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六章 行行重行行
一、济南：“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走进山东师范学院。门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什么也不干。”门房笑了。他在文物室看了两个钟头。上午散学，学生们拥挤着出门去食堂，他夹在中间挤来挤去，没有一个人认识。他觉得这样极有意思；又想，即使“报上名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不知怎么一转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听说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时，就传遍了全校。”接着又有点负气但到底还是泰然地想道，“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20；19)
沈从文此行，是以历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出差南下，济南是行程的第一站，八日上午到，十三日下午离开。其间接触当地有声望第一流老文化人，这是其一；其二是看文物，主要是在山东博物馆等处看陈列、看库房；再就是，看“街上一切，给人印象有些别致”。
沈从文心情不错，甚至说得上是兴致勃勃，对济南的印象相当好。前后不足六天的时间，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九封信，约一万五千字，细细地描述所闻所见所感。
到达当天，他就感受到，“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清净。街道又干净，又清净。人极少，公共汽车从不满座，在街中心散步似的慢慢走着，十分从容”。他还特别观察了济南的“住家”：“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作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但是一个能思索的人，极显然这种环境是有助于思索的。它是能帮助人消化一切有益的精神营养，而使一个人生命更有光辉的。”(20；5， 6)
看了这些话，也许就能够明白沈从文为什么喜欢济南了。他这个受社会变化的风暴剧烈摇撼的人，从风暴的中心出来，一眼就看上这里生活的静寂，从容，“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摇撼”。他住在山东博物馆办事处，对窗是一座教会楼房，晚上月影从疏疏树叶间穿过，令他产生“非现实”的幻觉；就是早晨被广播吵醒，放的也是好听的交响乐，而不像北京，大清早要人听“刘巧儿”和“小河淌水”。
他眼中的济南，除了几座刺眼的建筑，似乎一切都好。
譬如说，饮食，水果。“这里一般饮食似比北京干净，面包和饭馆中饺子，都很好。水果摊在架子上如小山，如黄永玉父子同来，一定各有领会。从现实出发的小蛮，必乐意挑选最大的梨子石榴回家，父亲呢，却希望把这个摊子作背景，为作买卖老头子刻个彩色木刻。我还没有见到一张彩色木刻，比我所悬想永玉来刻这个果子摊的结果那么动人。果子也干干净净的，比北京好，不知何故。到处如画有诗，可惜我不能动手。”他在趵突泉公园附近小馆子吃饺子和馄饨，惊异于“馄饨皮之薄，和我明朝高丽纸差不多，可见从业人员对于工作之不苟，也可见生意必不太忙。味道也比北京一般小馆子好”。(20；8—9， 12—13)
譬如说，小街上墙边剃头摊，“清水洗头，向阳取耳”，和一百年前差不多！剃头的“得心应手”，可以得到“庖丁解牛”之乐；被剃的“目闭口张”，可以得到“麻姑抓痒”之乐。(20；11)
平平常常的一切，他都看得很有兴味。市场上的说书处，黄黯黯灯光下贩卖和出租小人书的小铺子和翻书的大人小孩，图书馆的书架，等等，处处入眼；旧街饭堂盘子摆得极有错综之美，绿色琉璃砖浮雕花朵值得本地艺术家学习还值得北京来取花样，仿佛什么都能引起感想。
在千佛山崖前，他买了一件艺术品，费钱五分。
他当然还注意到了人。“在这里街上看到的许多中小学生，有一个特点和北京不同，和我却有一点点相同，就是头发通长长的。”他随手就画了个像，旁边写：“小学生长得眉清目秀头发长。”到师范学院那天，更证实，“长头发同学当真相当多!无怪乎乡下中学教员，总居多是头发长长的!有些人头发长而上竖，如戴胜一般，决不是无心形成，还似乎有点时髦味道，大致平时必有什么名教授也这样，相当用功，所以弟子们不知不觉也受了点影响”。一向对时髦看不大顺眼的沈从文，对此的评价却是：“这里有一种淳朴之风流注，很可爱。我说的是包括了戴胜冠式的头发和其他一切。”(20；14， 19)
最有意思的是，医学校的女生让他浮想联翩。
