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八章 “好辛苦的战斗”和“抽象的抒情”
一、长篇写作计划的实施，老和病
一九六〇年一开始，沈从文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请一年创作假，完成以张鼎和一家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在心里反反复复构想了许多年，现在他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从最初想写一个人，变成写一家两代人的故事。一月给大哥的信中说：“因为第一代背景是合肥大地主家庭，到第二代背景是昆明一亲戚非常腐败的家庭，和当时昆明社会，学生，这种种，我多相当熟习，四嫂记忆力又特别好，能仔细复述往事，条理分明，所以如果那么写下去，大致年终当可将廿五万字初稿完成。”(20；374)四月，又跟大哥谈道：“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试就三姐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他是先在南开，逃广东，几乎死去，到日本又被捕，回国转安徽被捕保出，又到上海北京，又返安徽，终于牺牲。此后四嫂即带其子女随抗战作难民到湘西住了几年，再到贵阳、昆明。孩子们长大又参加昆明学运，复员后到上海参加学运，逃往解放区，现在各已作事，大女儿已在龙烟公司党委会作办公室主任……拟分三部分写，各十万字，在起始记材料。”他还说到写法，“只能当小说写不作传记写，并且只宜用我熟习体裁写，难望如近年几种长篇小说方法写……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我也不会如巴金那么一写百十万言。我的文字有一定限制，用心处一般读者已不大懂了……绝不会如老舍那样成功，是可以预料的”。(20；406， 407)
但是，三月上中旬，全国政协组织到武汉参观大型工业企业和水利枢纽工程，沈从文与百十人同行，参观了重型机床厂、轻型机床厂、钢铁厂、锅炉厂、丹江口水电站等。回到北京没几天，政协会议召开，用去了十多天。六月，又列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六月二十五日，沈从文终于有时间坐上了从北京到宣化的铁路慢车，来到龙烟钢铁公司，采访张鼎和的妻子吴昭毅(四嫂)和长女张小璋(原名张以瑛)，边谈话边记录，前后十一天。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举行，沈从文出席了。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他不是代表，第二次一九五三年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代表的身份参加的；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作家，但他自己知道，只不过近于“挂名作家”而已，因为好多年没有作品了。九月上旬，他再次去宣化采访，历时一周。然后他试着写了一章，题为《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十月上旬，吴昭毅来北京，住在沈从文家里，继续谈张鼎和一家的事情。十月末，参加政协民族组参观团，到包头等地短期参观钢铁工业基地。一年算下来，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消耗于各种活动和会议。但就是这样，到年底，沈从文还是记下了近十万字的材料。
给沈从文写作带来困扰的，不仅是活动和会议占去了时间，当然还有他心理上的顾忌：“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20；405)
最直接的困扰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身体状况。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高血压(高压二百上下)晕头晕脑中度过的，有些日子降压灵每天吃六粒，还吃一种安眠药水，牙齿拔得只剩四颗，“坐到桌子边三小时以上，头即不免相当沉重，眼睛也矇矇眬眬，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感”。(20；412)按照沈从文写小说的方式，“照例又是全个故事老在脑子里盘旋，一章、一节、一行、一句也反复在回旋，只有这么整体在脑子中活动才会好。……我因为比较笨，照习惯总是‘老师上刀梯’一般，全副精力来解决。年纪轻还好办，到老来，就只有心无力，不易回复当年工作方式，不免望洋兴叹了”。(20；408)
五十八岁，年龄不算太高，却实实在在地感受着来自身体内部的衰老。可是，他毕竟不甘心，因为同样真切的还有一份创造的欲望。向最知心的大哥，他是这样表达的：“我目前正那么估想，如能换个比较单一环境，有太阳可晒，有三几种青菜可吃的地方去，从容不迫写它一年，抄改个三五次，这作品用十二万字到十五万字，可能在完成后给读者一点儿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识的。可是向谁去商量找那么一个地方？空想而已。我的空想似乎即近于是在否认衰老、反抗衰老一种努力。……因为生命中似乎还有一份力量、信心和不易克制的创造欲，以及多年来即已成为习惯的对事物的感触体会力，生命即近于衰竭，这种种还是存在的。”(20；482)
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沈从文住进阜外医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到二月十一日才出院。
二、服装史计划的开始
一九六〇年还有一项明确的工作，与写长篇穿插进行，那就是中国服装史的编著。这两个重点突出地显示出来。
