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九章 大动荡前：“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
一九六三年三月，沈从文写散文《过节与观灯》，篇幅不短，发表在四月的《人民文学》上。五月，为三年前去世的林宰平的《北云文集》作跋。林宰平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初到北京时即给予鼓励和帮助，沈从文感念甚深，他的跋语把感情隐藏在简洁、朴厚的文字中，未有一句直接道及私人交谊。他还写了一篇《我国古代人怎么穿衣打扮》，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常识》第五册中。
馆里馆外的工作照旧忙乱而且永远也忙不完，他自愿担当“文化服务社问事处干部”的名分，“什么人要什么时，即为从记忆中挤出来”—因为无从保留资料、图片，“一切全靠记忆”。(21；303)比较紧迫的一件事是工艺美术系列教材的审读。六月十八日，沈从文和七个人同上西山看稿子，用去大约四十天。住的地方是香山饭店，正是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间沈从文生活无着，经林宰平和梁启超介绍，来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地方。现在的房间，似乎由过去的校舍改造而来。“四十年前我在这里住的小房子，至今还未坍圮，有人住下。只是校中到处是荒草，住在这里的人大致也多不知熊希龄是谁了。历史变化之大，真是不可设想。”(21；332)
他在家信里描述了工作的情形：“近来我经常是十二点还不能睡。吃药不甚灵，早上二点醒来，再睡睡，到五点就起床了。五点到八点空气最好，黄鹂也叫得格外清脆好听。这一段时间工作效率非常高，能敌整天有余。总是在两株大松树下去看四十万言稿子，一行行看下去，一字字改下去。”本来这一套书的主审是沈从文和陈之佛两个人，陈之佛去年辞世，沈从文自然承担得更多更重。譬如说最厚的一部稿子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一块来看稿的几个人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干脆就让沈从文一个人看。“因为稿子分量重，内容杂，边看边增改用力大，睡得又少，前几天鼻子流了点血，心脏也总是隐痛，不大好办。”“我已看过三次，这是第四回，仔细增改，也易接触问题。”虽然异常辛苦，但他心里还是欣慰，“书用的材料多，写得还不坏，若文化部同意付印，将是中国第一部《工艺美术史》，我这十年学的杂项在这里有了用处，因此多为费点心也应该。前后不过两年，居然有此成绩，比起文学史、美术史前后积累四十多年经验，至今还只能到目前水平，这本书的完成，就可以说实在很不错了”。(21；333—335)经过四次审改，沈从文为这部书稿补充的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从香山回到城里后，出这套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不断把将出的书稿送给沈从文审，稿子的麻烦他不怕，还要考虑稿子之外的事，这就有些别扭。譬如一本《图案基础》，沈从文认真写出一些意见，却特意嘱咐出版社编辑把他的意见另抄一份，“作为你们编辑部一点建议……总之不必说是我的意见，免得编者感到扫兴。因为编者是国内唯一专家，自尊心强，自信心高，好意协助不一定需要(有时或胡乱恭维一阵，倒反而能起鼓舞作用)”。(21；340)
还有特别生气的时候。有一本书稿作者强不知为知，自矜发明，不肯修改不说，还把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附于说明文上，加以批驳，理由又没有根据。沈从文给编辑写了一封压不住火气的信，说：“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和我们有相当距离，彼此无共同点可得。这么夹缠下去，了无意义，费力不讨好。即此打住，还是时候。”“回想一下经过，还是出于‘热心误用’，不免变成‘自找麻烦’。但是也由此增加了点常识，下不为例。……把说明上凡是我们意见删去……” (21；355，358)
