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阮籍评传 > 一、双重的时代音调--"忧生"与"刺讥"
于阮籍《咏怀诗》的意旨，如同钟峡所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因此，千百年来，虽然它一直受到人们的赞美，并为人们所讽诵，但其真正的底蕴，却似乎成为一个千古难解之迷。然而，难解并不等于不可解。就一字一句的具体指事，由于阮籍说得过分隐晦曲折，当然令人难以捉摸，但就其所包含的一般思想内容及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来说，还是十分清楚的。唐人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咏怀诗》注）尽管李善也感叹阮诗"文多隐蔽"、"难以情测"，但他还是肯定了"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的思想内容与思想旨趣。所谓"忧生之嗟"，乃指阮籍对人生、特别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感叹；"志在刺讥"，说明阮籍的诗旨在于刺时、刺世。前者直接导致阮籍对现实或人生在社会层面价值的否定，后者则表现了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忧虑，从这一特定的层面看，二者构成了自然与名教的矛盾，映照着阮籍心理世界的困惑。李善的说法也可谓之一解。当然，《咏怀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复杂而广泛，但突出的是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和对现实的无法忘怀，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忧愁焦虑的情绪。这不仅是说，这一类的内容在《咏怀诗》的统计中占有极大的分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咏怀诗》的基本旋律，其他方面的咏叹可谓皆由此衍生，或说是这个主音的伴唱。
先看阮籍"忧生之嗟"方面的诗句：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第三首春秋非有讫，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
--第四首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岗，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第十五首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逸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世忽若浮。
--第三十二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第三十二首以上所引远不是阮籍"忧生之嗟"诗篇的全部，但由此足见他内心世界的焦虑、痛苦、伤感、恐惧、忧郁，其核心内容就是对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感叹。君不见，人的生命旅程就像东去的流水，随着岁月流逝而流逝，朝为青发少年，转眼白发苍苍！君不见，荒凉的四野，无际的山岗，密密麻麻的土丘中掩埋着多少人的白骨，无论是圣贤帝王，还是平民百姓，有谁能够逃脱这最终的结局！如果说人有生必有死属于自然的常规的话，那么，最令人忧惧的是意外的灾难："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生命瞬间化为一片乌有，**转眼变作一缕青烟。这是大自然突降于人的祸患，还是险恶的人事给人的惩罚，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阮籍都没有挑明。但无论是何者，都足以让诗人"胸中怀汤火"，有如"终身履薄冰"之万分焦虑了。在诗人的笔下，真可谓一字一句，字字句句都显示的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灵魂，它与对妻子的别离、富贵的无常、荣名的难保等一系列的焦虑交错在一起，烘托出一种万分悲凉、忧惧无际的气氛，与《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中那种齐一生死、超越万物的达观精神相比，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无疑，这里所展现的完全是阮籍的另一个层面的世界，这是一个更为深层，同时也更为纯真的心理世界。
《咏怀诗》对于个体生命的这种沉重的呜咽，就其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它是以情感的方式反映着时代的深重苦难。如上所述，汉末大乱，从黄中起义前后起，中国整个社会开始处于动荡之中，战乱不已，疾疫流行，人们不是死于天灾，就是死于**，以至于死尸枕藉，白骨蔽野，即使是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地主也在劫难逃。对士大夫阶层刺激最深的是汉魏和魏晋之际的两次掸代之乱，不仅一批政治人物卷入了这两场政治旋涡中，而且大量的士人名流在动乱中也被推上了断头台。因此，生死存亡问题自然成为当时人们所特别关注的头等大事。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从来就是反映时代内容的一面极其敏锐的镜子。所以，对于人生无常、生命短暂的感伤和忧惧情绪，便在文学作品中，特别在诗歌中弥漫开来，构成了一种极为强烈的时代声音。如，汉末《古诗十九首》所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如，曹操所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曹丕所说的"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如，曹植所说的"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啼"，"自顾非金石，咄咄唶令人悲"，在这类对生死无常的感叹诗句中，无不折射着时代的苦难。
阮籍主要活动于魏晋禅代之际，尽管《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及三曹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那种时代的苦难，无疑仍会使阮籍感到惊悸不已。特别是阮籍亲眼看到了司马氏与曹氏的残酷政争过程，目睹了何晏、夏侯玄、李丰等大批名士的惨死，这更会在他的心理上引起强烈的震憾。追忆惨痛之历史，反观更为严峻、恐怖之现实，阮籍不能不经常处于畏惧不安的境地，陷入极度伤感、忧虑的情怀之中。阮籍的《咏怀诗》与《古诗十九首》及三曹的诗歌一样，在他们对人生的感叹中，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内容。但阮籍所处的时代比起汉末以及汉魏之际来，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的处境也更为复杂与尬尴，或许再加上阮籍本人所特有的孤做不群的性格，因此，他的《咏怀诗》在反映时代的苦难或时代内容方面，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似超过了前人，从而也具有更为震憾人心的思想价值。由于《咏怀诗》这种极为强烈的政治与时代内涵，使阮籍的"忧生之嗟"不同于一般的对个体人生际遇的哀叹，而具有严肃的时代意义和十分鲜明的时代精神。
片《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的理论目标一样，《咏怀诗》的"忧生之嗟"本质上所探讨的也是一种人生的哲理。表面上看来，阮籍是如此的悲观、颓废、消极，实际上，在其思想的深层却深深隐藏着他对人的生命及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性的思考。在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荣华富贵，倾刻丧失；功名利禄，转眼即逝；权势地位，若过眼浮云；甚至儿女妻子，也难以保全。在阮籍的视野中，传统的价值、信念、理想，似乎都毫无意义而不值得留恋，它们完全是虚假的，不可或信的，对于人的生命主体来说都是外在的东西，剩下的唯一有真实价值和真正意义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生的生死别离。这也是一种人的自觉或觉醒，是人对于自身的生命、命运的价值和意义的新的发现、思索。如果说，在阮籍《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那里是通过"齐一死生"的理性方式，以对生命价值的表面否定而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真实肯定的话，那么，《咏怀诗》则以感性的直观的方式，直接地再度肯定了这同一的人生主题。