十日傍晚，住处附近的医学校散学，“许多着白衣的女孩子，快快乐乐的当真一队一队从我前面走过。记得但丁在什么桥头曾望见一个白衣女郎和她的同伴默默含情的走过，我估想在学校附近，也必然有这种未来诗人或第一流大医生，等着那些年青女孩子走过，而这些女孩子对于那一位也全不在意”。他想起了但丁有名的文学典故及其蕴涵的深邃感情，此时，他不做文学家，已经好多年了。
这天晚上，他去看了场电影，印度的《流浪者》，回来约二里长的路上，碰巧又遇上医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谈文学，谈小说技巧，“我好像是这些人的父亲一样听下去，觉得很有意思，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城头上，穿了件新棉军服看年青女人情形，我那时多爱那些女人!这些人这时也许都做祖母了，我却记得她们十五六岁时影子，十分清楚”。而眼前的这些女生，他真想看看她们怎么恋爱，怎么斗气，怎么又和好。有一位“长得极美丽，说广东话，我猜想她一定是学牙医，很愿意将来在什么牙医院再见面时告她，什么什么一天她们在瞎谈文学，我却一个人在瞎想”。这天晚上，他想到文学，想到过去弄文学的日子，“睡眠就被赶走了”。(20；18， 20)
在济南的最后一天，早晨起来，沈从文给妻子写信：“早上钢琴声音极好，壮丽而缠绵，平时还少听过。声音从窗口边送来，因此不免依旧带我回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中去。……琴声越来越急促，我慢慢的和一九三三年冬天坐了小船到辰河中游时一样，感染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气氛，或一种别的什么东西。生命似乎在澄清。”(20；29)
音乐总是能够唤起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接着写下去：“至于一支好曲子，却从不闻因时地不同，而失去它的光彩。假若它真有光彩，就永远不会失去。只有把它的光彩和累代年青生命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力量，或者使一切年青生命在遭受挫折抑压时，还是能够战胜这些挫折抑压，放出年青生命应有的光辉。总之，他是力量和崇高愿望、纯洁热情一种混合物，他能把这一切混合或综合，成为一种崭新的东西，在青年生命中起良好作用，引起一切创造的冲动，或克服困难的雄心。在老年生命中也可唤回一切童年生命中所具有的新鲜清明。真是个了不起的东西!”(20；30)
二、南京、苏州：“三姑爷来了!”
离开济南到南京，沈从文的好兴致似乎消减了不少。因为忙于谈话和看材料，想去的中山陵和明陵等也只好放弃。南京人说话像吵架，在博物馆陈列室“想要静静的看才理解好处的东西(例如字画)，只有在百家争鸣情形下看去”。大街上、公交车上，他特别注意到此地一般妇女的样貌，三四十岁的“多瘦瘦的，眼小小的”，“血气枯竭的样子”；“二十到三十岁女子，面目多呈营养不足或肺病特征，总像是骨肉发育不平均，肉少骨多，颧骨突出，耳根枯焦，眼目无光，发枯不润”。“妇女多参加重劳动，如拉大板车车……可见求生之不易。”(20；33， 32)
在南京住了一周，二十一日离开，傍晚到了苏州，沈从文的兴致陡然而起：他快乐地享受着与张家的亲情。当天晚上他就到九如巷张家看望张兆和的继母韦均一，谈了很久；第二天晚上又来，一一分送礼物。沈从文向妻子报告说：“最好礼物还是大家谈笑，用你和龙虎等为题，用宗和及其他，说得一众(或群众)哈哈大笑。”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做一个中学的校长，陪同看了虎丘塔和几处园林，还去买了双皮鞋—“小五哥已和我到一苏州著名皮鞋店买成黑色皮鞋一双，价目是我有生以来所购最贵的一双鞋子。计十六元五角，一只已达八元二角五!”第三次到九如巷，兴奋的孩子们在门外喊：“三姑爷来了!”门里面的老保姆用合肥话跟着喊：“三姑爷来了!”喊声中夹着笑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沈从文第四次来九如巷。(20；38， 42， 46)