家乡有人来信请教“写作问题”—这些年来，倒也碰到过几次这样好意请教的人—真是让沈从文觉得为难：“新的写作方法”，他自知没有发言权；他自己的老方法已经“过时”，唯恐“毒害”别人。所以常常只能简单回复。不过这样的事情确实刺激他去思考、去对照，并会把所想到的跟亲近的人说一说。八月给大哥的一封信里，他的思考就说得清楚而明了：自己写作，“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看法)，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卅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可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21；344—345)
二、“无聊”及其转向
入秋后，政协组织了一次到南方的活动，沈从文和三十多位人大、政协代表委员十月十九日到达广州，住广州迎宾馆。他们先后参观了黄花岗、红花岗、中山堂、农民讲习所、外贸展销、从化温泉、佛山等。二十八日那天，沈从文和同住的蒋兆和到关山月家里大吃了一顿广式菜，关山月和黎雄才二人合作为两个人各画一张画，给沈从文的一张，古松藤萝下面空空的一人骑马前行。沈从文喜欢这个意境，在心里默做诗一首，后面四句是：“桓桓万夫雄，鄙薄泰山封。骏奔千里足，揽辔吾欲东。”因没有人知道他会写字，所以没有题写出来。(21；377)
这一批人后来分两拨，沈从文等老弱的五个，经衡阳短暂停留，三十一日到了桂林，住榕城饭店。从桂林到阳朔，行在漓江上，山水奇秀，让沈从文做了好几首诗。其中把猪也写进诗里，“船上花猪睡容美”，诗情画意中有猪的酣睡，令人称奇。[57]这一组诗编为《郁林诗草》，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
十一月八日，沈从文到了长沙，住湖南宾馆。看了几个湘绣和瓷器厂之外，博物馆看文物花了几天时间：“外室看了内室看，楼上看了楼顶看，只差不曾爬进坟里去看。但已近于这样子作了。因为每天必从一具高及一丈的大型西汉棺椁前走过，上楼时，又必须从两具完完整整战国贵族骸骨边前通过。而到得库藏室时，便简直如被由商到明三千年无数座古坟包围了。看了好多有用东西，对于总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有几点过去推测，全被新接触的出土古物证实了。”(21；394)
天寒地冻在房间里不能外出时，也不能做什么事，便觉得“无聊”。“无聊”，这对沈从文来说可真是难得的体会。在北京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却盼着黄昏快点来临。一切似乎都被寒气冻结住了，“无聊”中的思维却活跃起来，他想象有两个古人一定也曾经历类似的“无聊”：
使人回想起二千年前，同样的阴沉沉天气，贾谊以三十来岁的盛年，作为长沙王师傅，在郊外楚国废毁的祠堂庙宇间徘徊瞻眺，低低讽咏楚辞，听萧萧风声，吹送本地人举行祭祀歌舞娱神节目中远远送来的笙竽歌呼声。生当明时而去帝乡万里，阴雨中迎接黄昏，回到他的长沙王傅所住小屋中时，他的无聊应当是一种什么情景!再想想屈原……就在这种雾雨沉沉秋冬间，终于被放逐出国，收拾行李，搭上一叶小舟，直放常德，转赴沅水上游。坐的也许正像我卅年前上行那种小小“桃源划子”……船在两岸绿雾苍茫中行进，想到国家的种种，听到看到岸上的祝神歌呼和火燎，他觉得好无聊!
思接千古，倘若只为找两个人陪他一起“无聊”，那也不是沈从文了。他的思绪马上转向另一层：“我如再深入些些，把两人本传来作些理会，在这个情形中的必然和当然，以及在那个历史环境中的必然和当然，小妈妈，一定会写得出两个极其出色的新的屈贾故事!我懂得到在这个气候下背景形成的调子应当是什么，加上从二人身世和文章中去简练揣摩，写出来一定会情感充沛，有声有色。不会像陈老写《嵇康》那么带刻板做作气。”—《嵇康》指的老朋友陈翔鹤在一九六二年第十期《人民文学》发表的《广陵散》—他又想到了写作!
接着，“无聊”就被转换成了“寂寞”，而“寂寞”能生长东西，是他早就申论过的，所以他设想：“把我放到一个陌生地方去，如像沅陵或别的家乡大河边一个单独住处，去住三个月，由于寂寞，我会写得出好多好多这种动人东西!……我懂得如何即可感人!在三五千字造成一种人事画面，总会从改来改去作得完完整整的，骨肉灵魂一应俱全的!这是一种天赋或官能上的敏感，也是一种长时期坚强固持的客观反复学习。两者的结合，却又和‘寂寞’关系异常密切。酿酒也得一定温度，而且安静不扰乱，才逐渐成熟!”
