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七章 “老去”的文学，“不算是学问”的学问
一、“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
一九五六年提出并逐步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形成的“早春天气”，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七年的头几个月。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以温和的口吻宣告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肯定了王蒙等人干预生活的作品。[37]沈从文列席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详细笔记。
在文艺政策“调整”的形势下，动员老作家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成了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大型杂志《收获》创刊，《发刊词》十分突出地强调：“《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他们在文学的大道上辛勤地工作了几十年”，接着列举了老作家的种种“优势”，然后说到现在，“他们有多少心底涌出的话语要说呵，他们有多少欢乐的感情要写在纸上呵!老作家们的个人的收获，将成为《收获》的最丰盛的果实和粮食”。创刊号发表了老舍的《茶馆》、艾芜的《百炼成钢》、柯灵的《不夜城》以及冰心的诗、沙汀的短篇、巴金谈《家》的文章、严文井的童话，等等。[38]
《收获》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是反映时代氛围的一个例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周扬对《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说：“你们要去看看沈从文，沈从文如出来，会惊动海内外。这是你们组稿的一个胜利!”[39]不久，七、八月号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跑龙套》和《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中国作协要沈从文提交创作计划，三月他起草了一份，但就是在写这份计划时，他的心思也不全在文学写作，反倒更偏重文物研究。他说“大致有两个中篇的初步准备”，一以安徽为背景，一以四川内江糖房生产为背景；“又还想试再写些短篇游记特写”。接着笔锋一转，“如照目下生活方式，大部分脑子中转的，只是一堆待进行未能好好进行的研究工作，和越来越多的一些坛坛罐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问题，及将来如何转用到新的生产上问题。用头脑方法不是写小说的，即拿起笔来，也难望写得出什么像样东西”。最后，他谈的还是文物研究，对工作条件之差难掩其火：“我在历博办公处连一个固定桌位也没有了，书也没法使用，应当在手边的资料通不能在手边，不让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结合起来，这方面浪费才真大!却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浪费，正如没有人明白这部门工作落后，对于其他部门工作影响一样，好急人!谈到这里我脑子不免有些乱起来了，因为正像一辆破车子在烂泥中挣扎前行，许多工作好难推进!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这边研究工作会作得更具体些，抽出部分时间来写作业就方便得多；这辆车子也许还可走好远的路，如总这么下去，恐怕什么都作不好，定的任何好计划也必然落空!” ( 27；509， 510—511)[40]
八月，各方协调后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休养和写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九三二年改名山东大学)教书，这座海边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切的记忆和感情，那两年也是他的生活摆脱早年的困窘，写作日趋成熟，生命转为愉快和从容的时期。二十多年后再来这里，没有工作任务，他一下子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感：“似乎生命全部属于自己所有，再也不必为上班或别的什么老像欠债一般，还来还去又总不会完，—这里却真作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他早晨五点即起床写作，“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 20；185)休养不足一个月，他就写出了三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后来未发表的长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不过，他刚去没几天就完成的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41]
“明辨大是大非运动”—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到八月已经如火如荼。春天开始的“大鸣大放”还在兴头上，正风风火火地进行，形势却出乎意料地直转急下。五月十五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就此正式拉开了大规模“反右”运动的序幕。