二十四年前，沈从文利用暑假，从任教的青岛大学经过上海来苏州，看望苦苦追求的张兆和。他没有料到，张家姐弟一开始就欢迎他，给了他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一定也感染了对他的突然到访有些不知所措的三小姐，使得他的追求出现转机。五弟张寰和，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瓶汽水来款待客人，他大为感动，当下许诺：“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月下小景》，九篇中有八篇文末注明“为张家小五辑”字样。到寒假，沈从文又来，张充和晚年的记忆里还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当年鲜明的情境：“我们同他熟悉了些，便一刻不离的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只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嗥，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才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的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最后，三姐说：‘沈先生，我累了，你去吧。’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34]
往事可追；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变故之后，亲情虽然无从改变人生的坎坷波折，却足为动荡人生的珍贵安慰。“三姑爷来了”的喊声笑声里，沈从文享受到久违的单纯的快乐。他住的地方曾是太平天国王府一小侧院，清静，无人声，有鸟鸣，有花香，他大清早拿起笔给妻子描绘庭院图，“可惜院子中一派清芬我画不出，齐白石来也画不出!”(20；52)
除了到博物馆看陈列，沈从文还参观了苏州最大的刺绣合作社以及宋锦生产社、漳绒织厂。博物馆里一些新出土的文物，让他兴奋：“许多东东西西过去都是看不见、想不到的。这里的工作同志，即或已把东西挖出来，也还不知道它丰富了文物历史知识多，对南中国文化知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如方格漆盒且完全如过去我所推测，证实了有些陶器实为仿漆器而作。又有些新东西可以证历史文献。又有些更为我们研究宋人绘画、服装等提供了崭新而十分重要材料。还有一片稀见大锦缎。”(20；38， 44—45)
三、上海：“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
二十八日下午到上海，住南京路市工人招待所，第二天晚上迁到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参观博物馆和建设博物馆之外，和老朋友会面才是沈从文开心的事。一九五三年十月上旬，沈从文借到南京和上海出差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和巴金等老友相见；时隔三年，这次他的心情要轻松许多。
他给巴金家打电话，陈蕴珍接的，依旧热情得在电话里嚷了起来。“天不变，地不变，陈蕴珍可爱处也不会大变，可说是性格中的‘阴丹士林’！正和形象中的阴丹士林，可爱处是一样的。”沈从文兴奋不已，想象着见面的情景，给妻子写信说：“今天将去见笑眯眯充满好意的蕴珍女士了，听到说起龙虎时，一定要伸伸舌头，眼睛圆睁，头略偏着的说：‘三姐开心!’我如老派一点，将要请她作媒，如再新派一点，将要请她介绍对象，不老不新，于是只有笑笑，‘女朋友，慢慢来，是他们的事，我们不着急!’也必然要问到树藏和萧乾，对萧乾有斗争，这是历来的态度!也可能问到凤子，连类的说：‘三姐可不老!’我也许会要她陪同去买袜子，到时却先请她买一枝拐杖，问用处时即说是‘为龙龙的老母亲买的’。笑得她个人仰马翻，我才不管!”(20；59， 62)
三十日中午沈从文和巴金、靳以、陈蕴珍一起在巴金家附近一个有名的小饭馆吃午饭；十一月三日，一早就到巴金家取张兆和转寄到这里的信，两位老友在花园廊子前坐了两个小时，“看陈蕴珍用玻璃茶杯一杯一杯倒水浇盆中花草”。后来一同到慕鸣大厦去看靳以，沈从文戏称靳以为章大胖子，说他的房子大五间小二间，“阔气来哉!”(20；84)
上海还有一位友人，程应镠，沈从文习惯称呼他的笔名流金，其时担任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程应镠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因“一二·九”文艺社要出版一个叫《青年作家》的刊物，来沈从文家里请求支持，沈从文写了一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创刊号上。从那时起，两人保持了五十多年的友谊，尤其是在昆明时期，来往密切。他负责学校的历史学科建设工作后，受沈从文历史教学要结合实物这一观念的影响，筹办文物陈列室，委托沈从文代购了不少文物。程应镠陪沈从文到虹口公园看鲁迅墓，逛城隍庙。第二天沈从文又如约来程家吃晚饭，四个小孩子一字排开，他掏出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放到张开的小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孩子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35]当晚，沈从文宿在程家的小书房中。
