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想象
1958，火热的年代，心潮澎湃充满诗情的岁月。
这段时期，毛泽东集中阅读想象丰富而博大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楚辞》，显然不是偶然的兴之所至。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又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
②书刊目录，经他亲自审定后，印发与会代表。毛泽东思接千载的浪漫主义想象作品，所“领会”、所“喜悦”的是什么，他没有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浪漫作品那奇诡的想象世界，那博大的时空意识，那不拘成规的对现实的超越，那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对20世纪这位站在此岸思考着彼岸，创造皮史设计着未来的思想巨人来说，在精神品貌上几乎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特别是在提倡以空前未有的高速度搞经济“大跃进”的关键日子里，毛泽东所“领会”和“喜悦”的，不就是力图把理想变为现实，把想象变为实践的那种乐观信心，那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么？
这种情绪，也通过他的其他方面的阅读兴趣反映出来。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大胆的幻想家》的小文章，介绍苏联喷气技术和星际火箭理论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的生平事迹。毛泽东读后在一旁批注道：“此件可看”，还特意在文章中下面几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一天，齐奥尔科夫斯基看见窗外有几只燕子在雷雨前的阴霾密布的天空中疾掠而过，无数的幻想在他的脑中沸腾起来；人一定比燕子飞得更快……。”
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是最能激发和表达人们的热情和想象的思想工具。毛泽东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领袖，审美的艺术理想与未来的社会理想，有时在他的脑海里交错出现。他乐于看到想象与现实的完美融合。
在1958年的一些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强调学点文学，大量收集民歌，也非偶然。在南宁会议1月16日的讲话中，他意味深长地谈起文学，劝导繁忙的领导干部们“学点文学，古文、今文部可。一次读几遍，放起来，然后再看。”搞文学也要有重点，“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正式研究过这问题。”希望党来研究“现实主义”和“幻想”，仅仅是文学上的一种期望吗？显然不是。在1月21日的会议总结发言中，他又重申“学一点文学”，认为“这是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稍后，他把这个问题赫然列为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的一条。
最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以超迈的愿望、巨大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来创造生活的文学样式，莫过于民歌了。通过民歌来认识生活并进一步唤起创造新生活的热情，是毛泽东当时的一个明显思路。在成都会议3月2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懂（指毛泽东亲自挑选和指示印发的唐、宋、明三代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与民政。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在4月的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中间搜集。
②见秦晓鹰：《情满天地间》（访林克》，《八小时以外》1990年第12期。
收集民歌，在古代叫着采风，目的是“观风俗而知得失”，民歌的内容也多是“怨刺上政”。在新社会，采风是辨时代的脉搏，观人民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志气。因为民歌的内容是对新生活、对自我力量的热情真诚的歌唱。这大体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注重民歌收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扬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创刊号《红旗》杂志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解放了的人民在为乡、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指示在身边工作的有关同志专门收集了各地汇总上①来的新民歌，数量很多，并都呈送给了他。1958年11月初，红旗杂志社铅印了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样本，红色封面。编选者将样本呈送给了中央一些有关领导人，并附上一封打印的信：“送上‘红旗歌谣’样本，请详加审阅。本书共选了375首，拟再精减到300首或350首，请你看看或组织一些人看看有哪些首可以删掉，有哪些好的应当补入。对编辑体例、编排、封面装帧（封面题字拟更换，书内并加插图）有何意见，均请示知。你手头有甚么特别好的你认为可以补入的民歌，亦望抄录给我们，至迟于11①月底以前寄下。”毛泽东是否看过或谈论过这个样本不得而知，但按常理，编选者不会不送给他。1959年正式出版的《红旗歌谣》，毛泽东是读过的，并对周扬谈了个人的意见，故周扬后来说，《红旗歌谣》在当时确实是毛主席倡导和关注新民歌的产物。②
推动新民歌的创作和收集，在毛泽东的构想中，不仅仅是标示出一种新诗的发展道路，更是发动和认识“大跃进”的一种工作方法，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这场运动在文化精神方面的组成部分。大量新民歌所包含的现实和未来观念，所展示的热情、理想和想象，与毛泽东的认识和期望是紧密相通的。他从人民的歌唱中体会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不是象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盛行于自上而下的号召、推动、促进和引导，而是发自人民内心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央没有理由不“鼓气”。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创造热情，好好利用和倡导，会反过来大大鼓舞和促进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历史实践。政治经济与文化艺术，就是以这样的逻辑融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导师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工作方法。联系起来的。
