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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山”与“打鬼”
作为革命家，毛泽东不仅从艺术角度去欣赏和理解神话传说，更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挥神话传说及其形象的社会功能。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一度在井冈山养伤。他曾对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时间练操的红军指战员风趣地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哪吒，他们①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1938年8月5日，对延安“抗大”第四期毕业生的讲话中，他把学生们在“抗大”的学习，比喻成在昆仑山上学了法，下山以后，一切鬼怪都可以收拾了。1939年7月7日，纪念抗战两周年时，毛泽东出席了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演讲，他用姜子牙山的故事勉励同学们上前线：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②这几次谈到《封神演义》，只是对神话传说在形式上的借用和比喻。事实上，在毛泽东有关神话传说的运用和发挥中，他最着重的是它的精神内容。
什么是神话精神？我们很容易想起夸父逐日的崇高和悲壮，愚公移山的意志和力量，桃花源的美好境界，孙悟空的乐观和坚韧的战斗等等，这些，根本上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高尔基在谈到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的思想价①值时说，“它帮助激起对现实的革命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这就把神话艺术的功能引向了人们的现实实践。正是在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人们的想象力得以充分的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展示。神话传说的想象性，赋予人们追求理想的激情和动力；神话传说的战斗性，赋予人们向邪恶势力挑战的激情和动力。作为一生部在为未来理想奋斗，并在许许多多的挫折和失败中不断进取和获得胜利的革命家，毛泽东需要并体现了这种神话精神，并把它融进了将“幻想的同一性”变为现实的同一性的历史实践进程。
毛泽东的人格精神同神话精神的第一个相通之处，是乐观、自信和坚韧的战斗意志。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从事伟大斗争的各个阶段，在毛泽东那富于幻想、识见高古的笔墨情怀中，都出现过能恰当地鼓舞人们的战斗情怀的神话形象和故事。
“不周山下红旗乱”——这是人们熟悉的一个较早的例子。在土地革命、阶级革命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于1931年春天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运用和发挥了共工以头触不周山这一神话故事。为了让人们更准确②地理解这一神话的诗意，在后来对该诗所做的按语中，毛泽东特意排列了《淮南子·天文训》、《国语·周语》、《史记》等典籍关于共工性格和命运的记载。后二者记载的共工形象很有些欠佳，一说他淫失其身，为害天下而被
①陈伯钧：《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66页。②成方吾：《战火中的大学》第75—76页。①《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3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②毛做这个按语，大致是在1961年4月底。据逄先知同志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文中回忆，1961年4月24日，毛要田将他在1929年前后写的六首词填上词牌，并查出“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田很快就完成任务。
灭；一说他霸而不王，与祝融作战，不胜发怒，于是才以头触不周山而死。但毛泽东特意取《淮南子》之说，因为该说突出了共工这样的性格：敢于挑战，同颛顼争为帝，以主宰天地沉浮，力量气势博大，可以折绝天柱地维：敢于同敌人、同旧秩序同归于尽，最终更变了山河形貌。传统看法，共工是破坏之神，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破坏是值得的。对旧秩序的破坏，就是挑战。就是革命，就是新世界诞生的起点。他早年不是说过吗？“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千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①共工既然以自己的生命换得“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其结局无论是社会效果还是人格境界，都是一种崇高的悲剧。于是，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发挥说：共工“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共工是胜利的英雄”。远古的神话传说在毛泽东的选择和运用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意义。神话的启迪，史家的见识，诗人的想象，革命家的战斗意志，预言方的信心，在这个注中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了一起。是的，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战士们，不就是正在以“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从事着一场充满悲壮诗情的、与剥削阶级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争为帝”的伟大挑战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他坚信，决心斩断旧纲纪，打破旧秩序的挑战者就是现代的“共工”，他们终将是胜利的英雄。
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已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选择。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团聚力，已成为高高扬起的时代精神的一面旗帜。是年3月底，毛泽东写了篇《祭黄帝文》，这位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兴起过程的伟大的神话先祖，成为他的赞美对象。
中华民族，氏族轩辕：黄帝之陵，□□田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社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懿堆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接着，根据“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的时代情势，毛泽东笔锋一转，展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保卫民族主权的战斗誓言：
东等不才，剑屡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失勿谖。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险之，皇天后土。①神话传说中的黄帝，因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进步有着极大的贡献，而被认为是我们的祖先。他率领各部落经历大小25次战争才统一了天下，为人民带来安宁，其中最剧烈的一仗是在涿鹿讨平蚩尤的战争。黄帝还是一个发明神，诸如草药、舟车、文字、养蚕、音律，相传部来自他的聪明智慧，为人民带来文明之光。由此，历代人们把黄帝作为我们民族的团聚力和创造力的象征。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处于多难之际，黄帝更自然地成为人们团结起来，抵御外敌的精神旗帜。在《祭黄帝文》这篇高古典雅的文章中，毛泽东把对神话先祖的认同、赞美，同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恰当地结合在了一起。