他说东阳火腿从规格出发统一制作后，味道变了，旧作法产生的独特风味没有了。小说呢，现在也有差不多统一规格的新方法；在特定条件下，从“寂寞”里生长，是他的老方法。
然后他抱怨了几句妻子：“小妈妈，这就是我说的你能‘看小说’，可不大懂‘写小说’的原因。你什么都好，就是不懂写好小说除人事外还要什么作料，以及使用作料混合作料的过程，火候、温度、时间、环境……写批评的人事实上且更加无知。”“你很懂得我的好处，和懂火腿或别的一样，懂的是‘成品’。至于成品是怎么来的，作料如何选择配备，实在不大懂，不好懂。写作中实在大有辛酸!”
“不知是否真有此种可能，即有意把自己和一切隔绝起来一定时期，试试能否恢复我的写作能力。”(21；390—394)—没有这种可能了：十四日回到了北京，按照惯例，参观活动结束后接着就是政协会。他在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交了六个提案，当然都是与文物工作有关的。
三、《中国古代服饰资料》
一九六三年冬季，周恩来总理有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起，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历史情况不符合；还说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周恩来问中国有没有人在研究，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可以作为送给国宾的礼物。在场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回答说，沈从文在研究中国服装史。
至此，沈从文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实施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了重大转折。此前，文化部经文物局，要求汇报这一项工作的进展情况，齐燕铭在看过历史博物馆递交的工作简报后，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希望各方配合让沈从文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十二月，文化部党组会议正式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历史博物馆随后建立起以副馆长陈乔负责的领导协调体制，调配美术组陈大章、李之檀、范曾等人给沈从文做助手，按照沈从文提供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加以摹绘，另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工作。书名拟定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编写工作从一九六四年初全面展开。按照时间进度，要赶在十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如此特别的重视，却让沈从文添了些隐忧，这样的隐忧不能跟别人说，只好向大哥吐露一点：“我的构思基本方法，和一般人又不大同，这些稿又照例得层层送上去，由馆长到部里，且可能还得到中宣部，得迁就他人的意思，说些和本书真正无关的话。或照别人意思，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习惯话，反而把真正研究心得大量删去。这都是相当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总的来说他更感到欣慰，欣慰的是原本只能保留在他“个人头脑”中的东西，终于可以“转成为公共的知识”。(21；419)
工作极端紧张，承受着高血压和心脏病困扰的沈从文每天要写几千字，适当引申文献，综合分析比证，做出简洁的说明。他习惯用毛笔，为省去磨墨的时间，就蘸着蓝钢笔水写稿。到四月三十日，隋唐五代部分图文初稿完成，王冶秋先送康生、后送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审查；文物局正副局长，还有文物专家，各提出审查意见。编写小组随后进行讨论和修改。此后的稿件也都经过审查。五月，全书图版的临摹绘图工作完成。六月六日，历史博物馆和中国财经出版社联席会议研究出版问题。七月四日，全部文稿和图版交付出版社，文字约二十万，正图二百幅。
还在编撰工作结束之前，有关领导就请康生题了书名，请郭沫若作序。郭沫若写了两百多个字，文末注明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
七月一日，沈从文写了“题记”。
完成了这件大事，沈从文七月下旬到大连休养，随身带了三十万字工艺美术类教材的书稿审改，接续上了因编纂服饰资料而搁置的工作。
九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付印在即，沈从文写了一篇简单的“后记”，署名历史博物馆；编写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后记”。参与此书工作的李之檀记得这次会议：“当时社会上正在讨论毛泽东主席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批评意见，所以在这次会上也有人提出图版可否按身份等级排列的问题，以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并指出当时《中国通史陈列》中的帝王将相都已做了修改，编书不能不注意中国问题。”[58]也就是说，要按新的政治要求，对全部书稿进行修改。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这部书，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突然中断了出版。
