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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维的形象性特色
毛泽东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并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毛泽东的形象思维来源于他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同时又是他智慧和胆识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他于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时候，他就与肖子升、蔡和森同是杨昌济先生的得意学生。最后一年，同学们在品德、胆识和文学口才方面把毛泽东作为学校的楷模。有的学生称他为“奇才”，还有的称他为“智囊”。二十年代早期，为了表达他对传统教育的强烈不满，他根据“军阀”创造了“学阀”一词。现在我们使用的“解放”一词，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人认为解放就是从日本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则另有一番见解，他认为解放是社会的解放，是从地主劣绅、苛捐杂税、高利贷和儒家思想对中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另外“人民”一词也因为毛泽东为拯救中国发起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的解释、运用而进入中国革命之中，并被广泛使用起来。这些都说明毛泽东的智慧、胆识和才能确实是超出一般人的。这些内在的因素正是他思维活跃、开阔、发达的重要原因。
1921年，他在安源教矿工识字时，使用的就是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的一横线是“地”，中间的一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足站在地上，头顶着天，是顶天立地的。他要工人不要相信宿命论，要相信自己。同年，他在给长沙的人力车夫上课时，仍然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先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然后再写一个“天”。他绘形绘声地告诉人力车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字的下边构成一个“天”字。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就可以顶天。
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以形象的构思设计出了自己起义部队的新旗，旗帜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当然，他的独出心裁使当时的共产党中央大为恼火。到达井冈山后，他又提出了后来家喻户晓、人人皆用的经典式比喻，把军队比作“鱼”，把老百姓比作“水”，军队与人民是鱼与水的关系。以后的“军民鱼水情”，人民战争如鱼得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习惯说法，皆由这一比喻生发而来。他还把井冈山根据地比喻为人的“屁股”，强调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说：根据地之于红军就象屁股对人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老是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他就会因疲劳而倒下。军队也是这样，决不能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采用流寇主义的办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大为削弱了。五万名共产党员只剩下七千人。秋收起义后的一个月内，毛泽东也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时，在革命队伍内部，悲观情绪日益严重，有的甚至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鲜明地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形象而生动地把“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比作“星星之火”，把革命的发展前途形容为“燎原之势”。他说：“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他接着形象地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信的最后，毛泽东在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解释时，用极富想象力的语言作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6、98—99、103页）
形象思维的特点就是寓抽象的事物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深入浅出，容易明白，它常常运用想象、联想、比喻等形式，并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和美好的理想，启迪人的心扉，激发人的热情，产生一种冲动和力量。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格言就极富有想象力和形象性。用具体的“枪杆子”说明抽象的“军事武装”。他还以高瞻远瞩的形象思维预见未来：“人类的战争时代将经过我们的努力而告结束，因此毫无疑问，我们所从事的战争是最后的战争的一部分。”
他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并由此从“无的放矢”生发出“有的放矢”来。他对那些只知背诵马列词句特别是苏共教条自以为满足的人，毫不留情地勾画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而他自己却从不迷信教条。他对马克思的某些结论并不盲从。他一面承认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五个阶段论，同时，他又认为有例外。他从中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发展，相信奴隶社会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越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对马克思所作的其他一些结论，毛泽东也是根据中国的革命实践有选择地接受。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曾把抗战的胜利比作树上的桃子。他对全国人民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6—1027页）瞧！争夺抗日战争胜利成果这样一件严肃的政治斗争，他以形象思维的方法，把它描绘得活象一个生动的民间故事，而且故事的主要人物蒋介石的语言、动作、神态都刻画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
1956 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改造的方式方法问题，毛泽东有一套成熟而妥善的形象构思。一次，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召来，劈头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这显然是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听后摆摆手说：“决不能使用暴力，??每件事都应是自觉自愿的。”
之后，周恩来接着说：“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泽东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做法。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够使用欺骗的手段——不能愚弄人民。
那么，毛泽东的策略是什么呢？他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
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毛泽东的办法，正是他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把他一贯的做法——既可以唤起人们的热情达到他的目标，又不会降低他的威信——具体化了。
把严肃的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确实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一大特点。
以形象比喻讲道理以达到讽刺的目的，使人们在幽默诙谐中明白道理受到教育，也是毛泽东思维的艺术特点之一。
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对美国的政策，诸如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等作过许多批评。他把美国这些政策说成是“就象一头尾巴拴在柱子上的牛，你说还会有什么好事情”。
1962 年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提醒党的领导说话时不应吞吞吐吐，他用《西游记》的一个故事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为什么和尚念经的时候要敲木鱼吗？”然后他解释说：原来从印度取来的真经被黑鱼怪吞掉了，所以只有敲它一下，它才肯吐出一字。“我们不应该跟黑鱼怪一样。”毛泽东的这种形象思维方法，是从1959年开始，佛教思想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谈话的想象之中的表现。他甚至借助佛经和圣经想问题，他还动员他的侄女王海容去学习它。
林彪曾别有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批评林彪时说：“说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一句，就有六万句，他们就是不听，其实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就是这样东一拳，西一脚、侧击、包抄的战术、置敌于无队应付、被动挨打的境地。
评论人物，按说应当靠概念、判断、推理，即靠逻辑思维。可毛泽东同样可用形象思维，讲得深刻、通俗、易懂。
毛泽东的挚友李达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却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苏、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表明毛泽东对李达的深刻的了解，也对李达在理论界的贡献与地位，给予崇高的评价。形象生动，通俗风趣。
大自然赐给了毛泽东独特的思维模式。他非常相信净化和更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如果你要放屁，就放好了！那样你会感到舒服一些。”
此外，如“饭后大便并不意味着吃饭是浪费时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两条腿走路”等都是形象生动而内涵丰富的思想精华。
直到晚年，他对他死后的思考都是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他说：“不要总以为缺了你就不行，没你在世界上，地球就不会转？党就不存在？你以为张屠夫死了，人家就要吃带毛的猪肉吗？不必担心什么人死。谁的死会真正成为一个巨大损失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不都死了吗？革命还要继续下去。”正如美国作家R?特里尔所说的：毛泽东自身的闹钟敲出的谐音与社会的闹钟敲出的不一致。这正说明了毛泽东的思维不同于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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