沈从文因为在“早春天气”里拒绝了有关“鸣放”的约稿和采访，幸免此劫，但许多熟人和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从报纸上，从张兆和的信里，他不断得知谁又被揪出来了的信息：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见了报，程应镠已逐渐交代，丁(玲)陈(企霞)问题有详细报导，批评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开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凡事谨慎就成了自然的反应，即便海边的清静让沈从文明显地感觉到体力和脑力的恢复，他又能写什么，又能怎么写呢？内心里，他恐怕不得不承认张兆和的批评有道理，他试写的作品其实是失败的。他跟大哥信里说：“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人难成而易毁……”说起这点他当然会有伤感，特别是想到早年的抱负的时候：“三十年前用笔时，只想把纪录突过契诃夫。”好在他另有安心的事业：“现在又变成了半瓶醋的文物专家。而且有欲罢不能情形。聊以解嘲，也可用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慰。若又因此出毛病，那就真是天知道是怎么办才好了。”( 20；197)
沈从文写信嘱咐妻子把仅有的几百元存款捐给凤凰办中学，“将来如有钱，还是得学你爸爸……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从看不见处去作，才真是尽心……”( 20；207)张兆和的父亲张冀牖二十年代独资兴办了苏州乐益女中，沈从文可是把自己装牙齿的钱也捐了。离开青岛前几天，沈从文去萧涤非家里吃了顿晚饭，两人是青岛大学和西南联大的同事；又一起去看望了赵太侔，青岛大学时期的旧识。
回到北京后，沈从文马上投入到故宫保和殿九月举办的“中国古代织绣展览”的工作中。十月，北京十三陵的定陵地下玄宫大门打开，沈从文应邀前往发掘现场，考察刚刚清理出来的服饰、丝织物等。
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发表的与历史文物、民族艺术相关的文章不少，有《故宫的建筑》(《人民画报》第一期)、《从一本书谈谈民族艺术》(《旅行家》第五期)、《人民时代人民艺术的成就—庆贺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光明日报》七月二十七日)、《古代镜子的艺术特征》(《文物参考资料》第八期)、《湘西苗族的艺术》(《民族团结》试刊号)、《埋藏了两千三百年》(《人民画报》第十二期)等，当然他写的不止这些，还有几篇未能发表的手稿。尤其让他欣慰的是，十二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署名沈从文、王家树编。这是他文物研究的第一本专书，在自存样书扉页上，他题写了几句话：“此书重要处，即大部分均系唯一图样，且多据残本复原，家树同志贡献特别多。”[42]
这一年他还有另一本书出版，引发的感受则复杂得多。还是在“早春天气”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沈从文的小说选，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就着手搜集自己的旧作进行编选，但同时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集即或印出来，大致也不会有多少读者，只不过是供一小部分教书的作参考材料，同时让国外各方面明白中国并不忽视‘五四作家’，还有机会把作品重印而已”。清醒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就不会欢欣鼓舞；而想到当年写作时曾经怀有的巨大野心—“拿作品到世界上去和世界第一流短篇作家或文学史上第一等短篇作品竞赛成就”—便不能不倍增伤感：“过去看契诃夫小说时，好像一部分是自己写的。……现在来看看自己过去的写作，倒像是看别人的作品，或另一世纪的作品，也可说是‘古典’的作品了。不仅不像是自己写的，也不像是自己能够写成的。……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的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满有意思。这一切都像和我已隔得远远的，正如同大学校和我隔得远远的一样。”( 20；138—140)
十月，《沈从文小说选集》印出来了，收旧作二十二篇，约三十万字。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第一次出版旧作，他告诉大哥这个消息，不但没有显出多么高兴，还吐了口在心里压抑了很久的不平之气：“解放后，有些人写近代文学史，我的大堆作品他看也不看，就用三五百字贬得我一文不值，听说还译成俄文，现在这个人已死了，这本文学史却在市面流行，中学教员既无从读我的书，谈五四以来成就，多根据那些论断，因此我这本小书的出版，是否能卖多少，也只有天知道!这也真就是奇怪的事，一个人不断努力三十年工作，却会让人用三五百字骂倒，而且许多人也就相信以为真。令人感到毁誉的可怕，好像凡事无是非可言。看到那些不公的批评，除灰心以外还感到一种悲悯心情，想要向他们说：‘你们是在作什么聪明事？你那种诽谤，对国家上算？你不觉得你那个批评近于说谎？’” ( 20；220—221)[43]
这样的激愤，自然不会写进书的《题记》，他在《题记》里只是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这句话夹在长长的文字中间，像没人会在意的一声低微的叹息。[44]
二、长子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
“反右”沈从文没有摊上事，他大儿子沈龙朱却意外地摊上了。沈龙朱在北京工业学院读到了四年级，已经入了党，担任班团支部书记，“反右”刚开始时还是领导小组成员，但到暑假运动迅速发展到党内“反右”的时候，他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九五八年初正式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没能正式毕业，转到校办机械厂，成了第三车间钳工班的学徒工。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等到一九七九年彻底摘掉“右派”帽子，已经四十五岁了。