沈从文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时从北平到上海来开拓事业，先是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人间》两个月刊，组织“红黑出版处”，不久都相继失败；之后经徐志摩推荐，胡适聘请他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到一九三〇年九月转往武汉大学任教以前，他在上海过了几年颇为艰难酸苦的生活。上海这座城市，他始终不能产生亲近感。多年之后旧地重游，仍然生疏隔膜如昔。但他也“理性”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旧上海是个“罪恶窝窝”，现在的上海变成了“十分规矩又极勤勉的社会”，能支援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产品供应全国以及海外需要，“上海伟大处也在这里”。(20；74)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里有他多年的老朋友。相聚虽然短暂，温暖的气氛和相知的默契，却是对从过往曲折延续到现在的生命存在形式的无声肯定。是的，老友本身就是肯定，在老友面前，他用不着否定自己的过去，也用不着否定自己的现在。
四、长沙：“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
十一月上旬，沈从文结束了近一个月的出差，从上海返回北京。但未过多久，下旬又赴湖南，这次的身份与上次有所不同，是政协委员，此行是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与精通古琴的音乐研究家査阜西和一位李老先生同行，二十四日到达长沙，住省府招待处。
不凑巧的是，沈从文这次出行成了“病号”。车过武汉短暂停留时，因扁桃腺炎去了医院，到长沙看了一天博物馆后，又因为高血压心脏病去了两次医院。
二十七日晚，视察团被安排观看全省文艺会演节目，凤凰的“文茶灯”当然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受到其中“好到惊人程度”的部分，但这种湘西民间盛行的小型歌舞剧经过了改造，“你想想看，六七个做微笑态的年青女孩子用凤凰腔说‘那样……’唱着跑着，岂不有一定程度滑稽!”“装扮衣服可急坏了我，一头的花，穿的是粉红衣，粉绿裙，可远比《采茶舞》差劲。”他在信里给妻子画了张人物形象图，旁注道：“看看这个样子，岂不是简直有一点儿全国味？”(20；88， 91)沈从文希望看到的，自然是本来样子的“文茶灯”，没有“全国味”，而要保留浓郁的湘西味。
到二十九日，沈从文病情加重，住进湘雅医院。在医院里待不住，却也不得不待了五天，他常常想象自己是好兵帅克，可以自己宣布病好出院。无聊时读《三里湾》，给小儿子的信里说：“我因卖书人介绍说是名作家作的，花了六毛三买一本，看下去，也觉得不怎么好。笔调就不引人，描写人物不深入，只动作和对话，却不见这人在应当思想时如何思想。一切都是表面的，再加上名目一堆好乱!这么写小说是不合读者心理的。妈妈说好，不知指的是什么，应当再看看，会看出很不好处来。”(20；97)
出院之后的几天，到博物馆开会，参观附近一个寺庙里百十尼姑织帐罗，看师范学院历史教学材料同时游览学校所在的岳麓山，在文管会看文物，还抽空去见了凤凰籍军事将领戴季韬，时任省政府参事。也许是因为生病，或是过于疲劳，他感觉精神不如在济南、南京时活泼；政协委员的身份，处处受招待，吃、住都过于官样，回到故乡省份，反倒产生了“一种作客心情”。想到即将返回阔别二十二年的老家凤凰，自是心潮起伏，搁笔以来的这些年里，有时会不切实际地幻想，回到故乡熟悉亲切的环境中，也许就能重新找回创作的信心；可是现在，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目下的状况实在也无法产生出好的作品：“照我想，如再写小说，一定得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才有希望。如目前那么到乡下去，也只是像视学员一般，那能真正看得出学生平时嘻嘻哈哈情形？即到社里，见到的也不能上书，因为全是事务，任务，开会，报告，布置工作。再下去，虽和工作直接接触了，但一切和平日生活极生疏，住个十天半月，那里能凑和成篇章？……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累人得很!”
