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七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严重之至。北方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不时对南宋进行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这不仅给南方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也严重威胁着南宋小朝廷的生存。
吕祖谦为南宋政权深深担忧，唯恐它重蹈北宋之覆辙。他认为如再不加强南宋的军事力量，进行认真而有效的防御与抗击，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他① 《文集》卷14《易说·夬》。
② 同上《易说·泰》。
① 《文集》卷19《史说》。
又痛切地感到当时的南宋小朝廷正处于"百弊俱极之时"，尚不具备一举而收复中原失地的力量，要抗击金兵，则必须大力改革弊政，这就使他的抗金思想含有要求改革弊政的特点。
在对待金兵入侵的问题上，南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主和派和主战派的争论。以南宋高宗、秦桧、汤思退等为代表的实权派或是出于对自己九五之尊和高官厚禄的卑鄙考虑，或是被金兵的侵略凶焰吓破胆，他们一味屈辱求和，厚颜无耻地向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则力主抗战，"誓不言和"，但是又不注意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而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接仗辄败，大伤元气。
吕祖谦不同意主和。他在《家传》中曾引其曾祖吕好问劝谏宋钦宗的话说：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顿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勿进兵可也。彼??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和议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遍被其害矣。①吕祖谦认为尽管南宋眼下尚无兵临城下之虞，但是其境遇并不比靖康年间的北宋强多少。金兵亡南宋之心一直不死，它不断吞食南宋疆土，故而屈辱求和只是南宋小朝廷的单相思，注定不能成功。更何况金兵与宋廷有亡君亡父之深仇大恨。"国仇"当雪，"版图"当归，而不应该和金兵"讲和不进兵"，"议和之说"必须立即停止。
吕祖谦也不同意张浚等人所进行的无准备的草率出击。他认为这样做非但达不到雪"国仇"、归"版图"的目的，而且会损伤国力，自取其辱，客观上助长了"议和之说"嚣尘日上。吕祖谦指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对有关抗击金兵的一切准备工作"周密详审"，"精加考察"，不能有半点疏忽大意和侥幸心理。
有鉴于此，吕祖谦批判了"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的两种观点。他说："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①所谓"一切不为"乃是懦夫自卑猥亵的阴暗心理，亦即投降派的理论。而"一切亟为"则是轻敌急躁情绪的流露，将此付诸实践，同样是后患无穷，故而"一切不为"和"一切亟为"均为"天下之患"，都必须加以纠正。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具体他说就是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时就应该大胆进攻，主动出击；而在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则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他这样论证道：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丽，而亦不免于难。
故解贵乎无所往，然岂皆无所作为邪？??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淡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①秦始皇平定天下后，不与民休养生息，而"欲有所往"，修筑长城，平定百粤，结果劳民伤财，累年穷兵黩武，致使各种矛盾激化，加速了自身统治的崩溃。隋朝统一南北之后，不注意医治战争之创伤，隋场帝好大喜功，在发动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的同时，亦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因此经过长期动乱，天下初定之际，不能过于"有所往"，即不要"一切亟为"，有些事情只能① 《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
① 《文集》卷14《易说·解》。