沈龙朱早就认为自己做到了在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即使被打成“右派”，还觉得“我是党内反右的，不是外头反右，不能随便和你们说”。他长时间待在西郊的学校不回家，实在熬不住了，才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的事逐渐透露给父母。有一个星期六，沈从文为苦闷却又不肯跟父母交流的儿子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会面，他邀请了刘祖春到家里来。刘祖春是凤凰人，一九三四年受沈从文大哥和三弟资助到北京，在北大读书期间是沈从文家里的常客，受沈从文帮助和影响写过一些湘西题材的小说；抗战爆发后到山西、延安投身革命；一九四九年任中南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南局取消后调任北京市委工作。“父亲把刘祖春邀了来，把我弄回家。给我们创造一个机会，让我跟他吐出来，你懂吗？我觉得这是个党的干部，应该是能够倾心说话的，而且刘祖春又是那么多年前就跟我父亲有交往。于是，我就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抖出来了，一下子很多东西都放开了。”“我觉得父亲为了我，精心策划了这一招。那对我帮助真是非常大。”[45]表面上，沈从文对儿子却什么都没有说。“父亲照顾着我剩下的那一点自尊，不过问任何与反右运动有关的问题。”[46]
在《“反右运动”后的思想检查》里，沈从文写道：“许多熟人都成了右派，我思想中不免有种错觉，只担心以为我也属于右派。又家中大孩子，本来人极老实，入团多年，且已入党，在学校忽被划成右派，心中十分难过。”碰上大小运动，要求写思想检查，这已经成了惯例，沈从文写过不少这一类的东西，总是备受折磨痛苦。这一次，他以这样的话结束检查：“让我工作，头脑还担负得下。写思想检查，实在担负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27；159， 161)
但检查还是会写下去。一九五八年“红与专”学习期间，他又得写自我批评，还得从自己的历史谈到现实，谈到运动中的表现：“九年来，在各种运动中，我虽参加，多似乎被‘推’着前进，而缺少自觉的‘力争上游’。……越来越怕事，无能。”不但没有“做一个新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反而“表现出一种精神分裂退化的现象。未老先衰，而微带白痴的呆相，常反映到许多方面”。“本身已是一种‘古董’，人在历史博物馆中工作，求在工作中不见出‘厚古薄今’的倾向，那能办得到!那能避免!”( 27；166， 167， 168)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九五八年最大的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之后，全国掀起的“大跃进”。“大跃进”会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吗？
六月，沈从文参加文联组织的第三次去十三陵水库工地访问，随后被安排到市郊八大处长安寺，写出纪实散文《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编入作家出版社《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第二集，七月出版。这其实是接受“跃进”形势教育，用笔来歌颂新人新事。这样的文章，写得怎么样，沈从文岂能没有自知？他跟妻子说：这种写作方法，“得先考虑写的是否真，再考虑读者，自己兴趣、文字，放在第四五以后，写出来不可免会见得板板的，或者简直就写不下去。……读者和编者要求支配作者向浅处写，一时还不能习惯。”( 20；243—244)
如果说这是“跃进”形势下的勉为其难，那么另一件事就得感谢“跃进”的大势了。在这种形势下，博物馆有了一个破例的举措：为生产、为社会做针对性专题巡展。这一举措很可能与沈从文的促成有关，他做杂文物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为生产、为社会服务。八月下旬，沈从文带着一批故宫和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明清丝绸、刺绣，到杭州、苏州、南京做巡回展览，目的是贴近丝绸、织绣生产基地，为生产第一线提供古为今用的参考资料，以促进产品花色纹样的改进和提高。巡展历时三个月，沈从文满腔热情地做了三个月巡回说明员。回到北京后，又立即投入到故宫准备在武汉举办的文物展览做陈列设计、撰写说明的工作中。这算是沈从文个人的“大跃进”，与整个社会轰轰烈烈的运动反差何其巨大。
这一年沈从文在中央工艺美院主办、九月份创刊的《装饰》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创刊号)、《鱼的艺术和它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与发展》(第二期)，并担任该杂志的编委。还有一篇《谈染缬》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第九期。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十一月出版了他又一本文物专著《唐宋铜镜》。
沈从文晚年曾经讲起过一九五八年发生的一件事：“为庆祝‘反右’斗争胜利，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有三十多人参加，我也去了。席间，周扬当场宣布：‘老舍工作很忙，准备让他多作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想请沈从文担任。’我一听急了，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47]
三、“不算是学问”的学问，“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
“上不得台盘”，不合时宜，不懂政治而且对政治真没有兴趣，沈从文当然有这种自知自明。不过，有时候犯起“天真”来，也会让人惊讶。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苏联成功发射“月球一号”探测器，《人民日报》第二天发布特大新闻称“开创星际飞行伟大新纪元”。沈从文给大哥写信说：“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 20；280)如何来理解他“入党”的念头呢？黄永玉描述的情形既真切有趣，也分明地显示出，实在不必从政治上来过于复杂地理解这个“貌似”政治的想法：