在阅读《楚辞》、倡导民歌和发动“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循着“搞点幻想”的思路，在创作方法上提出了对当代中国文艺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①这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②
①这个情况是笔者请教逄先知同志时得知的，他当时正好负责做这个工作。①笔者购得这个样本，内中正好夹着这封打印的信，抬头是写给陈伯达的。②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①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②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的”破除迷信”的报告。
6月1日《红旗》创刊号发表的周扬《新民歇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文章，首次正式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讲话内容。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接着又进一步发挥说：“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获得了空前解放、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代。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就是把实践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高度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
很明显，“大跃进”时期的民歌运动的理论实质，在字面上是“两结合”，实际上是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才另外增加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并突出强调后一个方面。正象有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在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提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因素进入我们的文学创作”，“两结合”“引导我们看出、写出共产主义理想照耀下的现实，看出、写出现实中①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趋向。”“浪漫”这个概念，无论是在文艺上还是生活中，从30年代到50年代，中国人听起来不大习惯，颇有贬义意味，使人想到个性、自由、感伤、孤独和缠绵等等。故文艺界关于刨作方法的一贯的标准提法是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史研究也是以现实主义来划线评论。浪漫主义文学巨匠郭沫若在一段时期内也不好称自己的创作是浪漫主义的。在毛泽东提倡“两结合”以后，他写文章说：多少年来，浪漫主义不②大吃香，经过毛主席这么一提，浪漫主义的身价才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③“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想主义”，其内含被重新确定和明确了，有了谁也不能否认并且特别需要的积极意义。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出，当时文艺界对“而结合”理解的侧重点和特别感到振奋的内容是什么。
“两结合”的提出，其实际效应同样也超越了文艺范围。作为创作方法，它反映出人们的世界观，指示出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的方法，创造现实生活的方向，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取向。浪漫主义就是理想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又是谁也没有经验过的，只知道她是“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正象一位著名诗人在题为《向前看！大踏步前进！》的诗中所感受到的那样：
从来梦想不到的
黄金时代
一下子
距离我们这样近
于是，人们只能通过“理想”来描述其“新”之所在。
文艺和文化传统中，最美好的理想，最丰富的想象，便是神仙天国的世界了。
①安旗：《从现实主义出发而又高于现实》，华夫：《文艺发出卫星来》。分别载《文艺报》1958年第11、18期。②《周扬文集》第3卷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③《周扬文集》第3卷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9月版。