前一年七月，沈从文给大哥信里提到，“我还希望有机会趁体力来得及时，把服装史工作打个基础，好供全国使用。明年可能调二三助手来试试，进行一年，即可见出效果”。(20；331)这是他较早谈及服装史计划的文字。一九六〇年四月，沈从文为轻工业出版社草拟中国服装史资料目录，规划比较大，预计编印十本书。六月计划提交讨论，文化部同意进行这项工作。到冬季，已经安排了三个人协助进行绘制图像资料。这是沈从文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做起来就非常投入，十二月中旬告诉大哥说：“明年上半年若体力还支持得下去，大致可将服装史资料搞出个头绪来。已有三个人在画，还不坏。估计可绘出三千个不同形象，由商到清代，三千多年一直不落空。将来还可根据部分材料，加上颜色花纹，因为这方面常识也够用。体力如恶化，即只有待后人来接手了。我希望还要做好几件事，这只是其中一件!还有丝绸花纹史，工艺图案史，都要作下去。只要有助手，工作就好办!因为这十年记在脑子里还有好一堆东东西西!”(20；477)
沈从文总有时不我待的感觉，他太心急了，想一两年就做好服装史资料，没有预料到其后的过程波折变化，社会的更大动荡埋伏在前面，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好几年，他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这一年似乎杂事较少，但也总不免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的热心。譬如二月为出版方面草拟工艺美术图录的出版计划，以历代文物为准，兼及近代民间工艺美术品，而且还兴致勃勃地憧憬，“一出即三百种”(20；378)；譬如人民艺术剧院要上演话剧《虎符》，他给剧组讲解古代服饰制度和生活习俗，介绍各种形象资料、文物和文献，供服装、舞美人员参考。此后几年，他为很多历史剧如《蔡文姬》、《关汉卿》、《武则天》等义务提供资料和咨询服务；十月下旬，他去定陵参加出土衣物绸缎鉴定。这一年发表了《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美术研究》第一期)、《花边》(《装饰》总第十一期)。
作家出版社三月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的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收十五篇文章。沈从文称之为“近十年惟一收成”(20；398)。
三、九妹
衰老时时侵蚀，疾病缠身不去，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不有所考虑的现实了。沈从文想到自己，又想到大哥的身体状况也是病弱，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给沈云麓的信里，不知怎么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从这一时期的通信来看，似乎是忽然冒出来的一个念头，没有“上下文”；其实恐怕不是一时的想法—有些文字下面还特别加了着重号：
旧时代已过去了，新社会一切不同，你身体既不大好，应当把留下我的信清理一下，最好全部烧去，或全寄给我，不必留下，免得麻烦。什么也没有留下必要，因为实在没有用处。我这四十年所有工作，实极不足道，写的东西也全过了时，再不宜让年青人看了，烧掉也比较合理。新写的小册子，多是把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谈问题的，方法虽比较新，不过学历史的嫌浅，学艺术的嫌深，还是两不沾边，只能说是对搞问题方法还有些见解，别的也无什么意思的。(20；418—419)
也就是在一九六〇年前后，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1912—1960年前后)在沅陵农村普遍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沈从文兄弟姐妹九人，二姐十七岁去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所以沈从文十五岁以后，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感情都非常亲密。这个妹妹排行老九，沈家叫她九妹，少沈从文十岁。一九二七年九妹从湘西家乡出来跟着沈从文生活，直到一九四五年，因患精神分裂症，不得已从昆明由一个凤凰同乡护送回大哥住的沅陵。九妹后来嫁给了一个泥水匠，生了一个儿子，在沅水边一个叫乌宿的寨子生活。“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我们湘西那一带是饿殍载道。我们县紧邻乌宿，在那个时候，全县六万人就有一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我可是做过县委机关干部的，不敢瞎说)。”—湘西人颜家文这样描述其时的情形—“整日在乌宿河滩上转悠的九妹，那个当年在北京、上海、青岛、昆明生活过的苗条、俊秀的女子，连美女张兆和嫂子也深赞其美丽的小姑，没有熬过那段日子。没有饭吃，尽吃野菜，先是浮肿，继而是瘦弱，和村里有的人一样，最后是可怜地一病不起。”“九妹就葬在河滩边上。”[50]
九妹的命运，如黄永玉所说，也是沈从文捏着的“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像弟弟沈荃被处死后他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他仍然沉默，即使对亲友也不会喊出灼伤的疼痛；只有从前的好多篇小说，从《炉边》、《玫瑰与九妹》到《静》，再到《三个女性》以及《凤子》等等，为他宠爱的这个妹妹，留下了从孩子到少女到青春时期的娇美的 身影。
四、汪曾祺：“至少还有两个读者”
一九六一年初，沈从文住院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药物治疗、食物调理之外，还以气功和站桩相配合；另外，约半年前左臂扭伤一直未好，这次用蜡热疗法—后来证明也没有多大效果。出院的时候血压是降下来了，但诊断出的心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却未见好，心常隐痛就是由此而起。
但在阜外医院的三十五天，对沈从文来说，就算得上一段难得清闲的日子了。他读了一本新译的《托尔斯泰评传》，又读了《安娜小史》和《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边读边做了札记；之后又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
