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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的一周
——决策思维的艺术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隔绝二十多年后毅然访华，并很快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事实震惊了世界。尼克松把它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对毛泽东来说，这“改变世界的一周”不是一支突如其来的幻想曲，而是逐步施展的策略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只着眼于中国的事情，只是到了延安，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他才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并预见到西方反对纳粹德国的事业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所存在的潜在价值。他雄辩地论证了全球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开始谈论中国的震动对落后国家会产生的影响。这时，他开始象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但他与外国人没有过密的关系，他的外国朋友也比其他中共领导人少。1944 年在延安接见“迪克斯”使团，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这时的毛泽东对美国寄予希望，除了他已感觉到美国军队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与日本作战外，他还希望罗斯福停止给国民党提供美元和援助，否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争将会是长期的、艰苦的。为此他1944年在延安欢迎和接见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经过会谈，毛泽东与赫尔利制定并签署了国共联合计划（亦称“五点方案”）。毛泽东还向罗斯福提出要去华盛顿与他会谈的要求，并写了亲笔信交给迪克斯使团驻延安办事处。信中表示他与周恩来已作好准备赴美，如果罗斯福总统不打算邀请他们的话，请对信件保密，以免触怒蒋介石，因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着不愉快的谈判。结果赫尔利扼杀了这一信件，信件一直没有到美国最高官员手里，相反却先到了重庆。赫尔利当了美国驻华大使，单方面撕毁了“五点方案”，还把那些认为毛泽东将掌握中国未来的美国官员一一赶了下去。为此，毛泽东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可笑的是1945年8月，还是这位赫尔利乘飞机赴延去接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四十五天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一纸协定，后来，毛泽东才了解到美国政界对中国事务所采取的态度。原来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已经活动了几位关键的共和党人，结果他们一致同意支持国民党。以致造成一场历史的大笑话。毛泽东的第一次出国应该是在五十一岁时到美国，结果却是五十六岁时去了苏联，使中美两国二十多年断绝来往，使中国人民受尽了战争的折磨，可是1972 年美国总统只好亲自来到中国，签订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如果美国当政者多一点预见的话，又何致于出现这样的历史误会！
毛泽东在延安的办公室墙上挂有四幅像：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按西方字母排列）。这说明毛泽东一直想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直到1948年蒋介石由南京迁至广州时，毛泽东还邀请莱顿?司徒雷登大使会谈，结果司徒雷登慌了手脚，而华盛顿认为毛泽东势力太弱，不愿和他打交道，所以对毛泽东与司徒雷登的谈话不感兴趣。直到1949年毛泽东已无需去华盛顿求援，但仍然高姿态邀请美国官员会晤，而美国仍表示冷淡。这激怒了毛泽东，不久他就下令对驻在中国北方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实行强硬态度，不少被驱逐出境。他还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进行了冷嘲热讽。其实，毛泽东在几年前早已警告美国，毛泽东对巴里特说：“如果你们这些美国人吃饱睡足了没事于，想指责人民，支持蒋介石的话，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想干涉。”“但是请记住，中国是谁的中国？它肯定不是蒋介石的，它属于中国人民。当你们的支持也变得无济于事时，这一天就将到来。”所以，这之后他称蒋介石的政权是“美国的殖民政府”，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的愤怒的指责。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认为朝鲜是一块和中国利益相关的地方，同时也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态度，考虑杜鲁门可能由此踏上进攻中国的台阶。所以，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政府严正指出：如果麦克阿瑟让战争靠近或越过中国边境的话，中国就要介入。结果，美国一如既往仍然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美国调用了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美国政府公开地把台湾和朝鲜联系在一起，麦克阿瑟还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并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公然炸毁了鸭绿江上的一座大桥。至此，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中国的二十五万军队投入朝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与美国直接发生了战争。其实，毛泽东对美国侵略意图的估计已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柯里尔》上的文章和地图所证实。地图上是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的一部分。箭头从北朝鲜指向中国的好几个城市，并标有飞行距离。另一张地图上发亮的箭头从台湾、朝鲜、日本和冲绳群岛指向中国。而这些地图都是毛泽东派兵朝鲜之前出笼的。
六十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作过很多批评，他谴责美国对黑人的迫害、控制巴拿马运河，谴责华盛顿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着。1960年，由于多年来的矛盾和分歧，中苏关系破裂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中美两国政府也从各方面观察着对方。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微妙的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
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会见了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这是自从在延安与斯特朗谈“纸老虎”以来，在武昌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当时毛泽东六十六岁。当他看到九十一岁的杜波依斯仍然身轻体健时，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说：“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冷他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毛泽东回答道：“这正是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当然他是指杜勒斯的反面教员作用。
1969年5月，陈毅等老帅们在报告中建议：鉴于尼克松总统执政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立即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另外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信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当然其中一个目的是想从越南脱身。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尼克松于1969年7月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六类公民（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医生）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 月21日尼克松刚宣布了放宽限制的决定，7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两名误入中国领海的美国大学生宣布释放，并于7月24日通过罗湖桥到达香港。
1969年2月下旬，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法国。在与戴高乐的会见中，戴高乐曾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尼克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中国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戴高乐十分赞赏：“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访法回国后，尼克松决定作一次环球旅行，以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最后决定在这次旅行中，要以两条渠道探索中美新接触的道路：一条是找巴基斯但总统叶海亚?汗；另一条就是找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对齐奥塞斯库说：“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他又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尼克松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对叶海亚?汗总统说：“尽管我政府中的其他人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不这样看，我还是认为，要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叶海亚?汗说：“我很欣赏您的见地。”
尼克松又说：“中美两国对骂了二十年，相互敌视，互不来往，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摇摇头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对话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尼克松转身对叶海亚?汗说：“美国决不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尼克松批准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到中国的旅行限制后，中国立即释放了两名误人中国领海的游艇乘客。尼克松为此感到鼓舞。于是在结束环球旅行回到白宫后不久，便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什么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的话使他的内阁同僚们大吃一惊。
1969年11月间，美国政府决定撤走两艘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往台湾海峡巡逻的驱逐舰，并通过巴基斯但渠道告诉中国：撤走两艘驱逐舰的目的，是表明美国愿意同中国缓和，通过谈判解决两国关系问题，不表明美国对台湾不承担防御义务。12月6日周恩宋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渠道转告美国领导人：中国决定释放另两名自2月16日因游艇误入广东海面而一直被拘留的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女士（这同7月份释放的两名美国游客无关）。这是对美国停止两艘驱逐舰巡逻的答复。12 月11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邀请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去中国大使馆作客。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中美接触中美国人第一次接到这种邀请。