慢慢来。但这决不是说可以因此而毫无作为，"一无所往"。晋武帝灭吴之后，虽然没有再兴兵生事，"欲有所往"，君臣相与"因循苟简，清淡废务"，该做的也不做，眼睁睁地看着时弊日趋加剧，终于导致天下大乱。由此看来，"有所往"，"无所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一偏"。在这里，吕祖谦决不是单纯地评论历史，而是借助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而曲折地表达了他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一方面，他不甘心"仇耻未复、版图未归"，不满意南宋统治者苟安于东南一隅之地，希望宋孝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要"有所往"，积极进行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事宜。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南宋当时处于"民力殚尽而邦本未定，法度具存而穿穴蠢蚀，实百弊俱极"①窘境之中，尚不具备全面北伐中原的条件，因而不能急于求成，"一切亟为"，只能徐图行事。
吕祖谦对于当时南宋基本国情的估计和所主张的抗金方略完全符合实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宋孝宗与张栻的一次对话中得到佐证。受主战派的影响，宋孝宗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而挥师北上，并征求一向以主战而著称的张栻意见。不料却遭到张栻的明确反对。张栻认为就南宋的实际情况而言则要比金朝更糟。他说："臣切见比年诸道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赖。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②张栻向孝宗建议："今日但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金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主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③叶适亦有类似的意见。他这样说：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以当敌也，直媒以自进也。以臣计之，和亲之决不可为审也，而战亦未易言。然虽使罢赂而犹未至于遽战者，盖战在敌，使之不得战在我，所当施行者有次第焉。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张拭，还是叶适他们在抗金问题上所持的意见是与吕祖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思想相通的。
如何"有所往"，创造切实可行北伐中原的条件呢？吕祖谦认为当时南宋是"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虽昌炽盛大之时，此病已见。"②因此摆在南宋统治集团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扭转"武绩未振"、"干略未优"的局面。吕祖谦的这个意见可谓一语中的，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宋朝伊始，赵匡风为防止出现五代武将骄悍，形成威胁朝廷的军事力量，故而实行崇文轻武。以文人治军的方针。这遂成"祖宗之制"，代代相承，虽然这一方针有效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但也带来了"武绩未振"、"干略未忧"的严重后果。在对外战争中很少胜算，即使在国力昌炽盛大之时。
亦复如此。吕祖谦有感于此，他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事"与"武备"犹如人之左右双臂，缺一不可。
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宋史》卷429《本传》。
③ 同上。
① 《宋元学案·水心学案·附录》。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史载，蜀中名将张飞曾慕名造访文臣刘巴，并留宿其处。刘巴嫌张飞是一个武夫而"不与语"，其理由是"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蜀主刘备知道后勃然大怒。他说："天下之患，在于妄分清浊，如人之一身无手则不能执，无足则不能履，又何必爱手而恶足，自古文武只一道。"①认为以文为清，以武为浊，这是文人"高自标榜"的陈腐之见，其害足以危及天下。任何国家都必须文武兼备。"文"好比人之手，无手则不能拿东西，"武"好比人之足，无足则不能走路，因此很难说"手"比"足"哪个对人的身体更重要。同样，也很难说"文"与"武"哪个对国家更重要。
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爱手而恶足"，国家自然也不能因尚文而轻武，"文"与"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各有其特定之功能，不能相互取代，应该二者并存。刘备这一观点，很得吕祖谦的欣赏。他说：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当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与勇士。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未尝以为粗。尧舜时代，公卿大夫都是能文善武，故在朝廷内部则处理政事，一旦发生战争则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文武之道集于一身。孔子的高足冉有使矛，而有若则与当世勇士友善相处，即使孔于本人在夹谷之会上也亲自抡枪执剑，从未尝以武士为粗"，而不屑于武事。吕祖谦认为轻视武艺，视其为"粗"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对于男子来说在空余时间从事"习射"，这是本份之内的事。吕祖谦的这种议论在理学家中是不多见的。北宋张载青年时代"喜谈兵"，曾招致二程等理学家的微词。以张载本人而论，当他成为著名理学家之后，亦曾为此深悔不已。
