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与人力
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和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作为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封建绳索之一，认为是农民革命运动必须冲决的罗网。所谓神权，就是鬼神崇拜。崇拜的含义有二：一是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奴役着现实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神鬼力量面前感到无比自卑，陷入异化状态；一是天堂好于人间，天堂的生活福裕、洒脱、自由而美丽，人世的生活勤苦、劳累、贫困而丑陋。于是，摆脱人的渺小和苦难，或祈神而助人，或羽化而成仙，或死后登天堂，一直是世俗社会深长久远的梦想。在这种“幻想的同一性”基础上，神话传说和非现实的虚构想象，十分自然地成为人们表达人生和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
作为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的斗争生涯的一个目标，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决神权，在人定胜天的信念指导下，把人提升到神的境界来肯定和歌颂，力求把现实社会改造得比天堂还美好。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在读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做的批语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于是，除人们自己外，宇宙间无所尊、无所畏。如果说这个与神相等的“己”还只是抽象的人格主体的话，那么，当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农民运动“大王”以后，不着边际的“己”便具体化为摆脱迷信思想的觉醒农民的意志力量，具体化为革命实践。在大革命时期，他通俗地向人们宣传这个思想，灌输这样的信念，“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①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阐述了神与人、迷信幻想与现实生活的根本联系，揭示了神权观念的形成根源：枣园去年天旱，久不下雨，老百姓就许愿，请龙王菩萨，后来了了雨，他们就说这雨是他们请来的，于是就牵一条羊去还愿。可见神的社会和人的社会一样，他也需要吃，需要穿。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时，发现迷信品的进口中，有一项是货币，神仙大概也要化钱，神心里有了气，送一点东西给他，就没有气了。科学没有发展，敬神在老百姓那里是完全需要的，有了科学，迷信自然就成了问题，
②所以，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没有经济，也就无所谓文化。给论很明显，高高在上的神们其实也是很“世俗”的，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们只不过是现实人们出于生存需要所心造的一个幻影罢了。摧毁神权观的根本手段，在于经济基础的变革。
革命的逻辑，科学的理性，实践的力量，粉碎了神的偶象，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者。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多次向人们阐述神人关系，其意已非信不信和敬不敬神的问题，而是试图从根本上抹掉人们幻想中的神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别，彻底消除世间凡民在注力无边的神话形象面前自觉不自觉的自卑心态，从而确立现实人们和现实世界的本来位置。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②1944年3月22日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
1959年3月3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我曾问过一些中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他们说不是，我说是。他们说神仙是住在天上的，住在别的星球上，是美丽而善良的人，是文明的、有本领的人。我说也许是真的，但是地球上的人都是神仙，别的星球上的高等动物就看我们是神仙。否认自己没有神仙资格也是迷信，也许我们还是头等神仙。谁知道别的星球上有无神仙，有也和我们差不多。中国人不如外国人，人类不如神仙，这都是自卑感。这段话自然有几分“随谈”性质。但可以肯定不是“随意”之论。1958年，毛泽东多次谈过这个问题。4月，他同卫士张仙朋聊天，便由“仙朋”①这个名字生出神仙与凡人之间的联想。5月，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又谈到这个问题。几次谈话，意思乃至语句，都是一样的，足见这不仅是他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是他几经思考已经定型的一个思路。
提问，是毛泽东表达思想的常用方式。一般来讲，提问是人们对其时代既成的或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原则寻求解答。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只能是根据他的理性、想象和信念所能够和需要提出的问题。提问本身既是对提问者的存在界限的划定，又是对他试图超越这个界限的追求标示方向。一个人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表明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或力求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生活、把握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和提问的方式，无疑昭示出一种打破凡旧常规的个性本色和思维方式，表达出不愿受现实既成习惯的束缚，力国超越其存在界限的渴望。他力图接通天道与人事之间看起来很神秘，其实则异常简单的本质联系，启发人们摆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对于自身局限性的自卑，以自己的意志和想象来逼进世界的底蕴。他的答案则包含着真切的历史要求，即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解放的人们，应该在精神上、在对自我的位置和创造能力的认识上、以及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上进一步实现解放。人们不仅创造了神，而且人们本身就是无所不能创造的“神”。这是诗人的形象思维，也是革命家的现实逻辑，这里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更有张扬信念和意志的强烈愿望。
这样，当人们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重新审视神人关系时，便合乎逻辑地得出新的观点：作为神的创造者，现实人们的才能远远高于那些曾趾高气扬的神话形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不少文艺作品反映这一主题。毛泽东看后都特别表示赞赏。1958年9月16日，他在安微视察工作时观看了新编庐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提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毛很赞许。同时还幽默地说，剧中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地打一仗。1960年3月，他在杭州看了浙江婺剧团的神话喜剧《牡丹对课》。该剧写大名鼎鼎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下凡游戏人间，见一药店招牌上写“万药俱全”四字，就故意作难，要买几味怪药。店主无以为对，吕洞宾要卸下药店招牌。店主之女白牡丹出而应对，吕洞宾欲戏弄白牡丹，结果反被戏弄。毛泽东看后的评价是：说明神仙不如凡人。在会见演员时又对怖演白牡丹的小演员说：今天你胜利了。①
①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
