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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马迁的生年与表字
司马迁的生卒与表字，由于《太史公自序》失载，于是成为疑案。尤其是生卒年，因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成为长期的争论问题，至今无定论。不解决这个问题，《司马迁评传》就无从谈起。由于众说纷坛，这里不作繁琐引证，谨就本书的写作依据略作交代。卒年在本书第九章中讨论，这里略说司马迁的生年。
司马迁生年共有六种说法，而影响最大并有依据的是王国维和郭沫若两家的考证。其余四说，大抵出自臆断，皆无讨论价值，姑置不论。
王国维、郭沫若两家都是依据《太史公自序》的三家注推得，两说相差正好整十年。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考辨，都是围绕这两说而展开的。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在这一句下注云：《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元封三年，即公元前108 年，司马迁年二十八，郭沫若据此推算，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 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建元六年说，或前135 年说。
司马迁当了五年太史令，汉武帝改元太初。颁布新历，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故张守节的《正义》就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加按语说：案：迁年四十二岁。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104 年，迁年四十二，王国维据此推算，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 年。学术界称此说为司马迁生年景帝中元五年说，或前145 年说。
王国维是考证司马迁生年与卒年的第一人。其说见前节引述的《太史公系年考略》与《太史公行年考》两文中。郭沫若所主张的建元六年说，创说者为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氏。桑原文《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1922 年刊于《东洋文明史论丛》。中国学者系统阐发建元六年说者为李长之，李文《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载于作者1948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举证十条以立其说"，但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五十年代的论辨中，李长之"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①。但此说自1955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第6 期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以后，亦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有不少信从者。
郭、王两家考证分别依据《索隐》与《正义》，两说相差正好整十年。
一个人的生年只能有一次，故两说必有一误。《索隐》作者司马贞和《正义》作者张守节都是唐代人，且同时相先后，《正义》稍后出，许多地方疏通《索隐》。司马贞与张守节注说司马迁年岁，所依据的材料应是同源的，即晋人张华所撰《博物志》，郭、王两人都引据汉简资料证明《博物志》为"最可信之史料"。既然司马贞与张守节两人依据同源，那末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不是依据的材料有问题，而是传抄流传中数字发生了讹误，这就是王氏立论的基石。
汉字的数字写法，"二十八"与"三十八"，两个数字，"二"与"三"① 皮氏县，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一度改称延平，为时短暂，新莽灭亡，复名皮氏。一笔之差，容易致误。汉唐时期十以上的数字写法，"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四十"作""，这几个数字的竖笔也是一笔之差，容易致误。《史记》、《汉书》中记载人物生年十年之差均有例证。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录了日甫化本《史记》的《索隐》文，正作"年三十八"，这一证据给王国维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版本依据。日南化本是日人所藏中国《史记》善本南宋黄善夫汇刻的三家注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郭沫若否定王国维数字讹误这一立论基石，而对《索隐》、《正义》两个年龄数字并存而安排各有所系，这也是建元六年说论者的立论基石。建元六年说论者认为，《索隐》的"年二十八"指司马迁元封三年二十八岁；《正义》的"迁年四十二岁"指司马迁一生的年岁。司马迁一生四十二岁，这只是一个假说，它不是已知的因，而是待证的果，建元六年说论者把假设的待证之果作为已知的因来推生年，在举证中常常陷入因果循环互证，故李长之举证十条，均系推论，故尔"自云论据不巩固，已放弃前说"。其他建元六年说论者的举证，也都是用推论证推论，在方法上大都陷入因果互证，故其说甚辩，其理不足据。
检验郭王两说的标准，是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所载的经历来验证。依中元五年说推导司马迁的行年，事事无碍；而依建元六年说推导司马迁行年多有抵牾。例如，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依建元六年说则在九岁之前，依中元五年说则在十岁至十九岁之间，孰为合理显而易见。
司马迁生年问题，自1916 年王国维提出，到八十年代中，经过了近一个世纪，中外学者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和八十年代初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可以说基本上廓清了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定论。张守节的"案迁年四十二岁"，是依据《索隐》"年三十八"之文以推断司马迁太初元年时四十二岁。《索隐》与《正义》，不仅依据材料同源，他们的观点一致。以《索隐》"年三十八"与《正义》"年四十二"推断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 年。这就是本书排列司马迁行年的依据。司马迁字子长。《汉书·司马迁传》亦未载。西汉扬雄《法言·寡见篇》有："或问司马子长有言，《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又《君子篇》有："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东汉王充《论衡》在《超奇》、《变动》、《须颂》、《案书》等篇，皆称司马于长。东汉苟悦《汉纪》亦有"司马子长遭李陵之祸"的记载。最早称司马迁之字的文献，是西汉中桓宽的《盐铁论》。《毁学篇》记载御史大夫桑弘羊引括《史记·货殖列传》的话与文学辩难，称为"司马于长言。"桑弘羊与司马迁为同时代人，其言更为亲切。也就是说，司马迁之字"子长"为同代人和两汉人称说，可以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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