读托尔斯泰传又激起了他写作的冲动：写一部以家乡子弟抗日为主题的书—这本来也是他多年前的一个愿望。他想好好收集自己家中以及田、刘诸家和陈渠珍等人的材料，于是写信请求大哥：“尽可能把你能明白的材料为记下来，由祖父起随日记下些，不拘记多少。我们将可以共同完成这个作品，也是对家乡一种责任。……特别是那些朴质勇敢的兵士！我因为从他们身边长大，极懂得他们的情绪。过长沙时，还看过得余集合他们出医院的一队人一次训话。记忆永新，动人得很。当时写《云庐纪事》就打了个腹稿，以为会写到廿多万字的。一搁下来即十多年。现在因读托的评传，忽又想到如果体力能许可，写完鼎和传记后，第二本书将是这个未完成的故事，有几个人一定可以在笔下写成活人的。”(21；6)
对《安娜·卡列尼娜》，他略有微词：“写事，笔明朗，如赛马，猎鸟，农事收获，及简单景物描写，都很好。至于写人，写情感变化，有些过细，不大自然，带做作处，似深而并不怎么扎实，乍看好，较仔细看，即觉得不十分好。托自己并不十分满意，是有道理的。评传说英译本将重要议论涉及批评社会制度，思想激烈部分多删节，因此重点转成‘恋爱悲剧故事’，不大合符本来目的，评得中肯。周译似即此经过删节的译本，所以讲到社会问题，对话多含胡。”(21；14)
对《战争与和平》，则推崇备至。他读的是二十年代即结识的老友董秋斯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极好，也译得好。看三册火焚莫斯科，不过用一章文字写，却十分生动。不过从彼尔眼中看去，却极感人。写法兵抢劫，也不过用一页文字，写枪毙平民，不过五个人，可是却十分深刻。真是大手笔。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是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局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又在极大事件、伟大人物描写上，常常作些比拟形容，似乎不甚庄重，可是结果却生意盎然，充满生命，转近自然。”善于学习的可学得很多东西，但是不善于学习的，“只呆记住什么人评论托或其他的思想意识”、“论断”，不去学“具体的长处”，是没有丝毫帮助的。(21；28， 29)
沈从文是和做《人民文学》编辑的妻子谈托尔斯泰的，自然就谈到时下的创作：“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和“在这里杂志上看到几个短篇”，他直接的印象是：“都不好。都不会写，不会安排故事，不会对话，不会写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他说眼下的新文学“不能给多数人比玩麻雀牌更大一些的快乐”，这是不是因为“新文学和这个多数生活，根本上即并无什么关系”？这个疑问，其实近于根本性的质问了。“新作品对他们一点都不需要，你们可不曾注意到。……你们可以说并不懂读者，作者也不懂，批评家写的文章，和一般读者且隔得更远了。许多作品只有准备写文章和教师要看，和多数读者全无关系。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事情!”(21；15， 16， 17)
住院期间收到汪曾祺一封信。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信正是从他劳动的张家口沙岭子寄来的。沈从文特别喜爱这个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如今看着他身处逆境，心情可想而知，他写了一封异常鼓励的信，语重心长。以前，他曾经用过骂的方法：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到上海，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甚至想自杀，沈从文从北平写信把他大骂一顿，说他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此信不存，却在汪曾祺记忆里难以磨灭；他还记得老师同时让三姐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来安慰。[51]现在，“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可比当年一时找不到工作要严酷得多，沈从文的回信因此也大为费心。他先打了底稿，用钢笔写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十二页，六七千字；从医院回家后，又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一次寄出。
沈从文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高兴兴的接受吧。我赞同你!”
他用轻松愉快的笔调，描述自己家庭里的情形：两个做工人的儿子，每到周末回家，打地铺，“卧听柴可夫斯基音乐，谈新机床某一轮子的转数”；家里还多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能歌善舞，性格极好，“是我的侄女，到这里来已改成女儿”。自己呢，“对于外来干扰，人事得失，则一律用‘微笑’招架抵挡!”
沈从文当然要谈写作，从自己谈起，目的则是谈到汪曾祺，要给他坚持的信心和勇气：他说自己还幻想“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不过万一有什么人说这是“修正主义”，还是“招架不住”，所以“特别是怕批评家”，“再也受不住什么歼灭性打击批判”；“可是我却依旧还是想劝你在此后生活中，多留下些笔记本，随手记下些事事物物。我相信，到另外一时，还是十分有用。……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失去工作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好好把有用生命，使用到能够延续生命扩大生命有效工作方面去。……完成这个愿心!”