说是出乎意料和突然，只不过是就这一件事而言；如果稍微看看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实也会觉得这样的结果几乎难以避免。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59]；七月二日，中宣部召开文联各协会及文化部负责人会议，贯彻批示，再次开展整风。与此同时，现代戏—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驱逐出舞台的革命文艺—“样板”化的意识形态工程，大幕正轰轰烈烈拉开：从六月五日到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举行，演出了《红灯记》、《芦荡火种》等三十多个剧目，江青七月在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做了一个著名的讲话。江青的讲话虽然是三年后才冠以《谈京剧革命》的题目在《红旗》杂志发表，“样板戏”的说法也是三年后才正式确立，但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大动荡的先兆已然清清楚楚了。
年末，在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前两天，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眼下形势：“乡下‘四清’，城市‘五反’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运动’都在分别作试点进行，有的教育单位已到初步激烈情形，照趋势说又像有过去反右情形，明日发展，一时还难明白。” (21；432)
四、“临深履薄，深怀忧惧”
一九六五年一月，陈翔鹤(1901—1969)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受到激烈批判：《文艺报》第二期发表颜默《为谁写挽歌》，《文学评论》第一期刊出余冠英《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不仅是沈从文二十年代早期即结交的老友，一九五四年从四川调北京以后又常相往来，并且在他担任主编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了沈从文多篇文章。
对陈翔鹤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是件大事的批判，对于一九六五年来说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开头：接下来，新编昆剧《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戏剧《上海屋檐下》、电影《不夜城》等一一被当作“毒草”揪了出来。到十一月十日，最重要的批判终于出笼：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二月和三月，沈从文接连给巴金去了两封信。这两封信《沈从文全集》未收，是二〇一三年才整理出来发表的，和他给巴金的其他信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第一期上。二月二十四日的信很长，说到不少事情：《英雄儿女》(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前后看了三次，觉得导演对于战事处理还不大真实，“不让战场上见有中国死去兵士”；“女孩子和哥哥相见一场，看相片时，也不大像兄妹情形，却近于小情人。女孩子唱歌，歌词不大谐调。不过总的说来还是很好的，我们一家人通觉得好!”自己搞的服饰资料，“将又成夭折废品”；听说上海旧书店卖五四以来著作，“望蕴珍有便时，为我注注意，若可以买得商务及开明版《湘西》、《湘行散记》各一二本，和初版《边城》二本、《月下小景》(现代)，及良友版《从文习作选》，为我买一下”，“想就这些本子作点注解说明，将来留给孩子们看看，也可以多知道些事情”。
但这封信的重点却不是这些事情，而是汪曾祺的工作。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大获成功，沈从文也高兴，但他总觉得汪曾祺应该“趁精力旺盛笔下感觉敏锐时”去写短篇小说。“听说近年山西年青作家多有模仿赵树理趋势，河南作家又以能仿李准为方向，湖南则周立波笔调成为年青作家学习对象，此外都不大懂，也不好学。这么下去，哪能够有希望突破这几位大作家所立下标准，得到更大成就？照目前学习方法，外来的既不好学，学来也不抵用，五四以来的又不受鼓励阅读，仅只学赵、李、周诸公，求文艺上有些新光彩，恐怕不容易。从大处看，我倒觉得若有机会让曾祺各处走动几年，写几十个短篇，把旺盛精力用到些新的短篇试验上去，对国家为经济……若继续束缚在一个戏团里，把全部生活放到看戏中，实在不很经济。”沈从文在汪曾祺不知道的情形下，去托老朋友巴金，有机会“为安排他今后工作”出点力，他自知自己没有这种影响力，却操心“如何充分发展”汪曾祺的长处。“曾祺今年也四十多了，使用他也要及时!在剧团中恐难于完全发挥他的长处!”