然而，阮籍毕竟是从儒家阵营冲杀出来的玄学家，因此，伴随着"忧生之嗟"的是对现实的无法忘怀，对社会世事的关心和忧虑。与"忧生之嗟"相对立，"志在刺讥"构成了《咏怀诗》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二者所包含的哲学意义有根本的不同，前者侧重于个体生命的价值，而后者则侧重于生命形式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它的思想基础或思想背景乃儒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就此而言，"志在刺讥"与《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那种要求超越世事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这种思想矛盾，不仅表现了阮籍内在精神世界或心理世界的分裂，而且在共时态的层面上再现了阮籍思想的演变轨迹。我们曾在第一章指出，阮籍歌颂壮士，赞扬高尚的气节，对那些"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和"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的英雄人物是如此地敬仰；阮籍崇敬良辅，向往圣治，"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希望自己成为"八凯"、"八元"式的良辅。这些诗句皆为阮籍的回忆之作，表现的是阮籍竹林时期的理想和追求。从这些洋溢着激情的诗篇中，我们不是可以发现一种与阮籍后期玄学思想完全不同的"济世之志"吗？
再看阮籍下面的这三首诗：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缘水扬洪波，旷野何茫茫。走兽交横弛，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
--第十六首"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悽沧怀所怜。所邻者谁子？明察自照妍。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第二十九首"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萧歌有遗音，粱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己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第三十一首阮籍所处的时代，政治中心在当时的京都洛阳，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
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个远离京师、无关紧要、久已败落的蕞尔古城。阮籍的三首诗都是以梁为吟诵的对象，他对梁这个战国时期曾是魏国首都的城市表示了这么大的热情，当然不是无病呻吟，这肯定是有深意的。清人何焯指出："大梁，战国时魏地，借以指王室。"（《义门读书记》）陈沆说得更清楚："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未年，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好，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今人徐公特认为，《咏怀诗》的第十六首是暗寓司马氏当道，屠杀异已，行废魏帝曹芳、立曹髦为帝之事。第二十九首与第三十一首是阮籍感叹魏明帝喜歌舞，好奢侈，大兴土木，造成国家困顿，以致使"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菜"；又痛借明帝虽有人君之气概，但却不辨忠好，最终亡于晋。①以"大梁"寓曹魏之政治，可谓古今之人的共识，阮籍的三首诗是否如上述所解，实有所指，可暂不论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确实透露出阮籍对现实的一种深沉忧患意识。如果说，阮籍的前面几首诗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尚从正面表现了他对社会的强烈关注，那么，这几首诗以忧患意识从另一面反补出他的积极用世思想。
人类最深沉的忧虑莫过于对自身生命的存在。从原始人类到今天人们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莫不是为了争得更长久的生存时间与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大概是人类心理世界之中一种最基本的本能意识。因此，生存忧虑始终在人的灵魂深处躁动不己，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在一切自觉了这个问题的人们那里是如何理解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实现它的价值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儒家理性主义的入世哲学追求的是人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它潜在的心理是有感于生命的短促，企求在有限的人生中实现或完成无限的社会价值。老庄道家哲学探索对生命存在的超越，试图在精神领域中获得逍遥与自由，它的潜在心理同样是有感于**存在的短促与有限。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正是这同一心理状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外在效应。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庄子》一书中更有大量关于生死问题的言论，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著名论题。究其实质，显然都是对人生哲理从不同的角度所作的深刻反思。儒道两家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解是完全对立的，但在对于生命存在有限的认识及执着追求超越有限方面则完全没有两样。阮籍《咏怀诗》中的"忧生之嗟"，正是在心理世界的底层，表现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对接与契合。但在较高的理论思维层面，却又表现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如果说，《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所表现的是，由于阮籍对于生命存在的忧思而走向对于生命存在的超越，试图在主观精神的领域实现由有限向无限的转化，从而具有浓重的道家哲学精神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咏怀诗》的"刺时"或"志在刺讥"又由于同一心理背景，透视出阮籍试图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有限向无限的转化，从而又带有鲜明的儒家哲学的精神。就后者而言，这可以说是阮籍早期的"济世之志"或《乐论》、《通易论》的思想在心理世界的积淀。在阮籍思想的后期，儒家的观念到底没有被道家的东西所完全同化与窒息，《咏怀诗》以曲折的形式又一次顽强地展示在外。
然而，在阮籍当时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他所渴求的那个社会层面的生命价值只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因此，实际所剩下来便只能是"忧生之嗟"，对生命存在的渴望与畏惧。而且，现实所给予人的生命存在的安全系数极低，或者说，人在社会中其生命的安全是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的。
那么，到哪里排遣这种对于生命存在的苦闷徬徨，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呢？阮籍的《咏怀诗》，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神仙世界和隐逸世界。
① 详见徐公特《阮箱与嵇康》一书第1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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