于是，轰轰烈烈的民歌创作特征，势必就是借神说人，借天堂说现实，或以人贬神，以现实贬天堂，“异想天开”的描绘畅想未来。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自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杰作。”于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抢天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他们否定了曾经世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尤海王”，而自豪地说，“我就是玉皇”，“治水尤王社员当”。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已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境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美好社会的诱惑，主动要下凡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花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手打腰鼓作宣传。”①神话世界与共产主义理想在民歌中真正实现了“幻想的同一性”。其实，这种“同一性”不仅仅是由文学的幻想方式创造出来的，在当时，也是被人们的历史理性接受并进一步推演出来的。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声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事实上，人们的想象无论怎样幻化万千，也都不能超越时代条件的束缚和文化传统的启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在文学创作上最奇的想象，只能是天堂神仙这类几千年来被历代人们反复描绘的境界。同样，实践创造中的想象，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同古代质朴的大同梦想发生沟连。
在历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大同”描绘，当数儒寡经典之一《礼记·礼运篇》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各有所安，人格高尚，没有剥削和压迫，是“大同”梦想的根本特征。《礼运篇》的作者根据远古的神话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怀古是往后看，理想是往前看。在不平等的封建社会中，深受压迫的人们总会形成自己的社会理想，一次次以“均贪富”为号召的农民起义便是对这理想的追求和实践。理想的追求反映到知识分子的文学描绘中，便是引人入胜的《桃花源记》。可以说，《礼记·礼运篇》和《桃花源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把遥远的古昔和尚不可知的将来联系起来的两篇交相辉映的杰作。在这里，“大同”说究竟是人类的过去还是未来，已经难以辨析，也无须辨析，因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漫长阶段和将要出现的理想境界，在人们的“想象”中，至少在两点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平等，即没有阶级差别的平等；和生活的安定、和谐与满足。
①王瑞斌：《神仙也要入公社》，《蜜蜂》1958年10月号。
近代中国有志之士寻求社会理想时，便负载着这样的文化背景。推行《天朝田亩制度》的洪秀全是从这里起步的，倡导维新变法而又写出《大同书》的康有为是从这里起步的，寻求社会改造方案，草拟出“新村”建设计划的青年毛泽东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合乎逻辑地用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代替了早年追求的“新村”和“圣域”。但是，当打碎旧世界的任务基不完成以后，沉淀在他意识深处的自然经济的文化心理和传统的梦想，十分自然地又冒了出来。因为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进程中，他没有现代社会提供的参照模式。现实创造只能是过去与未来的重叠，只能是想象和实践的交
在开国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谈到：“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于康有为关于大同世界的设想，那些应该实现，那些只不过是乌托邦的幻想，毛泽东未置辨析之词。在他看来，这样的大同世界似乎是存在的，至少是应该去追求的。寻求真理和理想的前辈们的失误，主要是方式和途径问题。再后来，在推进和肯定人民公社这一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的组织形式的时候，他对历史上一些农民对大同世界的探索和试验表示相当浓厚的兴趣，便是自然之事了。
这集中体现在1958年11月至12月在郑州会议和武汉会议上对《三国志·张鲁传》的宣传。他亲自为该传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张鲁行“五斗米道”的一些具体措施，如“置义舍”，“置义米肉”“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等表示赞赏，并拿来同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说是免费住宅：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五斗米道实施的群众性的医疗运动，有点象我们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还说：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斗争，有相同的一点，这就是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张鲁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己久了。
现实当中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和愿望——极其朴素浅陋的理解而又乐观热情的愿望，也不断地扣动着毛泽东的心扉，影响着他对理想的构画。当时，山东范县（现属河南）急于跑步过渡，用两年时间达到共产主义。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向人们描述了这样的乐境：“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在并不充裕甚至是相当低下的物质文明水平基础上，人们的期望是质朴的、原始的，人们的想象力事实上也并没有超越古代社会反复出现的，只是解决小农温饱的“大同”梦想，比天堂还好的“新乐园”不过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桃花源”的重复。终归起来，毛泽东当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力，也是有限的，因此他拿几千年前张鲁的五斗米道的实践来类比今天的目标，认为是不难办到的。在11月16日，毛泽东看阅了山东范县的上述规划后，作批语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