①读《伦理学原理》批语。
1945年，中国的历史又面临一次伟大的转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这一基本路线。为了更鲜明生动地解释和理解这一路线，毛泽东在大会闭幕词中全文讲述了①《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这一神话传说，后来又以“愚公移山”为题把这篇闭幕词放入“毛选四卷”。足见这个神话传说的主题含义多么切合毛泽东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愚公移山”的象征指称是相当明显的。方七百里、高万们的太行、王屋二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九旬老翁及其家人的挖山不止——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帝及神话传说中夸娥氏两个有巨力的儿子——人民大众。从斗争对象、历史任务到革命者的意志、信念和力量来源，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恰当的对应结构。这是对古代神话传说的相当成功的解释和引伸。毛泽东不信上帝，但他却下时谈论上帝。除了喜欢把人民大众喻为上帝（1975年10月8日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径直说：”人民就是上帝”）以外，他多次同外宾说过，马克思是上帝，当然，是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上帝，还说死后去见马克思等等。很明显，这两个“上帝”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亭革命斗争的力量源泉，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物质的。毛泽东一生的实践都紫紧地依赖着这两个“上帝”，并努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于是，他也成了20世纪中国站在这两个“上帝”之间的巨人。
共工触山，愚公挖山，上帝搬山，毛泽东对神话传说的借用，恰当地烘托出他和中国共产党人改造旧世界的斗争境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任务转化为建设新世界，但在毛泽东看来，斗争并没有停止，国际国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他们要干挠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这就需要继续发扬战斗意志，象提倡“搬山”精神那样，提倡“打鬼”精神。
翻开《毛泽东诗词选》，我们不难体会到，在50年代，毛泽东笔下的世界境象，是欢愉和明快的。轻轻一笔“百年魔怪舞翩跹”和“一唱雄鸡天下白”，便把魔鬼们荡留于过去的世界。昨天那“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黑暗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6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笔调却沉重起来，诗句中充满着紧张气氛。一股股“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黑”的战斗豪情，和“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壮志，跃上笔端，力透纸背。
毛泽东的诗情何以发生如此变化？
——“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当然只是诗歌的形象表达，它反映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际背景和毛泽东主观世界的变化。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对党内斗争的认识，发生了大的变化，不象他在1956年“八大”前后的有关论述那样科学，那样乐观。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开始变为公开论战，毛泽东日益感受到“修正主义”背弃马克思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住，加之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华攻势也日见其凶。主客观方
①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个故事，如1938年12月1日和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抗大”的讲演。
足见他的这个构思由来已久。《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后世所传《列子》八篇，大约为晋人作品。大部分属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寓言。在文学史上有很大价值。除“愚公移山”外，其中的“儿童辩日”“纪昌学射”“歧路亡羊”等广为流传。
面的原因，使毛泽东对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国际冲突越来越重视，在此期间写了好些首议论时势的《读报》诗，其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这些凶神、恶鬼、邪魔的所指，是不言而喻的。
在毛泽东看来，在这严峻时刻，更应发扬“金猴奋起千钧棒”那样的主动进击的“打鬼”精神。毛泽东不仅以诗言己之志，也重视以诗鼓人之气。1961年11月和12月，他两次批示把自己写的后来公开发表的以反修为主题的诗“发给到会的同志们”，“印发合同志”。与此同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神鬼故事，再次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十分自然地把它们当作鼓舞志气的工具。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狂生夜坐”的故事：一书生夜读，有个鬼吓他，从窗户伸进长长的舌头。这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在自己的脸上一阵涂抹，样子很吓人，然后也把舌头伸出去。两个舌头就这么顶着，两张脸这么对视着。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而走。1959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绘声绘色他讲了这个故事，提示说；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都不怕。古代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鬼，主要是当时人们无法理喻和不能战胜的超现实的力量，是迷信、异化心态的产物，毛泽东直接把它引伸为现实政治斗争的敌人，从而在古为今用的发挥中，扩展了“人鬼相斗”这一传统题材作品的价值意义。
