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一节"当如身在其中"的观史之法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学习、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记住某些历史事件的本末始终，以示自己渊博；亦不是为了正确评价某些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而表明自己见识高明；而是为现实提供有益之惜鉴。
吕祖谦曾形象地将历史比作一座"药山"，其中蕴藏不少救世之灵丹妙药，几乎可以"随取随得"。①问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采集方法。由此，他提出了"当如身在其中"的看史之法。吕祖谦说：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大抵看吏见治则以为治，见乱则以为乱，见一事则止知一事，何取？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其所谓观史"当如身在其中"，也就是要从历史的客观实际即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环境来分析、考察问题，总结历史之经验教训，锻炼培养自己处世应事之能力。只有这样学习、研究历史，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故而他反对人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博学强记"之上，否则历史就起不到"药山"之作用，今人也就采集不到救世之丹药。由此，吕祖谦认为最要紧的是学会对历史的分析与思考：看史须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必须承认，吕祖谦这种学习历史的方法，乃是治史的经验之谈。只要坚持不懈，确实可以收到"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的效果。
然而吕祖谦这种强调从历史的实际出发了解历史的观点，却引起了好友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20《杂说》。
朱熹的强烈不满。朱熹认为研究历史的唯一目的是要做到"合于大理之正，人心之安。"②故而他要求人们站在"天理"的高度去认识历史，把"天理"作为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所谓"陶熔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③即用理学家的主观标准去陶熔历史，准确地说这是在削足适履，这就难免要和吕祖谦发生严重分歧。
要了解和研究历史，就必须认真阅读和学习史籍。吕祖谦十分重视对历史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如对《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历史名著，他一生用工良多，颇有心得。曾以《左传》为题材，写下了《东莱博议》、《左氏传说》等重要著作，其中不少见解相当精辟，叙述严谨，议论奇宕，常给人以发人之所未发之感。
吕祖谦不仅本人认真学习史籍，而且还一再要求学生要经常翻阅玩味《左传》、《史记》等："伯恭劝人看《左传》、《迁史》"。①对此，朱熹颇不以为然。他明确声称史籍不值得学习和研究。他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直卿（朱熹学生黄干）亦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②认为阅读历史著作，只是看人打架，非但从其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相反弄不好还会把人看坏了。陈亮、吕祖谦之所以驳杂不纯，没有成为"醇儒"，就是史籍看得太多的缘故。
为了防止学者"被史坏了"，朱熹提出了"以经为本，而后谈史"的主张。"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于细，向尝与较《程易》（指《伊川易传》），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据'治'字于理为是。
他硬执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③朱熹意思是说他和吕祖谦之所以在《伊川易传·噬嗑卦》文句上产生是"和而且治"，还是"和而且洽"的分歧，关键是吕祖谦没有先读经然后读史，而是"先读史多"之缘故。朱熹认为对于学者来说，一定要以经为本，视史为未才行。因为只有先读经多，掌握了义理，然后读史才有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也才能做到"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样亦可避免"看粗着眼"和"被史坏了"的不良后果。从朱熹对吕祖谦的这段批评中，可以清楚看出吕祖谦重视读史的程度。
和朱熹经本史末、经先史后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吕祖谦这里，经、史没有本末重轻先后之分。他常常将经、史相提并论，而且坚持认为儒家经典本身也是属于史籍之列，他说："观史先自《书》始"①明确把儒家经典之一《尚书》列为史籍。在一般理学家那里，《尚书》是经不是史，而在吕祖谦这里则是经亦是史，它与《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一样，难分轩轾。后世"六经皆史"之说，亦可能发韧于此。
吕祖谦之所以重视对历史的学习，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任何人要想有所成就，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学习，以孔子而论，也得要借助历史资料，才② 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
③ 同上。
① 《朱子语类》卷122。
② 同上卷123。
③ 同上卷122。
① 《文集》卷3《与张荆州》。
有建树。他说：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后来孔子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对其加以修订笔删而传世。在封建社会中，《春秋》是封建地主阶级判断是非、藏否善恶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向被理学家抬得很高，视为万世不易之经典。然而孔子之所以能够笔删《春秋》，寓"微言大义"于其中，关键在于原先有这样一部史料翔实丰富的史籍，如其不然，孔子就笔删无本，也不可能"以示万世"了。这就如造父的御车能力再高，无车则无以发挥；后羿的射术再精，无弓则无法施展；墨翟守城本领再大，无城则守之无物。象孔子这样的圣人都离不开史籍之助，又何况他人呢？
由此，吕祖谦大胆提出秉实写史的史官有功于圣人的观点。