“一句话，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又说，你“至少还有两个读者”，就是他这个老师和三姐，“事实上还有永玉!三人为众，也应当算是有了群众!”(21；18—24)
一九六二年汪曾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京剧团做编剧。这多少让沈从文觉得欣慰，他在十月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说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汪曾祺的点点点滴，他这个老师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还忍不住为他这个学生大抱不平：“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这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21；245)
五、《抽象的抒情》
沈从文出院之后又经复查，鉴于心脏病等难以治愈，历史博物馆让他上半天班。他下午如果能睡一会儿，人就会感到轻松些。但是从五月份他又忙起来，不仅没有半日休息，还常常是白天连着晚上做事。这样一来，血压就又上去了。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文化部调集了十几位教师编写高等艺术院校工艺美术类教材，有《中国工艺史》、《中国陶瓷史》、《中国漆工艺史》、《中国染织纹样史》等多种，请沈从文担任编写组顾问—这个顾问，其实是事无巨细领头干的人。五、六两个月，他为各教材拟提纲和参考资料草目，还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参编人员到故宫和博物馆看文物，为年青教师初步打个学习遗产的底子，再来进一步为他们帮忙作深入准备。“真为他们干着急!”(21；59)他自己本来定下来去合肥，为写作关于张鼎和的长篇进一步搜集材料，编教材的事一来，自然就去不成了。
六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他住了一个多月，八月初回到北京。他写了一篇散文《青岛游记》，很难想象，这么一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题目，他竟然写了两万五千字，超过他多数小说的篇幅。这也透露出他对这座海滨城市的深厚感情，虽然他三十年代初期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三年，可是，这个时期却是那么珍贵，以至于以后再也不可复得。“我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也即是在青岛海边这三年。”(27；534)他在文中如此叙说。但这篇长文生前未能发表。
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本来安排他休养，一个意图就是离开北京可以少揽事，缓解血压和心脏问题的压力，但他在青岛一面进医院检查，一面还为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审校了《中国的陶瓷》书稿，一九六二年又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一九六三年由北京财经出版社出版。
看似平静的休养期，精神内部却仍然在进行着不那么平静的活动。七月二十三日，张兆和在紧张的工作间隙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先后收到你五六封信，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说不清楚。关于创作的一些经验和甘苦，你谈的我觉得很对，也正是这次文艺工作会议开了二十天会所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对于文艺批评家的态度，以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对创作所采取的态度，你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觉得你的看法不够全面，带着过多的个人情绪，这些个人情绪妨碍你看到许多值得人欢欣鼓舞的东西，惹不起你不能自已的要想表现我们社会生活的激情。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但是文艺创作不能没有文艺批评，文艺应当容许批评，也容许反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是鼓励大家多发议论，用各种不同样式风格表现生活，文化艺术才能发展繁荣。说是人家要批评，我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留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写呢？不写？究竟为什么感到困难？不能说没有困难，创作这种复杂的活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都有，重要在于能排除困难，从创作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发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信的最后，张兆和抄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诗《一个死去了的广岛小姑娘》，并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诗人和作家(包括你在内)。写出这样作品，是人类的骄傲。你说呢？” (21；76—79)
没有看到沈从文此前给张兆和的“五六封信”，大概已经不存；也看不到沈从文对这封信的回复。但是，他写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与张兆和的信构成深层的“对话”关系。这篇文章当然未必就是因张兆和的信而写，所谈其实是多年来萦绕于心、反反复复思考的，但也可能由张兆和的问题而引发，写作时间大致在收到信之后的青岛休养末期或者回到北京最初的日子，最终也没有完稿。张兆和信中提到的文艺工作会议，指六月中宣部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的草案，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宣部正式定稿为《文艺八条》。这也是沈从文所谈问题的一个背景。
