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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十岁则诵古文"
"年十岁则诵古文"，七个大字肃穆庄重地书于《太史公自序》，毫无疑义司马迁寓有深微之义，引起了历代研究者的注目，但终因语焉不详而发微者少，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深入的课题。
《春秋》言简，有三传为之疏解。司马迁惜墨如金，《太史公自序》如同《春秋》，言约义丰，却无家学师承留下微言注疏可供参考，由我们二千年后的人来研究，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一道中国古代史传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解题方法，可引用《公羊传》的解经方法，用"易以书"，而"书之者为曷"的方式提出问题，就可层层深入。用此方式，我们对"年十岁则诵古文"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什么是古文？司马迁读了哪些古文书？在什么地方读古文书？读了多长时间？古文程度达到何种水平？司马迁易以书"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与修史有什么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也就阐释了这句话的深微大义。
司马贞《索隐》给我们留下了唐人的"猜想"。司马贞说："迁及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古文也。"司马贞认为"古文"是指《古文尚书》。刘氏亦唐人，即《史记音义》作者刘伯庄。刘氏认为"古文"是指《左传》、《国语》、《世本》等书。
由于伏生与司马迁年龄不相及，"迁及事伏生"是靠不住的。清周寿昌在《汉书注校补》卷四十一中予以驳正，曰："史公生于景后元年，距晁错死已十一年。错于孝文帝时受书伏生，生已九十余岁。孝文在位二十三年，计伏生当迁时，应百三十余岁。迁十岁诵《古文尚书》，及事伏生，不已一百四十余岁邪？《索隐》缘泥古文必是《尚书》，故致此误，自以刘氏说为正。"伏生，即秦博士伏胜。孝文帝时，伏生已九十余，两眼昏花，不能读书写字。孝文帝为了抢救"尚书学"，派晁错去受读。伏生口授，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整理，得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因此，司马迁及事伏生是不可能的。西汉传《古文尚书》者是孔安国。司马迁曾问故于孔安国，那是成年以后受学于京师之事；"年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记述少年时之所学，恰恰与《古文尚书》没有关系。因此刘氏的解释才是对的。《史记》中多处提到所学古文，可引据以为证。
《五帝本纪赞》："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三代世表序》："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十二诸侯年表序》："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于，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吴太伯世家赞》："余读《春秋》古文。"单独说"古文"二字，可以有两解。一指先秦古文字，即籀书，又称大篆。《太史公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所谓"拨去古文"，指废去古文，推行小篆。汉代又进一步进行文字改革，推广隶书。小篆、隶书皆称今文。再者是指用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云："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上引《史记》中所载古文书正是如此，有《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儒家典籍，也有《谍记》、《历谱谍》等百家之书。这些均是古文书写的先秦典籍。
司马迁年十岁是"诵古文"而不是"书百文"。诵，是阅读诵习；书，是认字练字。"诵古文"之前，心先"书古文"。认字练字称小学。秦时的小学蒙童课本有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爱历篇》，秦大史令划母敬所作《博学篇》。汉兴，将三书合为一书，称《苍颉篇》，凡五十五章，每章收六十字，共三千三百个常用字。《苍颉篇》是今文字书。古文字书有周史官所作《史籀篇》。一般人读书识字，只学《苍颉篇》。如果要想出仕做官，就必须加学《史箱篇》。虽然秦废去古文，但当时离古文的时代未远，国家藏书大多古文所写，引经据典，离不开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说明古文本的《诗》《书》还具有权威性。西汉成帝时大规模整理图籍，国家藏书一律用今文写成定本，这才给今文的深层推广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司马迁时代，蒙童八岁入学，高才而欲出仕者，不仅学今文，还要学古文。《汉书·艺文志》有生动记载。其言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日："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汉时小学教授蒙童识六书，习六体，要能背诵并能写九千字以上，每一个字能写出古体、异体、小篆、隶书、篆刻印章（缪篆）、草书（虫书）等六体，这不是一朝一日的功夫所能成，也不是一般的普及本只识今字的《苍颉篇》。达到上述要求应是指高级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有家学渊源和师承，非一般农家孩童所能诵习。司马迁聪明绝伦，在十岁时他不仅已经过了"书古文"的学习，而且能够诵习古文，阅读古文书籍，故自豪他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里的"则"字透出了司马迁得意的神色。
司马迁在什么地方学习古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矣。"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在建元三年司马迁七岁时系年云："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至于主张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的学者，只能让司马迁进京读古文。因司马迁元朔二年家徙茂陵，生于建元六年，必须在九岁时进京。为了弥合其说，于是有的论者作了如下推论："年十岁则诵古文"，表明少年司马迁已转换了生活舞台，偏僻的农村无论是藏书、师承，还是文教，都不具备诵习古文的条件，而只能在长安司马谈身边开始。表面地抽象地看，这些推论人情入理，但放在司马迁这一特定人物和秦汉之际这一特定环境中，就背离事实太远。王、郑二氏定司马迁在京师习古文，亦不免流俗之论。
秦始皇焚书坑儒，"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①尽管秦法苛酷，但秦始皇并未能烧尽天下之书。它遭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孔氏壁藏古文书就是适例，"《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① 李仲钧先生转述语，见《文史哲》1957 年8 月号。
以故灭。"①秦始皇烧尽了诸侯各国的国家藏书，但他无法烧尽民间藏书。司马氏祖上世典周史，为渊源久远的书香门第之家，虽失其史职，而家学余风犹存。司马昌、司马无泽相继在秦汉之际作京师官，消息灵通，预为措施。司马氏之家亦应多藏有古文**，所以司马谈才能够复兴家传绝学。司马迁年十岁诵古文，正是家学渊源和藏书条件所助成。司马迁之祖司马喜为汉五大夫。五大夫为汉第九级爵。汉初七级以上为高爵，有食邑，这是指因军功所得之爵。司马喜在文景承平之世，无功勋显绩，所得高爵是用四千石粟买来的。汉文帝十二年（前168 年），文帝纳晁错策，颁布卖爵令。富人入粟实边，最高爵可买至五大夫，复一人。四千石粟相当于四十户五口之家的自耕农一年的耕作收入，这说明司马氏家族在复阳县是一个中等地主家庭。司马喜闲赋在家，没有徭戍，有五大夫爵的绅土地位，可以说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尽心尽职的启蒙老师。司马谈出仕于京师，而留司马迁于故里，承受家学的启蒙教育，才是最好的条件，司马迁至京师，如住在茂陵诵读，恰恰是最差的条件。因茂陵邑正在草创，离京师长安八十里，哪来读书条件。司马迁在故里承受家学，四、五岁时就可读书认字，到了十岁就可诵读古文书了。司马迁在故里，既有阎里书师，又有家学师受与丰富藏书，风光秀丽，环境宜人。十九岁以前，司马迁耕读于故里，打下了渊博的学识基础。元朔二年，司马迁十九岁，汉武帝移豪富之家于茂陵。于是，这时司马迁才踏上了京师之途。这时，即使没有移民实京师茂陵的事件，司马迁也将离开故里。因为司马迁习古文为修史打下基本功，故里天地已不能包容。司马迁到京师的第二年即元朔三年就整装出游了。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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