这就说明了吕祖谦的见识高于一般理学家，且有匡正时弊的积极意义。
与崇文轻武的目的相同，宋时兵制分为"禁军"（中央直接控制的武装）
和"厢兵"（地方武装），且有意识削弱厢兵的军事实力，不断地将厢兵中的精锐选拔到"禁军"中去，而留在厢兵内的只是一些老弱病残。厢兵平时也不进行认真的军事训练，只是服服杂役。对此，吕祖谦颇有感触他说："太祖作阶级法，专治禁军，而天下镇兵，通谓之厢军，教阅疏略，浸废为役卒矣。"①就在厢军失去战斗力而无力与禁军抗衡的同时，也失去了抵御外患的能力，即使连极为平常的"边隅小警"也对付不了。出现了一有战事"将士迁延而却步，涣散解弛，不相系属"的状况。
厢军衰蹶如斯，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在赵匡胤的时代，为了保证禁军的作战能力，比较注意对禁军进行较为严格的正规军事作战训练，然而赵匡胤的后继者们则远不及其祖宗的精明。他们大多沉湎于歌舞升平天下一统的虚幻假象之中，连对禁军的训练也变成了有其虚文而无其实的花架子，致使禁军的作战能力大为下降，所谓"甲兵朽，铁钺钝"即为其真实写照，成了一群只会耗费军粮不会打仗的酒囊饭袋。在外患面前"事功不竞"。"莫能平殄"。目睹这一切，吕祖谦"日夕寒心"，"甚忧之"。他迫切希望南宋统治集团对于"前代未备者"的"武绩"与"干略""当激厉而振起"，②以期重整军威，尽早整兵北上，实现恢复大业。
必须指出，吕祖谦并没有把自己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此。他认为要报靖康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之耻，收复大批沦陷的国土，只是于"武绩"、"干略"等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尤其重要的是必须与改革当时的社会弊政紧紧地结合起来。作为官场中人，吕祖谦比一般人更清楚南宋统治集团的黑暗内幕。他揭露说：官寺充满，而媮惰苟且，无庶绩咸熙之效；降附布于郡县，而未允于疑沮，帑藏耗于军屯，而未免于怨嗟。养痈护疽，媮取爵秩，各饱其欲，而日月削之患，独归国家，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号为有意斯世者，又复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而轻发之，终无于是。
②但近世职无大小，多以趣过目前为俗，眇然为国家深计大虑。认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官员冗繁，但多是些贪鄙无耻的"痈疽"。他们尸耽禄位，毫无政绩可言。平日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媮取爵位，坐享俸禄，中饱私囊，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个人的荣辱升迁，而根本不把国家"日月削之患"放在心上。虽然其中也有几个"有意斯世"，想千出一番事业的官员，但志大而才疏。在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上"不审前后"，"不量彼己"，轻举妄动，"终无所是"。更有一些善于钻营的无耻之徒，为了谋就高位，享受重禄，故意慷慨陈词，装出一付爱国忧民的恣态，伊然以刚直干练之吏自居。然而"高爵重禄，一得所欲，畏缩求全，惟欲脱去，无复始来之慷慨。"①官场之所以如此**混乱，根子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媮惰苟且"，"养痈护疽"。
正因为这是一个极端**和无能的统治集团，所以面对金兵的侵略，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往往一听到金兵的进攻便"错愕而顾私"，无所适从，拿不出半点切实可行的抗金之策，而一旦金兵撤退、义立即醉生梦死，"错把杭州当汴州"了。
为了唤醒南宋统治集团，吕祖谦沉痛地指出，当时的形势是："仇耻未复，版图未归，风俗未正，国用未充、民力未厚，军政未核。"②认为南宋当局如再不彻底地改弦更张。进行"大经划、大黜陆、大因革"③，而把主宰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强敌，后果不堪设想。他这样说：当险难之时，必有动作施设，然后可以出于险。苟无所为而坐视其弊，则终于险而已尚能免于险乎？国家面临"险难"并不可怕，只要采取积极措施，实行变革，就一定能出于险，而无所作为，安于现状，"坐视其弊"，才是真正可怕的，最终难免于"险"。
接着，吕祖谦又以气候与疾病的关系，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
阴阳风雨晦明，天之六气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医语之谓：六气者致疾之原，必使无阴阳风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宁有是理耶？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医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于六气，守国在我而患不在于四邻，端汝视履，啬汝精神，时汝饮食，审汝药石，六气虽沴，于汝身何有哉？
丰汝德泽，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训汝师旅，四邻虽暴，于汝国何有哉。天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致疾的因素，如果为了不生病，① 《文集》卷1《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③ 《文集》卷4《与周子元》。