《抽象的抒情》有两行题记：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开篇即从根本上谈文学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关系：生命“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伟大文学艺术的产生存在，“反映什么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或分析)。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的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新生，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雕刻品印象，取得他—假定他是一个现代大建筑家—所需要的新的建筑装饰的灵感”—由此可证有些文学艺术的不朽。
问题接着就来了。“文学艺术既然能够对社会对人发生如此长远巨大影响，有意识把它拿来、争夺来，为新的社会观念服务”，就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十分鲜明，于是也不免严肃到不易习惯情形。政治目的虽明确不变，政治形势、手段却时时刻刻在变，文学艺术因之创作基本方法和完成手续，也和传统大有不同，甚至于可说完全不同”。这个不同，是文学艺术及其创作者所遭遇的巨变，沈从文感受到一种根本性的断裂：
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这里有困难是十分显明的。矛盾在本身中即存在，不易克服。有时甚至于一个大艺术家，一个大政治家，也无从为力。他要求人必须这么作，他自己却不能这么作，作来也并不能令自己满意。现实情形即道理他明白，他懂，他肯定承认，从实践出发的作品可写不出。在政治行为中，在生活上，在一般工作里，他完成了他所认识的或信仰的，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实在更无根基”，因为“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社会还没有进步到“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
沈从文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而目前，“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语。周初反商政，汉初重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16；527—537)
这篇未完稿“文革”中和其他许多材料一起被查抄，上面留下了专案人员用红笔划下的重点线，初次发表于沈从文去世后为纪念他而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河不尽流》一书中。
六、昧于“大时代”，执迷“小烦琐”
从青岛返回北京后，沈从文重新回到了工艺美术类教材编写工作的繁忙之中。他和陈之佛是这套书的总审定人，在十一月末又要离京之前，他主要看了漆工艺史和丝绸史的稿子，边看边费力改动。
自从改行到文物领域以来，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史研究要结合实物，要文献和文物互证，一九六一年他以平常阅读注意到的一些细微之处写了几篇文章，都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篇《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六月十八日)，两篇关于《红楼梦》注释问题的，《“瓟斝”和“点犀”》(八月六日)和《“杏犀”质疑》(十一月十二日)，还有一篇《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十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最后一篇因王力《逻辑和语言》一文中的说法而引起，也得到了王力的回应，他写了《关于胡子的问题—答沈从文先生》(《光明日报》十一月十八日)，表示不同意沈从文的意见。
沈从文“斤斤计较”的这些“琐琐碎碎”，在那个“大时代”的氛围之中，显得格格不入。以《红楼梦》的注释为例，从周汝昌多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能够约略感知沈从文的工作是多么“隔膜”于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周汝昌负责整理《红楼梦》新版，即后来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出版的四卷本。领导指示加新注，人选是启功。“那时已然是对‘考证’尤其是‘烦琐考证’批判得十分激烈严峻了(以为学术不需要考证，只需要突出政治……)，启先生对此十二分害怕，唯恐挨了批，下笔极度谨慎—表现为：一条注释尽量字少话活，竭力避免一个‘落实’的具体详实的讲解，亦即采取‘繁琐’的另一极端的‘策略’，用意甚苦。”“谁知，沈从文先生对这样注法却持异议……主张要注这部小说，必须切实详实解清代的那些实物(皆非虚构)，这与启功先生的用意恰恰相反—而且那时极忌把雪芹之书解释为‘写实’，那在彼时是最错误的‘文艺理论’。”一九五五年六月，沈从文写出近五百条注释，拟题为《〈红楼梦〉衣物及当时种种》，“‘古典部’领导命我将沈稿送交启公‘参采’。我遵命照办。启先生一见，吓坏了!……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著，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52]周汝昌回忆说沈从文的注释“一字不敢采”，这是夸张了；但直到一九六一年沈从文还写文章讨论一九五七年新版《红楼梦》注释的问题，确实是昧于“大时代”的氛围而执于“小文物”的种种“烦琐”了。
十月大哥大嫂到北京来，住了一个月左右。沈从文曾写信劝阻大哥前来，大哥却执意要来看看一家大小的健康。沈从文的身体状况令他担心，张兆和也渐渐老弱下来；长子沈龙朱得了胸膜炎，住院之后在家卧床疗养；沈朝慧患肺结核，一直低烧不退，常需要打针，不能入学，只得在家里自己读书、学画画。大哥大嫂来京，住是麻烦，吃也是难题—一九五九年之后北京日益紧张的食品供应，到一九六一年已达极端程度，定量少得可怜。一九五七年四月大哥大嫂曾来北京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候的情形还没有如此困窘。
七、江西行(一)：“白头学作诗”
十一月二十七日，沈从文离京，经上海转往南昌。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和江西省安排的参观访问活动，并提供长时间居住进行创作的条件。沈从文想去把那部素材已经准备充分的长篇再试写几章，视情况决定停留时间的长短。实际上此行达三个多月之久，长篇却没有动笔，而意外地写起了古体诗。