感慨油然而生：“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另有他故。”(20；110—111)
梅兰芳到长沙来演出，在当地是很轰动的事。沈从文不想看，因为“一看到洛神穿的衣服，就替古时洛神叫屈”，他说自己不懂戏剧艺术，正如不懂相声艺术：“我实在不懂‘艺术’，懂的是不知应当叫做什么!这也真是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湘行散记》作者不能再写文章，情形也许相同。”但还是被邀请去看《贵妃醉酒》，“在一丈内看他作种种媚态，谢幕约八次之多”，“谢幕时还作女孩子嗲态，以手捧心”，“衣服真是不美观”。他说《贵妃醉酒》“毫无唐代空气”，看的感觉是“更加累人”。(20；102， 112， 115)沈从文的“偏见”堪比鲁迅，鲁迅由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而“刻薄”中国“男人扮女人”的“艺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36]两个人还都不喜欢京剧乒乒乓乓大锣大鼓的热闹。沈从文看戏，比一般人又多了一点对服装的讲究，他说梅兰芳的戏装“不三不四”，看到“就生气”—这个研究服饰史的人，总希望不要脱离或违背历史的实际情形才好。
五、湘西：“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
十二月十二日，沈从文和査阜西一起游览常德，感觉“一点不认识了，什么全变了”。十三日，两人离开长沙去吉首，车经桃源到沅陵，住了一晚。沈从文上次来沅陵，是抗战爆发后南迁的途中，在大哥沈云麓的“芸庐”住了近三个月(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再早就是当小兵时代的记忆了。此次路过，看见城门洞边卖汤圆的担子，想起“民七时我常在这门洞中吃汤圆”；“当时看鸡打架小孩打架及麻阳大脚婆娘坐在门边衲鞋底的麻阳街，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时在深冬，沅陵光景依然入眼，“河岸边有许多船，河滩上还有大船横搁在被斧斤打削，和岸边一列打铁炉的红光叮当声映照，异常动人。撑渡船的依旧是十六七岁女孩子，独据船尾在寒风中摇桨，胆大心平，和环境如已融而为一。江水碧绿”。(20；119， 120)
第二天去吉首，车到“张八寨”，停下来等船过渡。新渡口往上游一点有老渡口，用老式小渡船，拉渡船的是个梳双辫女孩子，十四五岁，情形如同《边城》。沈从文心里惊叹：“一切陌生一切又那么熟习。这实在和许多年前笔下涉及的一个地方太相像了。”“我为了温习温习四十年前生活经验，和二十四五年前笔下的经验”，就随同几个乡下人一道上了小渡船。(12；313， 315) 这一短暂的经历几个月后写成了散文《新湘行记—张八寨二十分钟》，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旅行家》杂志上。
吉首是湘西苗族自治州州委所在地，来此地主要的事情是，査阜西邀请了几个苗家歌手录音。晚上在火盆边工作，“一面唱一面吃本地麻饼鸡蛋糕，唱各种情歌和神歌，极别致!可惜的是只能记音不能记背景或照出背景，但这些歌之有意义却正在背景”。“在这里烧的是大火盆。坐在火盆边谈天，情景极离奇，特别是容易使我温习到几十次不同火盆边事情。”(20；123)后来，沈从文写了一篇《湘西苗族的艺术》，记叙了在吉首的“三个离奇而且值得永远记忆的晚上”—“歌声中总永远夹着笑声，微笑时却如同在轻轻唱歌”：
大家围坐在两个炭火熊熊的火盆边，把各种好听的歌轮流唱下去，一面解释一面唱。……解释到某一句时，照例必一面搔头一面笑着说：“这怎么办!简直没有办法译，意思全是双关的，又巧又妙，本事再好也译不出!”小学校长试译了一下，也说有些实在译不出。“正如同小时候看到天上雨后出虹，多好看，可说不出!古时候考状元也一定比这个还方便!”说得大家笑个不止。
虽然很多歌中的神韵味道都难译，我们从反复解释出的和那些又温柔、又激情、又愉快的歌声中，享受的已够多了。那个年纪已过七十的歌师傅，用一种低沉的，略带一点鼻音的腔调，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深厚感情，唱着苗族举行刺牛典礼时迎神送神的歌词，随即由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接着用一种清朗朗的调子和歌时，真是一种稀有少见杰作。即或我们一句原词听不懂，又缺少机会眼见那个祀事庄严热闹场面，彼此生命间却仿佛为一种共通的庄严中微带抑郁的情感流注浸润。让我想象到似乎就正是二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到湘西来所听到的那个歌声。照历史记载，屈原著名的九歌，原本就是从那种古代酬神歌曲衍化出来的。本来的神曲，却依旧还保留在这地区老歌师和年青女歌手的口头传述中，各有千秋。(31；330—331)