① 《文集》卷1《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
② 《文集》卷2《馆职策》。
④ 《文集》卷14《易说·解》。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而要除尽"六气"，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世上决无此理。吕祖谦认为问题不在于有无致疾的"阴阳风雨晦明"，关键在于要保证自己的饮食起居作息有一定规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造就强壮的体魄，"阴阳风雨晦明"这"六气"之淫就不能构成对人身体的威胁。如果自己生活无规律，不善于爱护身体，体魄赢弱，而只是指望无致疾的"六气"之淫，只能使多种疾病集于一身。同样，四邻之强敌是会构成本国安全的威胁，但是只要自己政治修明，加强军事设防，使四邻之强敌无隙可乘，这种威胁也就不存在了。相反，本国政治混乱，国库空虚，军事力量单薄，就会时时处于敌人的威胁之中。吕祖谦明确宣称："国之存亡，系于我之治乱"，②而不在四邻之敌的强弱。他举例说：秦不亡于六国未灭之前，而亡于六国既灭之后。隋不亡于南北未一之前，而亡于南北既一之后。亡国之衅，夫岂在于邻敌耶？秦国在六国未灭之前怵惕自强，而在灭六国之后骄侈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一夫振臂，万夫响应，这才终止了秦之国祚。隋朝在南北未统一之前政治修明，纪纲肃整，而南北统一后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故而重蹈秦之覆辙，为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吞没。秦、隋两朝的教训说明了什么呢？即亡国之祸根乃是自身的**啊。
进而吕祖谦提出应该把国家兴盛的主动权紧紧操纵在自己手中。他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已，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未有不穷者也。
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②吕祖谦这段议论的用心很明确，即希望南宋统治者不要把国之安危寄予金兵是否格守和议之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励精图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依己不依人的观点直到今天，仍在闪烁着明智的火花。
吕祖谦分析了南宋统治者"依人不依己"的猥亵委琐心理。他认为南宋统治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命运拱手让给金兵去主宰，乃是"安于弱"、"安于愚"的思想在作祟。为了取消南宋统治者"安于弱"。"安于愚"的卑鄙之虑，吕祖谦指出，虽然"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寡"这是"兵家之定论"①，但是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又是相对的，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假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则完全可以使自己从弱、小、少向强、大、多转化。
如果一旦实现了这一转化，也就用不着去害怕敌人的强、大、多了。
君子忧我之弱而不忧敌之强，忧我之愚而不忧敌之智。强者，弱之对也。我苟不弱，则天下无强兵。智者愚之对也。我苟不愚，则天下无智术。后之为国者，终岁忧敌之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弱，终岁忧敌之智而未尝一日忧我之愚，使其移忧敌之心而自忧，则谁敢侮之哉！这是一段充满着军事辩证法思想光辉的议论。吕祖谦认为敌我双方，一方强大则另一方就显得弱小，一方明智则另一方也就显得愚蠢。因此不必担心敌人是多么强大，多么明智，而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担心自己的弱小和计谋欠周之上，并为扭转自己的"弱"与"愚"而乾乾自强不息。天下就不再有什么"强"与"智"的敌人，至此，谁还敢再来欺侮你呢？
如其不然，"苟以龌龊自保力量力，则人则自安于弱，而终于弱矣，自安于②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2《邓三甥请杀楚子》。
② 同上卷1《郑忽辞昏》。
① 《东莱博议》卷3《鲁卑邾不设备》。
② 同上卷3《随伐楚》。
愚，而终于愚矣。"③因此要使国家强盛起来，就一定要克服安于"愚"、"弱"的自卑心理，树立远大明确的治国目标。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板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天下之大势如不强盛就必然是衰弱，国家的政治如不努力向上就必然是倒退。因此，强国如果只是停留在原来"强"的水平上，就必定不能继续维持其强盛；霸主如果只想保住原有的"霸"而不思进取，就必然保不住已获得的霸主地位。这好比骑着骏马奔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间是没有"驻足之地"的。对于"强"与"霸"来说，要想保住其"强"与"霸"，就要不断前进，更何况当时南宋小朝廷还远远没有资格称"强"称"霸"呢！所以更应该布仁义、行教化、振纲纪，以使国势强盛，只有这样才可雪"仇耻"、归"版图"，直至一统海内。
吕祖谦之所以要求南宋小朝廷改革弊政，不断以"强""霸"自勉自期，作为抗击金兵的前提条件，还有这样的考虑，即只有政治修明，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才会使抗金获得坚实的社会基础。