三月八日，沈从文再次致信巴金，这才明白自己的操心是一厢情愿：“涉及汪曾祺事，昨闻已经和赵燕侠等廿人去四川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准备编写‘红岩’新京剧。这一二月后即来沪演出。这种光荣任务，当然十分有意义。而且听说他十分高兴就新戏革命中贡献出终生精力。组织既重视此工作，他本人又能和团体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生活打成一片，工作中尚可充分发挥所长，所以我前信中说的希望他改写短篇小说，真是愚腐主观见解，十分可笑!”信末感叹：“我们用过去习惯眼光来看现在小说，希望现在小说能如过去情形启发读者，是我们太落后的观念。我的落伍真是太可怕了。”[60]
张兆和四月份和同事到上海的南汇、青浦等地调查农民故事会活动情况，前后约一个月。这个调查当然与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有关：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登载了一份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材料说，上海市委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抓故事员在市郊大讲革命故事；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材料上作了批语。[61]张兆和调查活动结束后，五月和昆山亲家母同车到京，亲家母是来照顾临产的张之佩。沈虎雏和张之佩前年结的婚，两人在同一个工厂工作。沈家添了一个叫小红红的女婴，做了奶奶的张兆和却在九月中旬被派往京郊顺义农村，参加“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工作紧张，气氛也紧张，她匆匆忙忙给沈从文写简短回信，末了嘱咐，家里不同的人给她写信，“最好装在一个信封里寄来，已经有人说我‘家信频繁’，虽属笑话，也应注意”。 (21；483)
沈从文所在的政协小组，“一星期三次学习，思想改造为主”。历史博物馆决定对《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进行修改，安排另外两个人去做，得删除一部分，增加一部分，“事实上还是得我动手，才能掌握轻重分寸。工作可以作的还相当多，而真正得力的助手却无人，真是无可如何”。 (21；449， 450)“真正应和了庄子说的‘劳我以生’，殊不知如何来‘佚我以老’，或许来不及佚我以老，即将忽然要‘息我以死’了。可惋惜的还是学了许多，事作不完，不应当草草报废!” (21；456)
五月四日，给程应镠写信说到眼前的事：“这里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在率领师生于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作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我可能实在已落后到一个程度，总依旧认为目前明明白白编的通史不过关，涉及劳动人民创造世界，务虚说似乎头头是道，一具体，究竟生产上创造些什么，艺术上又有什么成就，却不知道，即知道也并不落实，近于人云亦云。一个五十多岁的专家，不针对本业，改正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来填补研究上的空白点，突破目前空疏处，来写写既有崭新观点，也有崭新内容的通史或论文，使亿万人得到启发并更正确一些明白国家过去，完成本门责任，却避重就轻，满足于形式上职业平等，把相当困难的专业上的‘深入’和‘全面’，诿给未来一代，也不能说是识大体，而又能‘坚持真理’!” (21；454)
他自己要消耗剩余的生命到本业上，却那么举步维艰。八月二十日，他给馆长龙潜写了一封短信：
龙馆长：
我身体已不大抵事。主要毛病是心脏冠状动脉硬化，四肢和头部供血不足。局部头痛转成定型。读书一会儿即感疲倦。记忆力和文字组织力，都显明在逐渐衰退中。手足无力，走路时举步易失确定性。白天读小字书眼目易模糊，头部沉重，得躺躺，躺下也并未即减去头部压力。晚上睡醒，头部常发木……种种征象，多证明和心脏机能衰退供血不良问题有关。求好转似已无可希望。只是如能保管比较得法，或可以稍延缓自然的进展，不至于突起恶化，或中风瘫痪，或发生更糟事故。照近一月趋势看来，一切似还照自然规律在慢慢进展中，无可奈何。
目前《服装资料》稿，已照你所说及王主任意见，将应加的由大章等分别绘出加上，文字部分也照各方面意见应改的改，能删的删，待大章等将新图绘出后，我再用一星期时间仔细排定秩序，使文图相互关系不致错乱，即可上交审核。初步工作，九月内总可告一段落。完结后再看馆中需要，安排工作，或整理绸缎，或先将部中上次约全国工艺美术教师分别执笔编写几部工艺史稿，和丝绸、漆、瓷专题教材，由我审定待印稿件，为抢时间一一看毕。工作作完，再说休息。是否能较好的完成这个任务，一切也只是尽力为之。我曾于上月给刘白羽部长写了个信，谈到这几部稿子，如何看，如何改，工作效率会比较好些的意见。是否有必要这么作，将看部中对于这些教材要求而定。(我的点点常识，若用得上，自然应努力作去，若用不上，也只好交由后来高明去作，总之心已用到!)