十八日，自治州州委派一位年轻的文化干部陪同沈从文回凤凰老家。大嫂背了个竹笼子来车站接。晚饭后正值放电影《天仙配》，沈从文也很有兴致地去城隍庙改造的放映场看，散场后和本城人同道在小街上走，恍如三四十年前看戏回家情形。
在凤凰，给祖父母、父母和亲故挂坟，看望两三个老熟人，和大哥谈天。大哥是当地公认的“老文化人”，“文物保卫工作者”。弟弟沈荃入土已经五年，弟弟的女儿朝慧已经长得和自己的儿子虎雏一样高。始建于清嘉庆时的庵院石莲阁，就在这一年被拆除，但本地人不忍打毁观音，就抬到合作社牛栏中放起来，几个教员陪沈从文去看了看。
置身记忆里无比熟悉的故乡，倒反而觉得有些生疏。“地方给人印象‘奇怪’，因为许多都像变了又像不变，许多小孩子骑着‘高跷’在路上碰撞，正是我过去最欢喜玩的。酸萝卜小摊子还到处是。许多老太婆还是那么缩颈敛手的坐在小摊子边，十分亲切的和人谈天，穷虽穷，生命却十分自足。许多干部是外来的，却在生根。当地广播电可到各乡村，每天广播歌曲时事并传达命令、通知。”当地人织的土布，好看之至，但“本地人不穿，干部不穿，苗人也不大爱穿”，“真是货到地头死”。“人材也可能有相似情形”—“没有出路，慢慢的自然也就耗尽了。”(20；126， 127)
沈从文当作“宝贝”收集了一些苗族和土家族编织物，本地人说他是“收荒货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精美动人的东西不受待见，充斥市场的反而是“丑不可言”的上海轻工业用品。“也奇怪，怎么会这样丑？”(20；133)
二十二日，沈从文离开凤凰返回吉首，几天后再回到长沙，二十八日离开长沙，三十日回到北京，结束了一个多月的湖南之行。
六、上海： 黄浦江里的艒艒船
转年三月，沈从文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就加强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发言，题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31；322—325)。 随后，又参加了全国政协安排的视察活动，四月十二日南行，先后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历时近一个月。同行的约二十人，各自领域不同，沈从文主要是考察丝绸生产，访问博物馆，了解高校对文物的应用等问题。看到的情况总让他忧心、着急，也因此而对自己的工作加深认识。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甚至对比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小妈妈，工作看来简直是什么都还待重新走第一步。是一种崭新的工作。走在前面的人却那么少。这比写点散文短篇故事，实在难得多，作用也大得多，要人肯担当下去。我知识也极有限，可是却明白这么作对整个文史研究工作是一种革新。”(20；176)
此行在上海住了十多天，和巴金见过好几回，王道乾还带着女儿来巴金家和他会面。他很有兴致地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描述他们的同辈人：“巴老弟”(李晓棠)“用吃糖后的小纸团打王道乾小女孩”，五六岁大的小女孩“简直受不住那种进攻，又不好哭，只藏在她爸爸身后去，眼睛湿莹莹的，直到拿得桌上一颗糖才稳定情绪”。男孩的姐姐“巴小姐”(李小林)，“声音也和她妈妈一样，说话时比一般人高半音”。(20；165—166)
社会上的现实可不像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情形那么好玩。这个时候，“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五月，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意见，以便推进党的整风运动。沈从文在上海，也不能不关注这场运动。