1970 年元月20 日，中断了两年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又举行了。而且破天荒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进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开始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小时后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说，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首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在这次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发言中传递出一点新信息：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于此同时，基辛格在华盛顿也接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雷阳的发言稿。其中也传递给美方新的信息：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
后来美国军队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中国政府授命新华社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即“五?二○声明”），尼克松开始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但经基辛格一分析，他才放下心来。
1970年10月24日，尼克松在白宫宴请了三十一位前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10 月25 日，尼克松又单独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要求他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10月26日，尼克松又单独热情接待了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尼克松向齐奥塞斯库暗示，他本人认为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并在晚宴的祝酒词中向北京发出了公开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一位美国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北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意味着一项重大决策：用一定方式表示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11月13日和12月中旬，叶海亚?汗总统和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分别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信息传达给毛泽东。12月9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到白宫交给了基辛格一封信，为了保密，这封信既没署名，也没有抬头。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以同样方式转给中国政府。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970 年12 月18 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接见老朋友斯诺。其中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中美会谈，十五年谈了一百三十六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当面谈。”
斯诺问：“主席愿见他么？”
毛泽东爽快他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斯诺说：“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197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在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时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这些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在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系列情况后，毛泽东毅然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毛泽东的决定一经公开，美国惊呆了，世界轰动了。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
4月27日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来到白宫，带来了局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尼克松同意中国的邀请，但不同意公开。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尼克松反复考虑，最后决定派基辛格秘密访华。
4月2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生活》杂志报道的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那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
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有如晴天霹雳，只好当天亲自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作了一些纠正。他说：“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为了使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获得成功，尼克松批准了基辛格草拟的给周恩来的信。信中说：“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了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不久，基辛格便接到了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送来的周恩来的回信：
??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
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着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结果，中美双方同时在1971年7月15日发布公告。公告的内容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子1971 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访华终于成行了。2月21日11时27分，尼克松总统乘坐的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
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微笑着向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伸出手来，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为尼克松一行举行了午宴。午宴刚结束，周恩来便来找基辛格，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基辛格没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接见尼克松，听到周恩来这样一说，便问：“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作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历史性的会见开始了。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最高首脑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这一历史性镜头永载史册。在两人会晤后仅几个小时，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作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这也难怪，在美国总统访问北京之前，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问过东京或莫斯科；尼克松在中国八天的逗留期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对毛泽东来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他对美国的要求仅仅是美国不要去做某些事。他在四十年代后期（当时华盛顿在援助蒋介石）、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在1953年（那时艾森豪威尔正在强迫中国在朝鲜停战）、在1954年和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以及在1966年（一些美军司令对通过进攻中国来打败越南的主意很感兴趣）一直担心美国对中国的袭击。
尼克松中国之行的八天确实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就中美关系说，互相都感受到的困扰不安的负担从双方肩上卸去了，并且扩大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就中苏关系说，中国找到了对抗苏联威胁的可靠力量；就中国的国际关系说，中美建交导致了足够的多数国家给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投了赞成票，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内，又有二十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日本赶忙拥抱北京，而与台湾断交；台湾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总之，整个世界格局和力量均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几十年来，中美关系一直在毛泽东的考虑之中，具体说，从1944 年夏他第一次接见美国官方使团起就已经开始了，不过那是以非执政党的身份进行的。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以前，中美双方处于对抗状态。五十年代后期，即从中苏关系破裂明朗化以后，毛泽东就已开始考虑中美改善关系的问题了。1959年与杜波依斯谈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就是一个信号。
毛泽东在促进中美建交的十几年中，他一直是“以规范未来的实验过程和预测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决策性思维来考虑问题的。每前进一步，总是以美国的实际表现、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为依据的。如美国撤走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中国接着释放两名美国人，美国出兵柬埔寨，中国就发表“五?二○声明”。在推进双方关系的过程中，随时考虑到事情在时间和空间中所可能经历的发展变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实际可能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如开始我们同意美方派员访华，可以公开接待，但经美方说明，考虑到尼克松在国内的实际困难，以及考虑到实际效果，最后同意了先派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总统访华作准备，而且直到双方发布公告，一切憎况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所以，中美建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决策思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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