我希望能有机会到一中医疗养所住十天半月试试，看看有无转机，也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一种打算。 (21；462—463)
九月十八日，沈从文致函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提请采取措施抢救上方山庙里所存一万七千册明正统《大藏经》。他建议成立各方面人员构成的工作组，而他自己专看装裱经面和包袱锦材料，记录品种花色。明锦是他从事文物研究一开始就关注的，过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多少同道。得知有这么些锦缎材料在深山中饱蠹鱼销蚀，他自是心痛。
形势却越来越不是关心什么花花朵朵、绸子缎子的时候，九月二十五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这两天听了二报告，一政协传达，一文化部新部长(馆中传达)……同是要政治挂帅，定工农兵方向。”馆里要设政治部，已有三人来蹲点。可他还老是坐在桌前改服饰资料的书稿，“十八万字尽日在脑中旋转，相当沉重”。这是一种无望的努力，他心里其实明白结果会怎样，但就是不甘心，不肯放弃。“只怕遇到批评家，从图像，从文字，都必然可挑出百十处错，也无从辩解。不得已最后付印将说明全删去，亦复可能。因为图省事，并且亦真正省得麻烦也。最担心的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明白内中得失。”“想来担心怕人。只能尽力之所及作去，不求有功，但愿无过，能无过，就很不错了。”(21；480—482)到年底，稿子还在赶改，不过，“我已早把出版理想放弃，只老担心将来出乱子……”“科学院社会科学各部门，正在大举讨论吴晗关于海瑞戏剧和姚文元、戚本禹文章，就趋势言，将比谈‘中间人物’和《早春二月》人数还广泛。……我近来搞的一行，……也极容易成为‘厚古薄今’。”(21；505， 506)
十一月中下旬，政协“开门学习”，沈从文跟随活动参观了京郊的南韩继地方农业、焦户庄地道战遗迹、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地道战遗迹时，他注意到，“同行的多历史人物，计有溥仪皇帝，和蒋名下大小带兵官二十来位。(我试为估计了下，大致管过一百五十万左右大兵!)”
景德镇陶瓷十一月来京展览，沈从文给报纸写了两篇介绍短文。此外，这一年没有发表别的文章。此后十四年，他也没有发表任何文章。
这一年收到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来信，这位从三十年代起即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研究者，打算翻译他的“全集”。沈从文一直没有答复，也无从答复。至于纽约出的一本中国文学选(A Treasu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A new Prose Anthology including Fiction and Drama,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65)收了《龙朱》，那更是何其遥远世界里的事情，与眼下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当然，可能的情况是，沈从文根本不知道。
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里说：“照理到了这个年纪，应活得稍稍从容点，却经常在‘斗争’呼声来复中如临深履薄，深怀忧惧，不知如何是好。” (21；490)
注释
[1]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2]《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卷，290—291页。
[3]沈虎雏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2003年，38页。
[4]梁思成、林徽因：《复张兆和》(19490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2—13页。
[5]张兆和：《复沈从文》(19490201)，《沈从文全集》第19卷，14页。
[6]张小璋(张以瑛)：《流不完的思念泪》，《水》复刊第23期《兆和纪念专集》， 2003年9月。
[7]《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37页。
[8]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19490402)，《沈从文全集》第19卷，22页。
[9]沈虎雏的《团聚》一文写及此事。此文最初发表时，所记会见时间可能有误，后作修正，修订稿收入《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江丕栋等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48—375页。
[10]《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是李辉2007年发现的，重刊于《书城》2008年第1期，杂志同期刊出李辉《转折之际—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此处据《书城》重刊文引。
[11]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34页。
[12]《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的编者注释，《沈从文全集》第27卷，37页。
[13]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晚翠文谈新编》， 160—161页。
[14]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5页。
[15]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2页，183页。
[16]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42页。
[17]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后记》，《中国古舆服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507页。
[18]王景山：《关于丁玲的两篇遗作》的附文之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报告》，《长城》2005年第4期，186页。
[1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236—237页。
[20]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238—244页。
[2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3页。
[22]张兆和：《致沈从文》(19610623)，《沈从文全集》第21卷，76—77页。
[23]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12页，213页。
[24]沈虎雏：《沈从文的从武朋友》，《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
