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涛的著作，据《隋书·艺文志》记载，有《山涛集》九卷和《山公启事》三卷，今二书均已不存，内容不可得知。清人严可均《全晋文》卷三十四辑有山涛言论若干条，然而其内容大都是关于政事或人物的议论，思想意义不大。因此，我们只能从《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诸书的零星记载中窥见山涛的思想倾向及其人格特征，并与阮籍的思想和人格加以比较。
《晋书》本传载："（山涛）性好老庄，每隐身自晦。"《世说新语·赏誉》载，王衍对山涛的品目是："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这两种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可以统一起来。
魏晋之世的思想界，玄风盛行，老庄思想影响很大，士大夫多以清谈老庄自居。山涛受时代学风的影响，对老庄思想肯定是多有所闻，所以有时也作者庄之清谈，这大概给人一种"性好老庄"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山涛与阮籍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态度有相同的一面。但山涛对于老庄，仅仅是口头谈谈而已，其实，他对老庄并无深入的研究，甚至也无理论方面的真正兴趣，而且处世态度也不以旷达任放为主，他之退隐清谈只是权宜之计，所以史书又说他"不读老庄"、"不肯以谈自居"。从这个角度看，他与阮籍的思想旨趣和生活情趣又有所不同。
从山涛的一些行为看，他确实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某种影响。《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阳秋》说："涛雅素恢达，度量弘远，心存事外而与时俯仰。""心存事外"一语说明，山涛有一种类似于阮籍那样的超然事外的生活态度。正始末年，由于政局不稳，形势发展很难逆料。山涛曾一度采取了退隐避世的方式。《晋书》本传说，山涛在当时任河南从事之职，"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司马懿）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个故事说明，山涛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与阮籍是一样的，并且对世事所采取的回避态度也是一样的。同书又记载了关于山涛的另外一个故事："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所谓"不俗异于时"，也就是上面《晋阳秋》所说的"与时俯仰"。这类行为的思想依据，大概与道家"和光同尘"的理论有某种渊源关系。可能由于这一类的原因，所以东晋时的孙绰曾讥讽山涛说："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吏非吏，隐非隐"一语说明，山涛与阮籍一样有"朝隐"的行为特征或人格形象。
但是，从山涛的基本思想倾向着，他似乎没有像阮籍那样发生由儒到道的理论转变，在其观念世界中也没有如同阮籍那样的儒道两种不同思想的严重冲突和对立。他真正信奉的大概一直是儒家思想，并以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晋书》本传的记载看，山涛一生以礼自守。他在四十岁左右时，被地方察举为"孝廉"。山涛有何孝行，由于史料无载，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按当时的察举标准，被举为孝廉之人是应该有显著孝行的。
这一点可由山涛晚年的生活态度得到印证。他年逾六十岁而遭母丧，但"仍居丧过礼，负土成坟，手植松柏"。这与阮籍居丧毁礼的行为恰成鲜明的反差。又，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是选其子司马衷还是选其同母弟司马攸，曾经一度拿不定主意。在征求山涛意见时，山涛回答说："废长立少，违礼不详。国之安危，恒必由之。"①晋武帝接受了山涛的建议，最后选定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后来继位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痴天子惠帝。山涛的意见在政治上的得失，我们可暂且搁置一边，但有一点很清楚，这就是他立储的标准完全是依据子儒家传统之说。晋武帝曾经评价山涛说："君以道德为世模表，??吾将倚君以穆风俗"，并以山涛"年蓄德茂"而授之司徒之职，"掌宣邦教"。在有晋一代，由于山涛"有德"，深受皇帝的赏识和倚重。山涛之德，不是道家之德，而是儒家之德，也就是儒家的礼。
山涛所奉行的处世信条大概是儒家的"穷居达济"的原则。据《晋书》本传记载，山涛未发迹时，"布衣家贫，谓妻韩氏曰："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公夫人耳！'"可见。山涛本无隐意，志在出世，而且他一生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原则。虽然在正始末年至竹林早期，由于为政治形势所迫，他曾经一度采取退隐的生活态度，但这种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受着道家观念的支配，莫不如说受着儒家观念的支配更为确切些。或许正由于此，当司马氏集团对曹氏集园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政治局势明朗化之后，山涛在司马师的动员下，很爽快地出山作了官。这种处世态度的变化，如果挖掘其思想原因，不是由道家立场向儒家立场的转换，而应该理解为由儒家思想的"独善其身"一面向"兼济天下"一面的转换。《世说新语·政事》里说，嵇康被诛后，山涛动员嵇康的儿子嵇绍出仕晋室："绍咨公（山涛）
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山涛的这句话出自《易·彖》，①这说明他对待"出处"的态度，纯粹是依据于儒家的价值观念。山涛劝说嵇绍服事仇敌，似乎很奇怪。其实，按照儒家的道德原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山涛出仕晋室三十余年，历任重要官职，为巩固西晋王朝政权，提出了一些卓有远见的建议，政绩也颇可观。如，晋室平定吴国之后，晋武帝为表示天下大安，令州郡尽悉去兵，山涛曾表示反对，认为不宜尽去州郡武备。晋武帝不听。后来"八王"拥兵作乱，战祸不已，这与州郡没有武备就有一定的关系。①又如，山涛任吏部长官时，典选官重任，为政府选拔了不少贤才。可见，山涛在出处问题上与阮籍所奉行的原则并不相同。阮籍倾向于道家式的出世主义，而山涛则倾向于儒家式的入世主义。
山涛与阮籍相比，前者以"识度"为胜，后者以"才致"为长。②山涛有识度，所以能以理性节制自己的感性，在道德问题上能以礼自守，不会毁弃名教，造成与现实的对立，在政治上能走一条建功立业的道路，终于没有走上隐世的道路。从总体上看，山涛是一种功德型的人格。尽管受环境的压迫和玄学气氛的影响，山涛不免也带有名士的"清逸之气"，但他的名士之气仅仅是他的功德型人格的附庸之物。山涛一生基本上是依据于自己儒家式的理想与信念而行动的，因此，可以说其内在理想与外在形象大体上是统一的。
① 景帝司马师无后，文帝司马昭以武帝弟司马攸继景帝后。司马昭认为是 司马师开创的大业，所以一度想传相位于司马攸。武帝想立司马攸为太子也有这 样的意思。武帝为兄，司马攸为弟，所以山涛批评武帝属意于司马攸是"废长立 少"，不符合礼制。
① 《丰》卦《彖》原文为："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① 参见王仲荦：《魏晋甫北朝史》上册第三章第二节第210-2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② 《世说新语·贤媛》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意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为友耳。'"阮籍有"才致"，说明他有浓郁的文人品格或诗人气质，文人或诗人的特征是崇尚感性而蔑视理性，富于幻想而脱离实际；在行为方面有比较宽广的自由度而具有较多的浪漫色彩，表现为对世事的遗落和对礼法的超脱，从而与其内在的理想形成冲突，构成一个双重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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