或许是因为中宣部打了招呼，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九位作家受到江西高规格的接待，这多少让沈从文有些不安和不适。九个人中他年纪最大，但其他人也许更“配”得上享受特殊待遇—六个人有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人有在太行山区的光荣资历。他想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一九三〇年过瑞金参加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如果活到现在，他倒是“配”。显然沈从文和同行的其他作家—阮章竞、蔡天心、江帆、戈壁舟、安旗、华山、周钢鸣等—不能算是文学上的同道，不过他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庐山、井冈山、瑞金、赣州结伴而行，或全体或部分人员，倒也热闹。“因为诗人多，大家写诗，我也把四十年前老家当拿出试试，结果似乎比黄炎培老先生词汇略多，比叶老也活泼有感情些些。”四十年前当兵时，沈从文曾学写旧诗，没想到老来又捡回来了。“六十岁重新写旧诗，而且到井冈山起始，也是一种‘大事变’!” (21；117， 118)
现在从《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可以看到这次江西之行的创作：《匡庐诗草》三首，《井冈山诗草》九首，《赣游诗草》四首，其中的大部分一九六二年春陆续发表在《星火》、《江西日报》、《人民文学》、《南昌晚报》、《光明日报》。最初的几首刚写出来时，沈从文难抑兴奋，寄给张兆和看，张兆和反馈回来的意见也意外地令人鼓舞—多年来，这可是少有的情形。“各信及古风均收到。诗写得很不错，白尘同志觉得惊异，连我也没想到。编辑部准备发，除《史镜》篇外，准备全部发表……《资生篇》第二、三首和《花径》写得真好，确有些老杜风呢!其他各篇也都不错。各诗感旧歌今，不落俗套，写景抒怀，浑然一体，情真意挚，读了鼓舞人，也给人以艺术享受。”张兆和是敏感的，她从沈从文的写作中感受到了他这个人情绪上的变化：“全家都为你高兴，问题不在目前写出多少首诗多少篇文，主要的是心胸开扩，情绪饱满兴致高，这对你身体有好处，也是重新拿起笔来写出更多好文章的开始。”(21；145， 146)
夫妻二人在通信里讨论诗，之间的共感确实让沈从文振奋。但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看起来不重要，其实耐人寻味。以《资生篇》为例。诗前有小序：“赞江西生产建设成就，兼及山川景物之雄秀壮美。由史起兴，共成三章，计五百四十字。”张兆和认为第一章《史镜》“整个是谈历史，读来比较干，和前后各篇以抒怀写景见长风格调子不同”，倾向于不用(21；145)；这个意见大概也代表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意见。沈从文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来信说《资生篇》上部得去，那最好不发表。你们不懂前部分正和本题关系密切，和江西目下建设成就有关，如拟用，最好莫删节(和交响乐一样)。” (21；168)《人民文学》最终发表的时候还是做了处理，没用第一章，把第二、三章作为两首诗刊出。
沈从文的古体诗是“温旧歌今”，“咏史”是“温旧”，可是文学刊物更感兴趣的是“歌今”—这当然不仅仅是编辑们个人的趣味使然，而更是时代的兴趣和要求。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现在再来读沈从文的诗作，会明显感受到“温旧”写得更好，而“歌今”的内容，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不免露出时代或轻或重斧凿的痕迹。其实沈从文创作的当时心里就很清楚，他跟张兆和说过这样的话：“其中除了三五句用时事，不免近打油，其他似乎还有气势、感情，文字也足相副。”(21；117)这样就把“用时事”和“其他”分开了，以诗的标准，他心中自有高下的判断。遗憾的是，“你们 不懂”。
《资生篇》第三章《回南昌途中》即使从整篇中拿出来，作为单独的一首诗，其基本的结构也是“温旧歌今”：
昔人在征途，岁暮百感生，
江天渺萧瑟，关河易阻行。
王粲赋登楼，杜甫咏北征，
食宿无所凭，入目尽酸心。
遥遥千载后，若接昔苦辛。
我幸生明时，千里一日程。
周道如砥矢，平稳感经营。
连村呈奇景，远山列画屏。
待渡赣江南，江水清且深，
群峰幻青碧，千帆俱崭新。
倏忽白云驰，比翼雁南征。
默诵王勃文，入目壮怀增。
还过永丰县，绿橘万树荣。
丹实勤采摘，社社庆功成。
田畴布方罫，牛鹅总成群。
老幼貌怡悦，冬衣各上身。
生聚滋地力，谋国见典型。
白头学作诗，温旧实歌今，
无泪湿青衫，才多慕庐陵。
诸事难具陈，笔拙意朴诚，
多谢贤主人，作客愧深情! (15；259—260)
沈从文诗用五言古体，而不用更普遍的七言形式，对这一点他有自负：“一般人多作七言，易写难工，境格不高，常借助于三百首调动调动字句而已。我倒‘人弃我取’，专写五言，因为古文底子好些，又记得较多典故，且熟读汉魏诗，所以旧瓶装新酒，写来倒还有意思，和目下一般旧体诗不大同” (21；173)，“笔拙意朴诚”而自有其格。自负之外他也有自知：“但是不是手边没有本《诗韵集成》？走韵处恐不少，好在正如简笔字，可以自我作古，一般要求不高”；另一方面是对能否被理解的担心，“遗憾的是有些用典使事精彩、准确、有分量处，近人已不大懂了，不免有不上不下情形”。 (21；117， 118)
八、江西行(二)：设想一部生活回忆录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21；143)
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作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 (21；129，
131)
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习，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好写，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恶哀乐的形式，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目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 (21；135)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它是。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写出来。“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21；154—155)
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他随身带着这本他早已熟透于心的书，不断重读)、《湘行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也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 (21；152， 154)