春秋之时，王纲解纽，周官三百六十，戚旷其职，惟史官仅不失其守耳。??呜呼，文武周公之泽既竭，仲尼之圣未生，是数百年间，中国所以不沦丧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春秋之时，非有史官司公议于其间，则胥戕晋虐，人之类已灭，岂复能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吕祖谦认为春秋之时，天下无道，上至周天子，下至各国之君，"其举皆非"，有违文武周公之道，而孔子这样的圣人还没有出世。中国在这几百年间还不至于"沦丧"，靠的就是一批忠于职守，秉实写史的史官。由于他们"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才"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②。在这里，他把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生存归于史官不旷其职，"司公议"，表露了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他认为史官和孔子一样伟大，只是靠了"史官扶持之力"，才有了"仲尼之出"，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吕祖谦对于史官的这种态度，引起了朱熹的强烈不满，两人终于在对待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评价上发生了争执。据朱熹回忆说：伯恭、子约（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辩。
子由（苏辙）《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迂之失。伯恭极恶之。迂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泊夷。??圣贤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①朱熹同意苏辙对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的评价，认为司马迁虽然口头上也讲一点仁义，而心底里所赞成的却是"诈力"、"权谋"、"功利"。因而人们学习义理应该取诸"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的儒家之经典，而不应"取疏略浅陋之子长（司马迁）"。吕祖谦则竭力反对"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之说，在他看来，司马迁的道德学问在汉代是其他诸儒所无法比拟的，学习"太史公之学"，同样可得到义理。在吕祖谦的影响下，其弟吕祖俭对司马迁的评价更高。朱熹曾这样恨恨不已地说："今② 《东莱博议》卷2《曹刿谏观社》。
① 《东莱博议》卷2《曹判谏观社》。
② 同上。
① 《朱子语类》卷122。
子约（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①认为司马迁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的，而现在吕祖俭等人却将司马迁吹捧得和孔子并肩而齐，真是"不知大小"。吕祖谦和朱熹在司马迁评价问题上的分歧，说到底是两种对立史学观的曲折反映。
历史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吕祖谦指出，阅读、研究历史著作应该以历史发展的顺序为基本线索，有系统地进行，这样即能前后比较，对历史的全过程"洞然明白"。
??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吏，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若杂然并列于前，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未见其有成也。吕祖谦这段议论不仅是其治史的成功之诀，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重视。他认为象这样"上下首尾"、"无失其序"地学习历史，可以使人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然而朱熹正与吕祖谦相反，他既看不起秉实书史的历史学家，亦根本不承认历史是门科学。据《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载："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朱熹学生黄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十分明显，在朱熹眼中，史学不过是经学的奴婢，既否定史学之为"学"，亦将史学家贬为"见得浅"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吕祖谦要超越朱熹多矣。
吕祖谦不仅重视对己有的史籍的学习和研究，而且还亲自动手编著了大量的历史著作。关于史籍的编写方法，吕祖谦有其独特的见解。他曾这样说：大抵史有二体。编年之体始于左氏，纪传之体始于司马迂，其后班范陈寿之徒纪传之体常不绝，至于编年之体则未有续之者。温公作通鉴，正欲续左氏。??然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吕祖谦认为撰写史书有两种传统方法：编年与纪传。前者发韧于《左传》，后者则由司马迁首创。这两种体裁形式各有优劣，不可偏废。在编写史籍的过程中，应视不同对象，而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交替使用。
以吕祖谦晚年所编写的《大事记》而言，就基本上采取的是编年之体，但同时也汲取了纪传之体的不少写法，而"不尽用某书凡例"。《大事记》叙述史实十分严谨精密，对若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着不同于前人的见解，连朱熹也不得不叹服《大事记》乃"自成一家之言"，"其精密为古今未有"，而《大事记·解题》也是"煞有工夫"。
吕祖谦的史学观及史学研究的方法，实开当时一代风气。为此，朱熹十分恼火。他说："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至如子约别说一般差异底话，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仲）、商（鞅）见识，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①又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功计利，更不可听。"②朱熹对吕祖谦史学观和治史方法论的这一批评，从反面印证了吕祖谦在治史问题已逐步脱离了理学家的窠臼，确实具备了"求实学，不为腐① 《朱子语类》卷122。
② 《文集》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朱文公文集·答刘子澄书》。
② 同上。
儒所眩"③的态度。这也正是其进步历史观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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