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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
——有关农民问题的创新思维艺术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的农民问题一直没有引起注意。在“五四”的主题中，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的日程上，也没有它的位置，直到1924 年还没有一位农民是中共党员，到处都认为农民没有闹革命的天才。
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才督促他的仍侍怀疑态度的同僚们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当时唯一的农民组织是彭湃创建的，他在广东的东部成立了农民协会。彭湃被任命为国民党新建的农民部部长。1924年7月，他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中国历史上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政治反叛为目的训练农民的学校。同年8月，毛泽东应邀为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了第一课，使中国的农民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中国国民党农民部的成立，激发了毛泽东的工作热情，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问题却反响甚微。1925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公报中，“农民”一词在每次提到时都与“工人”一词用连字号连接起来，好象农民不可能单独存在似的。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与众不同，他经常回到韶山，在农田里召开政治性会议，与邻居们交谈，与雇工们谈春播问题。1925年2月，他还离开韶山走了几个县或更远一些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从农民那里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把他的笔记本记得满满的，他象着了迷一样奔波在青山绿水之间。他在农民协会里成立党小组，他给农民讲共产主义，他努力与中国不再沉默的大多数接上联系。到1926 年底，他使湖南的七十五个县中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二百多万。仅在湘潭县，他就建立了二十多所夜校，一方面提高文化水平，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用最通俗的语盲向农民讲革命道理。他说，大自然赐给每个人的都是一双手和一双脚，一切财富都要用双手去创造，但是，为什么富人不创造财富却可以坐享其成呢？??1925年8月，他在当年他父母住过的阁楼上，为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举行了庄严的典礼，发展了三十二名农民入党。乡村中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喊。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国民党宣传部所作的报告，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他的新思想：“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城市而忽略了农民。”农民运动的高涨已在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1926年7 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部的负责人。当年年底，他在《向导》上又发表了两篇论农民问题的文章。
中国在二十年代中期，对莫斯科来说，最得意的是统一战线；对共产党的多数领导来说，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得到好处，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对毛泽东来说，最关心的是民众问题——实则是农民问题。他从湖南农民问题的调查中，对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熔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等等革命的重要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认为，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韶山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毛泽东认为他们鹰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中资本家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1926年3月，他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半年后又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间题》，毛泽东从自己掌握的事实材料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认为，农民在革命的各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受压迫最深，而是贫困的人也是最革命的，这是一贯如此的。毛泽东断言：中国的权力产生于土地之中。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京有他们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因为“军阀政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开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农民，而他们又是生活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一旦他们起来，他们就会推翻压迫他们几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政治统治。”而“城市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并不希望立即从政治上打垮资产阶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乡村就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他于1926 年10月结束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又用了三十二天的时间，在湖南的五个县作了调查。他看到农民协会在农村各地都占了统治地位，农民“象乌云一样汹涌澎湃”。地主被敲锣打鼓的人群拥着游街，其中罪大恶极的已被关进县城的监狱，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农民还成立了长矛队维护新的秩序，“打倒帝国主义！”已成为连孩子玩耍时都喊的口号，甚至农民会向恶霸地主大声喝问：”喂，土豪，你知道不知道三民主义？”地主的权威扫地已尽，整个社会翻了个儿。对此，毛泽东欣喜若狂，同时也感到吃惊。
湖南农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以迅猛的气势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这充分显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也证明了革命必须依靠农民，但同时却引起了各方面的震惊和非议。毛泽东曾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那些“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的“革命者”们。他嘲笑一位指责农民已经被“赤化”的军事指挥员：“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见解是独特的，也是正确的，他以创造性的思维所得出的结论，包括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都已被后来的革命实践证明是革命的经典，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在当时看来，国民党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也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但他们的许多将领都是农民的剥削者，他们如果听说农民象湖南的农民那样发展下去，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当农民运动真的发展起来时，毛泽东就被汪精卫指责为煽动叛乱者。就是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也是醉心于工人运动，迷恋于城市暴动，他们甚至嘲笑毛泽东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说什么“山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就连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密友，也说毛泽东征收土地立案必然会引起“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斗争”。
只有毛泽东深信：革命必须唤起民众，而在中国百分之九十的民众是农民，尽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如果没有农民这个最广大、最积极的同盟军的参加，革命永远也不会取得胜利。中国的革命不同于欧洲，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太弱，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控制着政权，掌握着军队，占领着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发动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这在欧洲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在中国，对待农民问题的态度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能否依靠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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