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三节"有因有革"的历史发展观
历史究竟是前进的，还是倒退的？这又是吕祖谦和朱高等人在历史观上严重分歧之一。朱熹曾露骨地宣扬历史退化论。他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时代，实行的是王道政治，故而天下其乐溶溶，而三代之后，由于人欲横行，实行的是霸道政治，故而将天下搞得一团糟。吕祖谦则认为历史总是前进的，决不是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他反对历史不变论和历史复古论，强调历史的发展是"有因有革"。对于历史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东西，一概否定，推倒重来。例如"祖宗化成风俗，所以维持天下者，其可削乎？"②也就是说对封建等级名分以及与之相应的典章制度，政治伦理观念等只能是"因"而不是"革"。但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借谨守祖宗之法因循守旧，坐视其弊，而必须大胆革除已经过时的陈规陋习。他说：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学也。在吕祖谦看来，祖宗之所以订立法令、规矩，目的是要求天下太平。而当这些祖宗旧章程妨碍了天下太平，后人及时加以革除，就是最好的师承祖宗之意，而不是每件事都要照老祖宗的办法去做。必须承认吕祖谦这一师祖宗之意不师祖宗之法的观点和王安石变祖宗之法的思想是相通的。
吕祖谦之所以强调对于祖宗之法，"不必事事要学"，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历史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先世制度"只能适应"先世"，而不能适应"后世"。他指出"施行先世制度于今日"是注定不能成功的。例如，① 《文集》卷13《易说·临》。
②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同上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① 《文集》卷12《易说·蛊》。
战国时期某些人所宣扬的"帝王之道"就因为已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变成了"迂阔难行"的空谈。"战国之时指以为帝工之道者类皆迂阔难行者也，知王道之近思者惟孟子一人而已。"②意谓孟子的学说值得仿效之处在于他对于古之"帝王之道"作了修定，不太迂阔。吕祖谦的这一观点与陈亮所说的"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的思想是相契合的。
吕祖谦坚持认为历史是前进的，因此对于后人来说，就是要增添前人所不备的新内容。就这个问题，吕祖谦提出如下观点：视前代未备者，固当激励而振起，其远过前代者尤当爱护而扶持。凡是前人所不完备的东西，后人应当"激励而振起"进行大胆的改良。凡是后人发展了前人所没有的东西，更应该加以"爱护而扶持"，使之发扬光大。
人始终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体力量。换句话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依赖于人的主观努力。吕祖谦这样说：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尽然后可以付之天。人事未尽，但一付天，不可。在这里，尽管尚笼罩着一丝天命论的阴影，但很明显，吕祖谦所强调是"人事"。
他认为不能把什么都推诿于天。重要是要尽"人事"，即发挥人的主观努力。
与此相一致，吕祖谦高度重视人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二气之相应，犹桴鼓也。物之样，不如人之祥。故国家以圣贤之出以为祥而景星矞云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异不如人之异，故国家以邪佞之出以为异，向彗孛飞流龟孽牛祸之异次之。吕祖谦认为物产的阜盛、天象的吉兆，都不如德才兼备的圣贤对于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安定有用途。只要社会上多几个杰出之人才，历史的发展就会更快些。
南宋时期，在史学领域中爆发了一场著名的王霸之辩，辩论主要是在朱熹和陈亮之间发生的。朱熹认为王、霸是对立的。"三代专以天理行"，实行的是王道，故而一片光明。而汉唐以来，人欲横行，实行的是霸道，故而社会混乱不堪，其实他所鼓吹的是历史退化论。陈亮不同意朱氏之说。他认为汉唐诸君如刘邦、李世民等其"大功大德""暴著于天下"，足以与三代圣王相媲美。霸道与王道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霸道，就没有王道，其间透露了进化的历史观。吕祖谦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辩论，但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吕祖谦认为王道与霸道是有原则区别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他说：王者之所忧，霸者之所喜也。王者忧名，霸者喜名。名何为而可忧耶？不经桀之暴，民不知有汤；不经纣之恶，民不知有武。使汤、武幸而居唐虞之时，无害可除无功可见，与斯民相忘于无事之域则圣人之志愿得矣。功因乱而立，名因功而生，夫岂吾本心邪？
是故云霓之望非汤之盛也，乃汤之不幸也；壶浆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
