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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权建设的系统思考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灭亡和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政权建设摆在面前，首先必须从理论和政治上阐明国家的性质、体制、对内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分别阐明了这些问题：
一、关于国家的性质。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建立的国家，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二、关于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要联合他们对付帝国主义，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但是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
三、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的结合。人民在现阶段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动派就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人民民主专政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四、关于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建国前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共同纲领》除规定了政权的性质等重大问题外，还规定了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是，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合作社经济、手工业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一届政协会议还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国旗、国徽、国歌，确定北京为首都，决定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还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这一系列大政方针确立以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任命。
同时确定了建国初期的两大任务：一是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二是要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新的胜利。
军事上继续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任务，追歼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土匪和特务。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
政权上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1951 年10 月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近百年来全国空前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经济上建立了国营经济，实行全国财政绎济工作的统一。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二千八百五十八个，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打击投机商人的不法活动，没收投机资本。使物价开始回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外交上采取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障我国独立自主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恢复经济的国际环境。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50年10月，仅一年的时间，我国就与世界上十七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在稍微站稳脚跟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及时地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指出，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必须实现三个条件。这就是：第一，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当时还有三亿多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任务不完成，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是不可能获得根本好转的。第二，对现有工商业实行合理调整。只有完成这项调整，才能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工商业体系，才能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才能发展生产，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增加税收，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第三，必须对国家机关所需的经费，实行大量节减。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统一平衡和物价的稳定；
三、必须谨慎地做好人民解放军的复员工作；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地执行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当前的总方针，即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这就必须克服党内一些同志的急躁情绪，必须调节各方面的关系，必须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抗美援朝。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及抗美媛朝战争的最后胜利，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同时推动了我国各项工作的开展；沉重打击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确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方针，以及广泛发动农民，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自己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土地的政策。这一改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镇压反革命。确定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主动者受奖”的政策和专门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确定了打击重点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一改革任务的完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反”、“五反”。1951 年12 月，毛泽东决定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这是为了克服一部分干部人城后滋长起来的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习气，适应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严重腐蚀的斗争。从1952年1月起，又开展了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广泛进行检举揭发，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贯彻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办相结合的方针。结果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也起到了清除旧社会的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纯洁了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10月至1952年底，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以解决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态度问题。运动中，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广泛地组织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思想改造的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因而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调动了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此外，还在党内开展了整风整党运动。对党内严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对任意违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对破坏党和人民政府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至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整顿。并由此重新讨论修订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从而改善了党的领导，改变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党更好地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创造了条件。
到1952年底，三年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已胜利完成。不仅医治了故争创伤，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树立了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取得了伟大成就，达到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预定目标，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积累了重要而丰富的经验。
在这个基础上，1952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3年下半年，正式形成和制定了这条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其基本内容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两翼。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私有制问题。只有解决了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也才能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才能消灭我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任务，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物质基础，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毛泽东又制定了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步增长。
基本策略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脱节；力求建设计划同资金的积累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中央的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建设，同时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须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积极地着手建设新的工业基地，并且把两者结合起来，逐步改变过去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把国家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基本措施是：
一、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建设；
二、充分发挥现有工矿企业的作用；
三、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
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五、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保证工业建设需要。
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于1956年提前完成了。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改造的高潮，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一、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迅速地领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采取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由低级到高级的步骤和形式，逐步引导农民摆脱私有制走上公有制的道路。运动中，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贯彻了依
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从而使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了成功。
二、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三种形式：生产小组、供销生产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以此形式把大量的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改造。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以及随着手工业私有制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技术逐步由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走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购买政策，国家以定息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结合起来，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给予必要的工作安排，有较高的工资待遇，不剥夺选举权，对有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予政治上的安排。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剥削阶级己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并规定了“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并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要犯长期性的路线错误。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制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亿万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提出了必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成为“八大”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和依据。
毛泽东认为，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国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但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是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题。
鉴于以上情况，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严肃地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7页）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旧社会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大量的普遍存在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因此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
三、必须正确地估计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的状况，规定解决敌我矛盾的正确方针。
四、阐明了我国在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以及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了正确处理的方针。
五、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
这一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要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根据“八大”的精神，1957年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深入的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0页）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19页）
4月27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我国目前已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转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变革中，因此党必须改造自己，才能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次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次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指导，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总结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检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不从团结全国人民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以及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规定，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并且使它形成为一个永久的制度J指示》还提出必须贯彻整风和工作两不误的原则，把整风与改进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害工作。
但是，由于整风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和发动大跃进运动，整风一直到1958年5月才大体结束，同时在内容上也有了很大变化（后来以反右倾保守、反浪费为主要内容），所以这次整风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反右派斗争带来了严重后果：重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视为解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形式，并且推行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中，使经济建设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严重地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总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尽管中间插入了反右派斗争，但第一个五年计划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一、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
二、必须正确地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三、必须正确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
四、在经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不断地反对“左”倾冒进和右倾保守的倾向，不断地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反对主观武断；
五、学习外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很重要，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生搬硬套。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卖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通过整风反右斗争，把大跃进的劲鼓起来了。根据当前形势，一方面积极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强调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一方面要开展大跃进运动，以实现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1957 年冬季，农村兴起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热潮。1957 年11 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有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以及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公开提出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产量方面，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对世界各国震动很大，英国报界说，中国是东方的一条蛟龙。当然对中国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58年1月初，毛泽东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杭州会议，着重讨论了当时要抓的各项工作。杭州会议后，又召开了由九省两市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实现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必须改进党委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拟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但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重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提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表现了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研领域，全国呈现出欣欣向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局面。但片面强调高速度、追求高指标也越来越厉害，于是浮夸风日益严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在8月17日至30日于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两个决议一经公布，全党全民的炼钢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超出预计的速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之“共产风”也普遍地产生。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上调，银行把农村贷款也一律收回，即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下降。
毛泽东逐渐觉察到了这些问题，于是从1958年11月起到1959年7月初，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已经察觉到的“左”的错误进行了若干纠正。
首先是对公社外部“共产风”的纠正。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召开了郑州会议，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划清了界限，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纠正了急于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刹住了“共产风”。接着于11月21日至27日召开了武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明年的钢产量定的太高，要压下来。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决议论述了人民公社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纠正了在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向和误解。
其次是对公社内部“共产风”的纠正。毛泽东指出，农村中所以发生瞒产私分，这只有从公社所有制以及采取的政策上去认识，误认为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等由公社分配了，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是根本原因。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就从公社内部纠正了“共产风”。
总之，毛泽东在纠正“左”的错误中，先后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等思想、这对纠正“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
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讨论通过了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全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1961年3月，中央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组织、规模、分配原则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61年5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对《条例》作了重大修改，6 月把修改的草案发给全国试行贯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进行了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会议重新肯定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并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在会上，毛泽东虽然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但他说，一定要把当前的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抓阶级斗争而干扰了这项工作。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的中心工作仍然是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同时有些地方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运动。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1963年冬，中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经济调整，强调把恢复和发展农业放在第一位，要按照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工业，突破尖端的原则，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重点放在巩固、充实、提高方面。
1965年春，根据农村“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的情况和暴露的问题，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要始终抓生产，要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并作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迈路的当权派”的论断。
这之后，毛泽东根据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思考和判断，面对中国的现状，以他自己的逻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一生中，紧紧抓住政权建设不放，一直到临终，还担心政权能否巩固，会不会变颜色？甚至还有重上井冈山革命的设想。而他在政权建设中，总是凭借他那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与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的问题之间找到过渡的桥梁，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这就是所谓“求解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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