二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茅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
“这次出行，整一百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五千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21；192)
九、人与事
回到北京，就是又回到了日常的忙乱中：工艺美术类各专史初步脱稿部分要看之外，“依旧在不断揽些杂活，不计酬，不要道谢的杂物。近来正在参加审定五千件藏画，可以学习许多东西。此外还在为景德镇研究所改《中国陶瓷》稿，为人艺剧院介绍武则天材料，为另一人介绍绘《文姬归汉图》材料，为一搞美术史的介绍古玉方面材料，为馆中编图录提修改意见，……事像老作不完”。(21；197)
说这个话是在五月初，此前，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参加了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四月十三日晚上，沈从文去看巴金和沙汀，沙汀日记里有细致的记载：“他精神、情绪都好，刚一坐下就说：‘三姐派我来请你们去吃杂酱面呢!’随即问我哪天有兴，喜欢喝什么酒？”两个人从创作和生活的关系谈到批评，谈到作家之间的关系。等巴金回到房间已经九点，然后一同去楼下喝酒，喝到十点钟，又一道乘车去看三姐。“我三年前同巴公去过他们家里，感觉两间屋子都小。这晚上感觉得更小了，挤满了东西。”“回到家里，一直到上了床，我们仍不停地谈着从文和他过去的作品。”更有意思的是两天后，沙汀日记里写了沈从文不在场的一个情景：几个人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于是我同光年的争执，也就更加剧烈起来，我以李健吾为例，对当前的批评工作谈了自家的意见，并且侧面举了前天夜里从文的话：‘按照批评家的意见，是写不出东西来的!’这时，文井忽然插嘴：‘啊？他敢说这个话？’而他显然感觉得很高兴……”[53]
四月十日，沈家意外地收到了张充和的信。自一九四九年分别，多少年音信未通。沈从文回信，为张充和与傅汉思已有公子二人道贺，却避谈自己这边的沧桑巨变，而说碰到的老朋友査阜西、朱光潜，“我们都好”，“你们料想不到即是大家都似乎还相当年青”；二姐做了祖母，三姐即将退休；“近年来好戏好曲子真多”；“北京日来已开玉兰，中南海边杨柳如丝，公园中有兰花也极好。我们一家文娱，主要是古典音乐唱片，一般多苏联的。”—那个时代寄往美国的信，除了说这些，还能说什么？“闻美国有将张萱《捣练图》用彩色印，如有又不贵，可为找一幅来，我们将复制。”—这倒真是沈从文平日所关心的一类事。信中抄录了好几首自己在江西写的诗。(21；193—194)
七月中旬，沈从文到大连休养，住了一个多月。这大概是政协安排的，同行的人中有顾颉刚、金岳霖。在海滩，同伴下水游泳，“我和顾颉刚作‘老太太’，在沙上帐幄下谈天”。“晚上又是一大车去看晚会，我即宣告休息。这些近代生活正和我们在江西景德镇看跳舞差不多，永远和生活习惯隔得远远的，总似乎无什么意义。……看跳舞，可只得到一种与这种种远隔感。但是到这里来看‘自由市场’，可只得到‘凄凉感’，因为什么物资也没有……那里是什么‘市场’？……事实上还是得在各种‘近代生活’中讨生活，人还像十九世纪的人，所以心情有些离奇感，滚来滚去，可始终不像个近代人。” (21；225， 227， 228)
老友金岳霖也是一个不能融入到集体娱乐中的人，沈从文给妻子的信里描述了这样的情景：“老金只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翻扑克牌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住在叔华家情形，后来搬到北总部胡同情形，和到昆明我们住处喂鸡情形。在这里看他客厅中一个人玩牌(和洋老太婆卜课一样)，我坐拢去问他，他说‘无聊’才玩这个。同样是这两个字，用到他生活里，我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分量。的确是有一点儿分量!人都说他‘怪’，神气的确怪，但事实上和他一熟，将承认他是个最近人情的人了……老金的‘寂寞’真是有点儿×，听说不久已可搬家，新住处将有四间房子可住，正是希望原来厨子回来管家，一个人不结婚到了老年，实在是相当惨，特别是到这么一种过渡社会情形里，所学的一行也没有充分得用机会，另外许多长处，年青人都学不来了。趣味广博，知识广博，如和卅岁以下的年青人生活多有些接触，照理都可以使得卅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生活活得更扎实丰富，但却没有机会这么接近年青人了。等他搬新家后，我们全家福带上张之佩去作一次客吧。” (21；234—235)
在大连，还有一次和文学同行的不期而遇。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连会议”—在这里开了半个月，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大连市委请吃饭，把两拨人安排到了一起。“我和赵树理、周立波、侯金镜等一桌。茅盾、周扬也在此。……邵说，你来参加吧，但不正式邀可不好去。……赵树理喝了不少白酒，还未唱戏，可能回到住房就唱起来了。” (21；230)邵荃麟的邀请或许只不过是顺口说说而已，沈从文当然不会不知趣到真去参加座谈会的地步；但比起一九四八年的声色俱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54]，客气一下已经是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此一时彼一时。赵树理回房间后唱没唱戏不知道，后来人知道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对农村形势的长篇发言[55]，直陈现实，振聋发聩，有人说是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凄美的“天鹅绝唱”。过了还不到两年，“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受到严厉批判，邵荃麟作为主要当事人倒霉挨整，罪行不断升级，更于“文革”中被捕，一九七一年病死狱中。
因为大连休养，错过了文化部的座谈会，沈从文回到北京后立即给文化部党委写信，结合他在政协的提案，就文物工作向传统学习、古为今用问题提了四点建议：一、摄制一些教学和生产用工艺美术电影；二、试印十七八世纪的彩瓷、丝绣、漆器、雕玉、竹雕、扇面、地毯等专题性图录，为当前生产改进作参考；三、帮助青年教师补课进修，分别情形和需要，到故宫等条件较好大博物馆参观学习；四、举办专题文物到各地作针对性短期展出。(21；236—241)