四月三十日，他写信告诉妻子：“这里报上正在‘鸣’。前天是小说家(巴金等)，昨天是戏剧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师陀)，一片埋怨声。”他的反应是，有点不以为然—“鸣总不免有些乱。”他的不以为然不是基于对政治、体制、形势的判断，而是出于那种认为作家任何时候都应以自身作品说话的意识：“上海报纸上载作家鸣得相当热闹，真的热闹必然还在后面些，时候还未到。但是什么时候就到来？模模糊糊。真的鸣应当是各种有分量作品，诉之于万千无成见，少偏见，且不为空气控制影响的读者。但是目下这种有资格说话的读者，却无多机会说话。这个读者群应当包括教授(教这一行的)、编辑、作者和各种干部、学生、市民读者。这个群的意见，比目下少数人批评就公道正确得多!”“这里出书极多，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20；168， 169)
正是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做好自己的事情的意识，使得沈从文不为各种各样的“热闹”所蒙心蔽眼，而能特别注意到“大热闹”之外为人忽略的“沉静”。不说政治形势，就说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市声鼎沸，吵吵嚷嚷，沈从文从他所住的上海大厦十楼望出去，一派繁密景象，他随手画了一幅速写，图画中却有了“热闹”和“沉静”的对比。他给这幅速写写了一段话：
带雾的阳光照着一切，从窗口望出去，四月廿二日大清早上，还有万千种声音在嚷、在叫、在招呼。船在动、水在流，人坐在电车上计算自己事情，一切都在动，流动着船只的水，实在十分沉静。(20；157)
这幅速写是沈从文到上海的第二天早晨画的。到五月一日这天，他又画了三幅速写，也是从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情景。一九五七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上海外滩的外白渡桥和黄浦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时间和地点所提示的时代气氛和性质。每幅画都有文字描述。
第一幅，“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
江潮在下落，慢慢的。桥上走着红旗队伍。艒艒船还在睡着，和小婴孩睡在摇篮中，听着母亲唱摇篮曲一样，声音越高越安静，因为知道妈妈在身边。
第二幅，“六点钟所见”：
艒艒船还在作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总而言之不醒。)
第三幅：
声音太热闹，船上人居然醒了。一个人拿着个网兜捞鱼虾。网兜不过如草帽大小，除了虾子谁也不会入网。奇怪的是他依旧捞着。
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外白渡桥上正通过由红旗、歌声和锣鼓混合成的游行队伍—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睛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不嫌牵强的话，我们可以把沈从文“静观”的过程和发现的情景，当作他个人的生命存在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隐喻。说得更直白一点，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沈从文的“小虾子”，不用说，就是他投注了生命热情的历史文物研究。
已经是半夜了，沈从文还不能自已地向妻子抒发他投射到艒艒船上的情怀：“这里夜一深，过了十二点，江面声音和地上车辆作成的嘈杂市声，也随同安静下来了。这时节却可以听到艒艒船摇橹荡桨咿呀声。一切都睡了，这位老兄却在活动。很有意思。可不知摇橹的和过渡的心中正想些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和我那么尽作种种空想？它们的存在和大船的彼此相需的关系，代它想来也有意思。……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20；177—178， 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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