有时他也流露出孩子般天真的激动。五十年代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当日的报纸令大家十分高兴。
我恰好在他家吃饭，一桌三人：我、表叔和一位老干部同乡大叔。
这位大叔心如烈火而貌如止水；话不多，且无甚表情。他是多年来极少数的表叔知己之一。我十分欣赏他的静默的风度。
“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党”是可以一“个”一“个”的“入”的；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
我睁大眼睛，我笑不出来，虽然我想大笑一场。
大叔呢，不动声色依然吃他的饭，小心地慢吞吞地说：“……入党，不是这样入法，是认真严肃的事。以后别这样说了吧!……”
“不!不!……我不是真的要入党……我只是，……”从文表叔嗫嚅起来。
大叔也喑着喉咙说：“是呀!我知道，我知道，……”他的话温暖极了，深怕伤了老朋友的心。[48]
一九五九年，为向共和国十周年大庆献礼，北京十大建筑相继落成，历史博物馆新馆是其中之一。历史博物馆初建于一九一二年，馆址设在国子监，一九一八年迁到午门及午门与端门间的东西朝房，一九二六年正式对外开放。一九四九年国立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一九五九年建成的新馆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春末，沈从文写了一篇《历史博物馆十年》，以馆方的口吻概括工作，大概是馆里让他写的，手稿原件现存历史博物馆档案室；他自己在这里也正好用去了十年岁月：“十年来作职员，一天上下班四次，得来回换车八次，每天大约即有二小时在车中挤去，总是头昏昏的，黄昏过马路时，还得担心被车撞倒，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得到。”但是，“我居然还存在，真应了诗人所说‘此身虽在堪惊’!”至于工作，“忙的全是别人事情，学的又似乎永远不算是学问”。( 20；286， 285)
不过，这种“不算是学问”的学问，其核心和脉络越来越清晰起来。经过十年的摸索，从与种类杂乱、数量巨大的文物的广泛接触中，沈从文自己研究的重点慢慢凸显出来了，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也愈发明确地意识到其特殊的意义。他给大哥写信，是不必掩饰自己的想法的：“以全国言，搞综合文物研究工作的，简直是屈指可数。‘军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正和三十年前写短篇小说差不多，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长一类角色，照旧戏说则是‘开路先锋’。例如绸缎研究，千百年来没有人注过意，完全近于空白点，即谈到些，也似是而非，一枝一叶的，不着边际。这几年来机会好，条件好，摸了几万种实物，又有个综合文物基础，问题差不多就明白了。工艺美术装饰图案，过去也无人敢下手，也无从下手，这几年综合一搞，线索也有了，且因此发现了许多问题，为工艺花纹发展史打下个好基础。又从文物制度衣冠服饰上来研究人物绘画的时代，也是个新问题，再深入一步，将为这部门鉴定工作建立些新观念。总之，还是得力于文物和文献的结合和综合研究方法。新的艺术史研究工作，此后将成一门科学，是一定的。”有十年工作打底，他对研究自有信心；即便想到个人精力是否匹配的问题，他还是很骄傲地说：“一个人能够在许多新的工作中，担当披荆斩棘开荒辟土的任务，也极有意义，能这么作，精力旺盛是条件之一，至少也可证明是生命力还充沛的一种象征!有时不是真正的精力强健，倒是一种学习勇气!”( 20；301—302)
历史博物馆七月下旬开始搬迁，九月底完成新的陈列布置，沈从文参与了近于战斗的繁杂工作；再加上搬迁前几个月就为设计陈列、提供参考资料而忙乱，国庆日之后又有二十多天陪同外宾分批参观，这一年的大部分精力就用在这上面了。同时另有一件事是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历史图谱编辑工作。
故宫博物院织绣馆国庆对外开放了，实现了沈从文的一个心愿。这个馆的陈列设计是沈从文做的，一万一千多字的《织绣陈列设计》缜密而系统，得到批准后他又参与了布展。织绣馆从筹建到终于开放，沈从文付出了大量精力，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吴仲超在一九五四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不久，就聘沈从文参与故宫的有关工作；故宫档案记载，一九五七年拟定沈从文为织绣组研究负责人。他虽然没有正式调入故宫，但作为故宫兼职研究员，实实在在地常常来故宫上班，神武门内东侧大名堂原织绣组办公室有他的办公桌。织绣馆的建设和织绣人才的培养是他为故宫贡献突出的方面。[49]当时织绣组的陈娟娟刚从中学毕业，对织绣文物既不懂也没有兴趣，是沈从文的培养使她爱上了这个专业，并在沈从文的长期引领下走向深入的研究，成长为中国织绣和文物鉴定的重要专家。
忙乱的一年里还发表了不少文物文章：《关于文物“古为今用”问题》(四月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装饰》杂志第三、四、五、六期上的《谈挑花》、《介绍几片清代花锦》、《谈皮球花》、《蜀中锦》，《文物》第二、六期上的《金花纸》、《谈谈〈文姬归汉图〉》，《光明日报》十一月八日的《谈瓷器艺术》。
老朋友靳以去世，他写了《悼靳以》，发表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另一位老朋友也是他隔了几层的上司郑振铎出访飞机失事遇难，他写了《怀念郑西谛》，但未发表。
年底他还写完了一篇回忆录《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或者是应什么刊物的约请而写，但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刊物没有用。
十一月中旬，沈从文把弟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从老家接来北京，作为女儿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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