高血压和心脏病使得沈从文有时不能去博物馆上班，即便如此，从一九六〇年开始的服装史资料的工作还在持续，好在有几个助手可以在他指导下绘制图像。让他特别苦恼的是没有资料可以放在手边，他常幻想，要是有三万张图片会如何如何便利，“目下所有杂知识全得靠记忆，塞到一个三斤六两重的脑子里……人一完事，一切即随同完事”；“还有经常是一家四人得挤在一个房间里过夜，求夜里睡得安定一些可不容易办。半夜醒后待开灯看看书，又会妨碍早上六点多些即得出城上工人的睡眠。心脏已有了毛病。在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下，我还在打量如何加强学习，好来回答杨贵妃或王昭君蔡文姬等等材料问题，真有点像是一个人用力拔自己头发，以为可望举起自己身体一样，傻得可笑。”他小心翼翼地问老朋友陈翔鹤，“不知道熟人中能有什么办法，让我能从什么方面得到一两间房子没有？只要在目前住处附近，即自己每月出一笔租钱也成。只要有个地方稍微可松动一下，我就等于已经把自己拔到空中了” 。(21；280—281)
十、隔世
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一九六二年二月号刊登了沈从文的《鱼的艺术》一文之后，又在十、十一月号上刊出戴乃迭翻译的《边城》；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六卷有松枝茂夫翻译的《丈夫》，第十九卷“诗·民谣集”有今村与志雄翻译的《你就像鹿一样》。而此前，法国巴黎《法国与亚洲》一九六一年第十七卷第一百七十期刊出大卫·基德(David Kidd)翻译的《雨后》。这些旧作的外文译介，没让沈从文多么高兴，反而更加强了他挥之不去的隔世之感。给程应镠的信里，他说：“最近英文的《中国文学》译出的《边城》，只听说译文还好。又看日译的两种选本，听人说译的也好，选的也好。事实上十分离奇，这好像已和我并无什么关系。不仅因为我不懂英文日文，即中文本子，我间或看看，也像不会是我写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谈到自己居然写起了旧诗，因为是诚挚的老友，他可以说出自己复杂的感受：“打油作品竟有人赏识，也是幸运。但是认真到用全生命以赴的工作，却毫无结果，近于败北，实不可解。”(21；243， 244)别人未必感觉得到，他自己内心里却不得不领受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讽刺。
“人已居然活过六十岁，真正是如写《边城》时说的老船夫，凡是‘命里’应分得到的种种，都得到了。一生好辛苦的战斗!” (21；243)
沈从文当时并未得知，一九六一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一出版就受到关注、其后影响持续长久的英文著作里，夏志清于第八章专章讨论沈从文的作品，不吝赞词。学英美文学出身的夏志清，常常把沈从文和重要的英语大作家并列比较，如：“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其对现代人处境之关注，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谈到沈从文笔下的萧萧和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被诱奸的利娜·格洛夫，“两人人格之完整，却丝毫未受侵害。由此看来，沈从文与福克纳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即使是沈从文短篇中并非最上等级的《夜》，故事里的那个老人也令夏志清印象深刻，认为他“代表了人类真理高贵的一面：他不动声色，接受了人类的苦难，其所表现出的端庄与尊严，实在叫人敬佩。相较之下，叶芝因自己老态龙钟而表现出来的愤懑之情，以及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那个患了‘空虚感失眠症’的老头子，都显得渺小了”。夏志清还观察到，沈从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态度，“颇像英国批评家兼诗人马修·阿诺德对浪漫诗人的评价一样：他们的热心和勇气都够了，可是懂的却不多”—我所以要特别挑出夏志清把沈从文与西方作家相参照的意见，是因为，在沈从文文学写作的生涯中，他心里藏着这样一个宏愿，或者叫野心：他要使自己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达到与世界作家比肩而毫无逊色的程度。不得不放弃文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样的宏愿还会时常萦回，让他为中断了这一愿望的充分实现而耿耿于怀。
夏志清认为，造成沈从文在中国文学上重要地位的，“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赞叹《静》这个短篇，说：“除沈从文外，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专章之外，在第十四章，夏志清又对抗战时期的《长河》高度评价，“《长河》暴露了农民对于政府的原始恐惧……单就发挥道家这一深厚的人生智慧上，《长河》已经超越了作者最早期的另一本小说《边城》……《长河》也超越大多数现代中国一般的乡土作品，它们充其量只是表现了忧伤和暴力，缺乏可以相提并论的严肃‘视景’”。夏志清最后还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选集。[56]
夏志清在注释中说到马逢华的文章《怀念沈从文教授》。马逢华是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的学生朋友，他在一九五三年写了这篇文章，内容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遇。此文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于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三期；若干年之后，台北《传记文学》一九六三年一月号转载，香港《当代文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号又转载。这没有什么奇怪，大陆之外关心沈从文的人能够得到的信息极其有限，这篇文章提供了时代转折那几年沈从文的一些情形。一九六二年八月，华盛顿大学的施友忠在英国举行的“中共文学讨论会”上提出报告，后把其中的一部分以《摇旗呐喊者和逃避主义者：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为题，发表于伦敦《中国季刊》一九六三年春季号。论文参考了马逢华的文章，并且讨论到沈从文的旧体诗和他从事文物研究的选择，这大概是西方学术界最早讨论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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