是的，人民公社本身就是一首诗，毛泽东是诗人。他不仅在古代的历史实践中寻求“诗意”，而且还在古代的幻想文学作品中寄存和展露他的诗情。1959年夏天，在“热风吹雨洒江天”的爽意时节，人民公社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普遍建立，尽管已经是弊端四出，尽管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还同人谈起“去年打了一个败仗”。但当他“跃上葱茏四百旋”登上庐山时，极目远望，一股诗情奔涌而出。1500年前在这里隐居的一位诗人的美丽幻想勾起他绵绵恩绪。这就是陶渊明和他的具有“幻想的同一性”的“桃花源”。
“桃花源”里的生活富裕、和乐、安宁：“土地乎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一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这里“秋熟靡王税”，没有剥削，没有暴政。这里的人们无顿对外开放，完全自给自足，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样的境界提供了毛泽东展示其诗情的素村。在他的想象中，出现了两个“同一性”的比较和转换：）桃花源与人民公社；12）陶渊明幻想的桃花源无疑只有“幻想的同一性，”而今天的人民公社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幻想变成了现实，有了“现实的同一性”。俱往矣，可惜陶渊明不可再世。毛泽东以轻松豪迈的心情寻问这位先哲的踪迹，十分自信地同他交谈：“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对“桃花源”的关切不就是对人民公社的自信么？这里似乎潜存着这样一种心理逻辑：当过去的幻想一经变成现实，这新出现的现实，反过来又会把人们的幻想带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在新的幻想的鼓舞和吸引下，又将出现更新鲜更美好的现实。
暂时的困难和失误，虽然给毛泽东带来了沉重心情，但它们永远压不倒他那崇高的理想精神，那为公为民的不可挑剔的用心，那永远面向未来的热情和富于想象的性格。1958年“大跃进”冒进之后的沉重心情，在1959年5月份后开始好转了。在庐山会议前期，他也主张放松精神。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上山他便把自己刚刚写就的《到韶山》和前述念起桃花源的《登庐山》这两首七律写给周小舟、胡乔木，附信征求意见。据传，前首诗的末句在定稿之前，曾先后写为“始使人民百万年”，“人物峥嵘变万年”。而《登庐山》一首据说诗前曾有一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①阳湖、扬子江。千变竟秀，万壑争流，红日东升，成诗八句。”足见其轻快的心情和豪迈的诗兴。7月2日，毛泽东特地点了《思凡》、《惊梦》、《悟空借扇》等几出神话剧，供上山的“各路诸侯”们观看。这一旨趣也是耐人寻味的。显然是受到毛泽东这种情绪的感染，初上山几天，与会者的游兴颇高，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仙人洞观看晚霞，相传这里曾是唐代得道成仙的吕洞宾修行之处。诗词唱和之风也很盛。“借得名山避世哗，群贤毕至学仙家”，①“盘桓最好寻花径，仁立俄延读御碑。如许周颠遗迹在，访仙何处至今疑。”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2页。①分别为李锐和董必武诗句：《庐山会议实录》第24、22页。
②反映了会议初期人们轻松愉快、陶醉自然的心情。初期会议由此有“神仙会”的美称。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从会议一开始就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反思的彭大元帅的发言和他送上的沉甸甸的“意见书”，显然是深出毛泽东和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外，被看成是散布“悲观情调”，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方向。这就改变了会议的主题：本来是要继续进行毛泽东领导的，已经开始了八个月的“纠左”工作，突变而为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这样，毛泽东以轻松的心情写下的《到韶山》、《登庐山》又有了新的意义。9月1日，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在给诗人徐迟和臧克家的信中特意点明：“这两首诗是答复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终于，诗情压倒了理性，乐观战胜了“悲观”，想象淹没了现实。
不拘成规，富于想象，是毛泽东特立独行，一生进取，富有天才的创造牡力的人格内容。一方面，他比中国革命史上任何书生型的政治家都能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民族解放大道，另一方面，他又比谁都浪漫超脱，以诗人的想象和情怀关注人生、自然、宇宙的一些根本问题。一步入诗的王国，他复杂的个性，精微的感觉，奔突的思想，便有一种遏止不住的升化。理智和情感，现实与未来，时间和空间在这个王国里似乎部可以获得默契的沟遁。诗人以及思想家，是自由的洒脱的，他可以驰骋想象，直面永恒和无限的时空，满怀热情地关注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和终极理想。政治家则相对的不自由，他不能须臾离开现实原则，他承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他每做出一个决断，都会感到同他的地位一样大小的压力。毛泽东的伟大和成功，就是因为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征途中，长期的保持了诗人和政治家这两种角色的平衡，很好地解决和处理了现实的务实精神同浪漫的理想主义这西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平衡关系开始打破。诗情描绘和政治实践的区别，理想与现实、想象与理性的差异，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变得模糊起来。他自觉不自觉地要人们消化掉一些诗人和思想家可以凭愿望想象，而历史的实际进程却难以一下解决的问题。过于热情的想象为他所理解并描绘的象“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社会实践，染上了几分悲剧色彩。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本人也从这个角度解剖过自己：“提倡敢想敢于，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①
②分别为李锐和董必武诗句：《庐山会议实录》第24、22页。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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