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二节"合群策、集事功"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坚持认为"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不本于人主之心者。"④从而断定社会的兴衰、政治的好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完全决定于封建帝王的"心术"之"正"与"不正"。吕祖谦虽然有时亦认为人主心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影响，但它决不是什么决定因素。他在《与周子充》的信中这样说："秦汉以后，只患上太尊，下太卑"。⑤这实际上是对君主**制度的一种委婉批评。两宋时代，正是君主**日益强化的时代，吕祖谦这一说法确实是惊世骇俗之论。
吕祖谦指出，所谓"天下之事""无不本于人主之心者"的理论极其有害，它只能加重"上太尊、下太卑"之患，助长君主的独断专行，其结果犹如人体血脉经络"少有雍滞，久则生疾。"为此，吕祖谦专门对君主"独运万机之说"进行了反复、详尽的驳斥。认为"独运万机"之说，至少有四大弊端：第一，一个人独断天下之事，总不免有所遗漏，不能不贻误治效。他说：琐微繁细，悉经省览，酬醉区划，日不暇给，而天下大计或有所遗，治效不进，岂不甚可惜乎？任何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事无巨细，一人独揽，此人纵然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是应付不了的。尤其是在小事情上耗费过多的精力，就会忽略大政方针，势必影响治国的效果。
第二，大臣有职无权，一旦天下有事，大臣就不能有力地辅佐君主。吕祖谦是这样分析的：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陵夺而后安。向者，大臣往往不称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一旦有事，谁与招麾而伸缩之耶？②吕祖谦认为比较理想的政治局面是不要相互侵权，而是各司其职。现在皇帝行大臣之职，大臣就去行政府各部长官之职，外而至于地方上的监司。守令的职权都为他们的上级长官所侵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约束其部下应有的权威，不能命令部下行事，容易形成下不服上的局面。一旦天下有事，君主就很难得到大臣以及各级官员强有力的辅佐。
第三，君主无人拥戴，有被架空的危险。
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积而至于人主，然后尊重无以复加，苟万机独运，大臣而下皆为人所易，则人主岂能独尊重哉？这是说自低级官员（"一命"）以上，各级职务都为上级长官所夺，直至大臣之权力皇帝所夺，皇帝固然尊重无比，但自大臣以下各级官员都为其下属所轻视，皇帝怎能独自尊贵呢！
③ 《文集》卷2《太学策问》。
④ 《朱文公文集·戊申封事》。
⑤ 《文集》卷4。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第四，容易造成宦官专权。君主事必躬亲，势必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这就很容易使身边的亲近佞小越俎代庖。如果这时有"妄意在旁者"，"工于揣摩"，投君主之所好，钻了空子，事情就不好办了。
吕祖谦的这段分析可谓条分缕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进一步驳斥"心术"决定论，吕谊谦以其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又从社会伦理制度产生的角度予以论证。他指出社会伦理制度--"人纪"，并非是哪一位圣王建立起来的，而是"籍众人之力而共建"的社会历史产物。他说：大抵人纪乃天下之物，非汤得而私有之。既不得私有则亦多与天下共之，固非汤一手一足之力。亦当籍众人之力而共建明之。故汤因自然之理顺而不咈，乃汤之肇修人纪也。①其言下之意是"天下之事"，"无不本于人主之心者"之说根本不可信。
以"人纪"建立这样重要的事情，都不是由"汤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完成的，又逞论其他！因而凡是头脑清醒的君主都不应该迷信"独运万机"之说。
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偏察；勿详于小而遗远大之计，勿急于近而忘雍蔽之荫。吕祖谦曾当面规劝孝宗皇帝说，一旦相信"独运万机"之说，而包揽一切，结果只能是"天下徒闻陛下独运万机，事由中出，听其声，不究其实，??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③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极为不利的。
吕祖谦指出决定国家大事和社会进步的决不是帝王个人之事。必须"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广揽豪杰，共集事功"方能奏效。他以古之勾践、刘邦君臣共谋大事为例再次说明了这一观点。
如勾践、种（文种）、蠡（范蠢），如高祖、良（张良）、平（陈平），相与共图大计，反复筹划，至于今可考，曷尝敢易为之哉？??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难者半，参合审定，然后至于无悔，况天下大计果无可疑而无可难耶？??故先尽其所疑，极其所难，再三商榷，胸中了然无惑，然后敢以身任之，虽死不惮。勾践、文种、范蠡以及刘邦、张良、陈平等古之君臣，凡要作出重大决策总要事先互相质疑，非常慎重，不敢轻易决定，而不是由勾践、刘邦"独运万机"。因而，他们所定下来的大政国策就基本上不会出大的差错。这是一个很值得后世君主所汲取的范例。吕祖谦认为处理郡县的小事，尚且要再三斟酌才付之实行，更何况涉及天下大计之事呢，应该"尽其所疑，极其所难"才是。吕祖谦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心术决定论的否定和匡正。
与"合群策、定成策、次第行之"的观点相一致，吕祖谦坚决反对君主"自任一己聪明"的"师心自用"的独断论。他说：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明四目、达四聪，方说出治天下规模，如食哉惟时蛮夷率服之类，此是圣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资诸人而后展出规模，后世兴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关便约法三章，晋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②吕祖谦认为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要订立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规模"），总是要广泛地征求他人的意见，做到"明四目、达四聪"，这也是他们能够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根本手段。如舜就是这样做的。而后世君主一即位就不听取别人的任何意见，就"师心自用"，随随便便地颁布法令，这就很难避免失误。吕祖谦激烈地① 《东莱书说·伊尹第四》。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抨击了后世封建君主的"自任一己聪明以临天下"的行为。他说：后世之君，自任一己聪明以临下，适足为不知，盖用众人聪明以临下，此乃大君之所宜。在吕祖谦看来，尧舜这些古代圣人之所以超越"后世之君"，关键就在于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注意汲取"众人聪明"。"是以天下之耳日为耳目，是上下远近俱无雍蔽不通下情者，此舜即位第一件事。"②吕祖谦这些论述不是无意义的。它不仅在客观上否定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君主**制度，而且还涉及对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有益探索。吕祖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即国家的兴亡，与"下情通塞"与否有着密切联系。
指出：汉武帝穷侈，淫刑、黩武，比秦、隋无几，然秦、隋亡而汉不亡者，要须深思。二世、炀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汉武下情却通，只轮台诏可见，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国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这就是说，君主必须了解世务民情，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如果与外界隔绝，"下情不通"，就会导致国家之衰与亡。为此，他主张"定国是以一民听"，"下孚群听"，强调"民听"、"群听"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尽管吕祖谦所说的与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极为本质的区别，但就其观点本身而言，确属有识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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