确立神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不是要束缚人们的积极想象，恰恰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们的思想，借用传统的神话方式，来激发、来鼓舞、来讴歌人们在创造新世界过程中的斗争热情，展示人定胜天的境象。
于是，在50年代，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成为毛泽东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丰富的古代神话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灵感和素材，他在现实与神话中架起了桥梁，通过对古代神话的改造和运用，来烘托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做立天地神人之间的深远意义。面对武汉长江大桥“飞架南北”的壮观景象，他进而设想再造巨型水坝，以“截断巫山云雨”。传说中那位飘洒的高唐神女自然还健在，她看到这番奇迹，难道不会瞠目结舌地“当惊世界殊”吗？有意思的是，这位神女在传说中本是热衷于男女欢会之辈，为了说明人定胜天的道理，毛泽东把她改造为兴云作雨，掌握长江上游水势的神仙。当毛泽东从报上读到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禁不住“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他想到那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因偶然机会升天为神的牛郎，如果仍然深情地关注着他家乡的“瘟神”之害的话，该是放心的了。他进而想到，六亿神州凡人，一个个都成了传说中万古崇仰的圣人尧、舜，他们改造世界，竟是那样的轻松自如：“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是的，新社会的新人们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今天上的神仙惊讶和羡慕不已的奇迹。
作为泱泱大国的政治领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设计师，毛泽东不只是在诗歌中驰骋他的想象情怀，他的这一个性还渗透到他构想和处理一些具体事务的方式之中。水资源是农业的命脉，增大水利灌溉是推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当他听说拥有渤、黄二海的山东缺水时，很自然地联想起“每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的李贺所幻想的境界，随口念起这位“诗鬼”的《梦天》中的句子：“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洲九点烟，一涨海水杯中泻”。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珮相逢桂香陌。”诗人幻想梦游天空，看到奇丽变幻的天光月色；俯视人间，沧海桑田，千年如瞬息。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九洲和海洋，渺小得象九点烟，一杯水。李贺诗中美丽而富有哲理的神话联想，引发了毛泽东的现实联想：“能把海水变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①
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领袖来说，是非常可贵并富有魅力的主体素质。在毛泽东的长期革命生涯中，他不墨守陈规教条，根据实践的要求，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这不能不说与他上述的个性心理有一定的关系。在取得一系列的伟大成功以后，特别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成为主要任务以后，毛泽东更乐于频繁地展示他的想象力；迫切地感到需要把不拘常规的创造精神和思维方式更普遍更深入地融铸到现实人们的思想之中，因为这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
①《怀念毛泽东》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①1960年5月2日同山东省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神话式的奇特想象，本来就是毛泽东个性中的重要内容。这一个性使他常常在有关时事问题的谈话中，透露出俯视人间天国，打通凡俗思路的巨人股的情怀气势。他头脑中活生生的想象同科学理性结合起来，时常从一些恒常现象中发现人们引以为怪的“常理”。他以诗意的笔调豪迈地宣称：现实人们每天都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有人不解此语，他青年时代的一位同窗还表示疑问。于是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详细解释了他的思路，人们住在地球上，因地球自转于不知不觉中，一日行了八万里路，地球赤道全长八万里。地球在天空转动，所以住在地球上的人们事实上是“坐”而“巡天”，“一千河”泛指宇宙间很多的星河。对于那种总以为“我一动也没有动”的直观判断，毛泽东感到：“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①
在诗情的想象中触及科学，反过来以科学的道理来证实想象。许多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使会冲破常理。不唯作诗如此，现实的变革实践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运动中，毛泽东就坚信，这是“破除迷信的一年”。在上半年，许多人认为“‘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而一到下半年，他们只好相信新鲜事物了，因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尤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但现在，“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②
鸡毛上天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仍在继续高涨。毛泽东充满感情地关注着这个令人高兴的势头：正在向前奋进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4月，在广州读到一篇题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毛泽东欣然提笔赞扬，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他坚信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正好驰骋想象不守陈规俗套的束缚，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实现最新最美的理想。这种境象的落实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是同解放思想分不开的，是同“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分不开的。为此，他欣赏大字报这种向陈旧思想进击的“新式武器”。对现实中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的不满，对扫除这些障碍的渴望和礼赞，使他想起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侍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晚清着意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志士们所呼唤的景象，只有在新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毛泽东说，“大字报把‘万马齐暗’的沉闷空气冲破了。”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发展过了头，便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9页。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8、233.231—232页。①上述引文见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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