱篇》。虽然秦废去古文,但当时离古文的时代未远,国家藏书大多古文所写,引经据典,离不开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说明古文本的《诗》《书》还具有权威性。西汉成帝时大规模整理图籍,国家藏书一律用今文写成定本,这才给今文的深层推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司马迁时代,蒙童八岁入学,高才而欲出仕者,不仅学今文,还要学古文。《汉书·艺文志》有生动记载。其言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时小学教授蒙童识六书,习六体,要能背诵并能写九千字以上,每一个字能写出古体、异体、小篆、隶书、篆刻印章(缪篆)、草书(虫书)等六体,这不是一朝一日的功夫所能成,也不是一般的普及本只识今字的《苍颉篇》。达到上述要求应是指高级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有家学渊源和师承,非一般农家孩童所能诵习。司马迁聪明绝伦,在十岁时他不仅已经过了"书古文"的学习,而且能够诵习古文,阅读古文书籍,故自豪他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的"则"字透出了司马迁得意的神色。
司马迁在什么地方学习古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在建元三年司马迁七岁时系年云:"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至于主张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学者,只能让司马迁进京读古文。因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生于建元六年,必须在九岁时进京。为了弥合其说,于是有的论者作了如下推论:"年十岁则诵古文",表明少年司马迁已转换了生活舞台,偏僻的农村无论是藏书、师承,还是文教,都不具备诵习古文的条件,而只能在长安司马谈身边开始。表面地抽象地看,这些推论人情入理,但放在司马迁这一特定人物和秦汉之际这一特定环境中,就背离事实太远。王、郑二氏定司马迁在京师习古文,亦不免流俗之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①尽管秦法苛酷,但秦始皇并未能烧尽天下之书。它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孔氏壁藏古文书就是适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① 李仲钧先生转述语,见《文史哲》1957 年8 月号。
以故灭。"①秦始皇烧尽了诸侯各国的国家藏书,但他无法烧尽民间藏书。司马氏祖上世典周史,为渊源久远的书香门第之家,虽失其史职,而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消息灵通,预为措施。司马氏之家亦应多藏有古文**,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正是家学渊源和藏书条件所助成。司马迁之祖司马喜为汉五大夫。五大夫为汉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这是指因军功所得之爵。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十二年(前168 年),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一年的耕作收入,这说明司马氏家族在复阳县是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司马喜闲赋在家,没有徭戍,有五大夫爵的绅土地位,可以说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尽心尽职的启蒙老师。司马谈出仕于京师,而留司马迁于故里,承受家学的启蒙教育,才是最好的条件,司马迁至京师,如住在茂陵诵读,恰恰是最差的条件。因茂陵邑正在草创,离京师长安八十里,哪来读书条件。司马迁在故里承受家学,四、五岁时就可读书认字,到了十岁就可诵读古文书了。司马迁在故里,既有阎里书师,又有家学师受与丰富藏书,风光秀丽,环境宜人。十九岁以前,司马迁耕读于故里,打下了渊博的学识基础。元朔二年,司马迁十九岁,汉武帝移豪富之家于茂陵。于是,这时司马迁才踏上了京师之途。这时,即使没有移民实京师茂陵的事件,司马迁也将离开故里。因为司马迁习古文为修史打下基本功,故里天地已不能包容。司马迁到京师的第二年即元朔三年就整装出游了。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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