[25]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14页。
[26]关于沈荃生平经历，参见李辉：《破碎的将军梦—记沈从文和其弟沈荃》，《人生扫描》，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29—49页。
[27]丁玲1955年11月22日致刘白羽、严文井的信里提到此事。此信现存故宫博物院档案，信文见郑欣淼《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5月16日。
[28]沈虎雏：《团聚》，《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70页。
[29]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84页。
[30]王口述，见《章服之实》，王亚蓉编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41—42页。
[31]王口述，见《章服之实》，王亚蓉编著，43页。
[32]故宫博物院保存了一份沈从文工作调动的档案，包括文物局《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和沈从文、丁玲、刘白羽、王冶秋及中国作协党组的信函。对这份档案的介绍和沈从文调动议程的详细叙述，见郑欣淼：《新发现的沈从文、丁玲书简》，《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5月16日。
[33]参见袁鹰：《胡乔木同志和副刊》，胡乔木特意叮嘱“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组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94—197页。
[34]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55—156页。
[35]程怡：《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书城》2004年第8期。
[36]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187页。
[37]毛泽东的讲话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有重大改动，标题也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38]《收获》创刊号《发刊词》，文末有写作时间：1957年6月24日。创刊号7月24日出版。该杂志由巴金、靳以主编，出版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39]涂光群：《沈从文写〈跑龙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73页。
[40]沈从文这份创作计划原稿存中国作家协会档案。
[41]张兆和：《致沈从文(19570811)》，《沈从文全集》第20卷，183页。
[42]《沈从文全集》关于《中国丝绸图案》的编者说明，第30卷，2页。
[43]沈从文这里所说的文学史，应该是指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初版，此后多次印行。丁易于1954年去莫斯科大学讲学，数月后病逝于莫斯科。此书是由在国内外讲课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英译本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最新出版时间为2010年8月，北京：外文出版社。
[44]我们无从考察这本书的读者情况，但这样的一条信息，有点意思，不妨记在这里：这本书有个比沈从文还“老”的读者，即一贯欣赏他作品的周作人，他在1957年12月18日给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松枝茂夫的信中说：“近又见《沈从文小说选》，颇有废名之作风，而无其晦涩之缺点，故亦寄阅。又废名等人近亦有小说选之出版，日内亦拟寄奉。”《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小川利康、止庵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256页。早在1938年，东京改造社就出版了松枝茂夫翻译的沈从文小说集《边城》，收九篇作品；1954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 第八卷 沈从文篇》，译者是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祥介，收小说、散文十一篇。
[45]沈龙朱口述，见刘红庆：《沈从文家事》，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300页，301页，302页。
[46]沈龙朱：《我所理解的沈从文—话说“思”与“信”》，《文艺报》“经典作家专刊”， 2011年5月16日。
[47]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印象》，孙冰编，128页。
[48]黄永玉：《这一些忧郁的碎屑》，《沈从文印象》，孙冰编，221页。
[49]关于沈从文与故宫的关系以及他在故宫所做的多种工作，详见郑欣淼：《沈从文与故宫博物院》，《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
[50]颜家文：《沈从文与九妹》，《文汇报》“笔会”版，2011年10月23日。
[51]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晚翠文谈新编》， 147页。
[52]周汝昌：《沈从文详注〈红楼梦〉》，《文汇报》“笔会”版，2000年8月15日。
[53]沙汀：《沙汀日记选(1962年4—5月)》，《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
[54]本刊同人(邵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3月。
[55]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赵树理著，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1710—1722页。
[5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34页，142页，145页，146页，149页，237页。
[57]参见荒芜：《沈从文先生的诗》，《沈从文印象》，孙冰编，80—85页。
[58]李之檀：《沈从文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667页。此文集没有正式出版，由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等单位编，向成国等主编，2002年印制。
[59]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1—93页。
[60]沈从文：《沈从文书简》，《收获》2013年第1期。
[61]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436—437页。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