霸者之心异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乱，霸者恐天下之无乱。乱不极则功不大，功不大则名不高，将隆其名必张其功，将张其功，必养其乱。??噫，此王霸之辩也。①吕祖谦认为王、霸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两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王者所想的是天下太平晏然，而不是自己名声的大小。他们特别害怕自己名望声誉与日俱长，播及天下，这是因为大凡名声的建立是要在除暴平乱中产生的。没有② 《大事记·解题》卷3。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同上卷18《孟子说》。
③ 《东莱博议》卷1《盗杀伋寿》。
暴乱，就没有自己名声显赫的机会，抑或说自己名声大了，这就意味着天下有了暴乱。而有违其"与斯民相忘于无事之域"之夙愿。霸者则与上者相反，他们所考虑的是要自己出名，而且知名度愈高愈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希望天下大乱，人民处于"暴"、"恶"的熬煎之中，而由自己解民于倒悬。
但这怎么能比得上天下本来就太平呢？因而相比之下，王者要比霸者更高明。因此人们当以王道为期。他说：天下之为治者，未尝无所期也。王期于王，霸期于霸，强期于强，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趋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动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应是期也。要想达到天下之治，就必须有明确的奋斗方向，这好比射箭必须要有箭靶，走路要有目标一样。而目标愈远愈大，就愈易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对于统治者来说应该以王道自期自律才行。如果仅以霸道为满足，是不可能将其功业永远保持下去的。他在评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晚年穷途末路时这样说：呜呼，管仲辅桓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晚节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区区偕仲，属之于宋襄焉。吾读书至此，未尝不怜其衰而哀其穷也。世之诋霸者必日尚功利，五霸桓公为盛，诸子相屠，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岂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无坦途，举皆荆棘，仁义之外无功利，举皆祸殃。彼诋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誉之深也。吕祖谦认为齐桓公晚年之所以发生不能"自定其子"，将其后事嘱咐给宋襄公这样的无能之辈，死后，由于五子各树党争立，相互屠杀，以致其尸体二月有余尚不能成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齐桓公向以霸者自期自律，尚权谋诈力而不尚仁义，一旦"葵邱之会悉偿所愿，满足无余，??所期既满，其心亦满，满则骄，骄则怠，怠则衰。"②吕祖谦断定"桓公之罪在于自期之时，而不在既满之时"。他设想，假使齐桓公"素不以霸自期，则下视霸功亦蚊蛇之过前耳，??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无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③这就是说齐桓公以天下最高的政治目标王道自期自律，则永远不会到达终点，"悉偿所愿"，从而就会自强不息，汲汲而为，而根本不可能产生骄怠之心，吕祖谦不同意将"功利"与"霸"连接一起，认为批评霸者"尚功利"，实际上是在美化霸者。以五霸之盛者齐桓公尚且落得"身死不殡，祸且不能避"，哪里还有什么功利可言呢？在这里，吕祖谦虽然没有明确说王霸对立，实际是取尊王贱霸之说的。
但是吕祖谦亦不同意对三代帝王之德的无限拔高。他从历史考据的角度指出，古代传说的圣王之德并不符合历史之实际情况。他在《东莱博议·宋公楚人战于泓》中有如下一段议论：说者乃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见者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者曰：殄歼乃仇，日取彼凶残，凛然未尝育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
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们在战争中并不那么仁慈宽厚，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亦是十分凶残的，"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朱熹等① 《东莱博议》卷3《癸邱之会》。
① 《东莱博议》卷2《齐寺人貂漏师》。
② 同上《葵邱之会》。
③ 同上。
人所虚构的圣王形象，而还历史的真实。吕祖谦以确凿的古文献记载，说明了对"三代圣王"不可虚构美化，虽不及陈亮对朱熹复古主义所作的批判尖锐激烈，但却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我们认为吕祖谦在王霸之辨上的矛盾态度具有调和朱熹、陈亮之倾向，其实这也不奇怪。作为理学家，吕祖谦自然要尊王贱霸，而作为历史学家，面对着确凿有据的历史资料，他亦不能容忍朱熹的虚构神话。
要之，吕祖谦的史学观就总的倾向来说，是进步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之因素，虽然其中亦有若干消极之成份，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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