为了在全民族中提倡不怕鬼、主动打鬼的精神，毛泽东在1959年特意指示有关部门从古代志怪、志异的人鬼作品中选取若干篇编印一本《不怕鬼的故事》。该书在1961年初完成。负责此项工作的是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何其芳，但从选目到序言，毛泽东都精心过问。在听取何其芳汇报时发表了许多看法，并多次修改由何其芳起草的序言。从毛泽东为读书序言加写的几段文字和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中的有关回忆中，对毛泽东的“打鬼”思想可以概括出这样几个层面。——怕鬼没用。“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变换位置”。我们不仅不怕鬼，而且要有信心在斗争中战胜鬼。在传统观念中，鬼是超人的，但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就会证明人远胜于鬼。于是，毛泽东对何其芳说，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讲究战术，如此便能打败它仍。又举读书选入的《宋定伯捉鬼》为例，说：“鬼背宋定伯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自己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后来他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最怕什么东西，他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由此，毛泽东还嘱咐何其芳在序言中再加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毛泽东直接了当地向何其芳表明自己提拟编选这本书的动机。在序言中，他又特意指明编这本书的特殊背景：这本书在1959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1960年，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不怕鬼’的声明，全世界革命人民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可以出世了”。
——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毛泽东指出：“读者应该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需要打鬼，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这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编选古代人鬼故事，竟如此奇妙而恰当地同现实斗争融合一体，这种充满“幻想同一性”的政治艺术，在其他政治家、革命家身上恐怕是相当罕见的，对于具有博大的诗人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那样的合乎情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迸发和高扬人定胜鬼的精神，正是他那有着超凡魅力的自信和意志所在。这样的意志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它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克服困难，战胜阻力，不断进取的主观动力，更何况，毛泽东还特别讲求打鬼战术。但是，当我们的评价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精神价值走向历史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国际国内矛盾在判断上的严重失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毛泽东的打鬼比托，确有不当之处，在“现实的同一性”上不甚协调，从而使不怕鬼进而打鬼的精神不断转化为扩大化的过火的政治批判。
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于是，①“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神话文学的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名，他敲开了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了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能耐；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海里是不是跳荡着孙悟空那活脱脱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我想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
②性的必要条件，由此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所做的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57年2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主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①忻中：《毛泽东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②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
1961年底，毛泽东又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境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①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己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的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续继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同了。
在高高抡起的金箍棒里面，事实上蕴含着促使造反者勇敢无畏地分入斗争的独特价值观念，即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对善与恶的认识。
《西游记》第28回写孙悟空回花果山，用法力把千余来犯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并鼓掌大笑：“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毛泽东读至此，写了一段批注：唐僧的训诫乃“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就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就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师徒四人赴西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愆”，获得佛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空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的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
①孔子都极力反对的“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域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行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
①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铁译，《党史文汇》
1986年第6期。①语出《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
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做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同时反叛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①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他多次说过。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理想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②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傩，迦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②1956年9月27日接见外宾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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