战亦死地也。??民既乐死则陷坚却敌特余事耳。盖尝论之，古人论战与后人之言战不同。盖有论战者，有论所以战者。军旅形势者，战也，民心者，所以战也。①战争免不了要死人。如果参战之民众为了报答君主平时对他们的"恩赐"，就会在战争中乐意为君主卖命。民众一不畏死，"陷坚却敌"就是小事一桩。如果"民心己离，虽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是恃。"②因此"民心"之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最后依据。
吕祖谦重视"民心"在战争中的地位，并将其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军旅形势"在战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③吕祖谦认为形势与君主的德行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它们对于国家来说好比人的身体和血气一样。如果说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血气强盛充沛而将自己的身体安置于"易死之地"的话，那么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认为自己的仁德足以令天下臣服而将其国安置于"易亡之地"。一个政权的兴旺，固然德行要"先天下"，而所占有的地理位置也必须是"先天下"。吕祖谦以周、秦兴衰为例，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周在"文武成康之世"，君主之德固然是"先天下"。但也不能忽视周所占据的好地势，"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所以天下"孰能御之耶"？后来周平王东迁，轻易地放弃了"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歧丰之地。以其德行而言，固然不如其先人，而所占的地理位置也没有西周的好，因此周室遂衰落了下去。而秦原是不起眼的小国，但自从它得周之"歧丰之地"，尽管其德未能"先天下"，国势却也强盛了起来。吕祖谦的结论是：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以无道处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③ 同上。
① 《东莱博议》卷3《葵邱之会》。
② 《左氏传说》卷20。
③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下。他对"形势"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侯朝见周襄王，请以王礼规格（"隧"）为其先人送终，襄王以"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为由加以拒绝。为了不使晋侯过于难堪，遂割阳樊温原＃茅之田与之。对此，吕祖谦发表评论说：襄王之意，以谓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刚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轻其一，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呜呼！周自平王捐歧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
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虑难立，岂复有所侵削邪？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胺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隧"，王之葬礼。晋侯"请隧"以葬先人，违背周之典章制度，襄王不允许是对的，因为典章制度体现等级名分，，应"当世守之"。吕祖谦认为周襄工的错误是轻易将大片土地割与晋。须知土地事关国家"形势"，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襄王竞将"千里之王畿"与人，而使其"形势"残缺不全，怎么能保住周之基业呢。如果说周平王"捐歧丰以封秦"，"失周之半"的话，而其后代"今日割虎牢""明日割酒泉"则加速了周室之衰，使"文武成康"的"境土岁胺月削"，这标志着周室已频临灭亡之绝境了。吕祖谦这是在借古讽今。因为割地求和乃是宋代统治者苟且自安的拿手好戏。吕祖谦表面上反对的是周襄王"割地自削"，实际上是提醒南宋当局不可轻易地将大批国土畀敌，否则将"邻于亡矣"。重德而不重势，这本来是一般理学家的共同见解。他们认为只要其德"先天下"，即使以七十里之地也能最终一统海内。
而吕祖谦却如此重"形势"，将其规定为"德"的基础。这就使他突破了理学家的陋见，表现了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
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历来是治兵者之格言。在这个问题上，吕祖谦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用兵必须遵循"诚"。他说：君子之用兵，无所不用其诚。世未有诚而轻者。敌虽欲诱之，乌得而诱之？世未有诚而贪者，敌虽欲饵之，乌得而饵之？世未有诚而扰者，敌虽欲乱之，乌得而乱之？用是诚以抚御，则众皆不疑，非反间之所能惑也。用是诚以备御，则众皆不怠，非诡谋之所能误也。彼向之所以取胜者，因其轻而入焉，因其贪而入焉，因其扰而入焉，因其疑而入焉，因其怠而入焉。一诚既立，五患悉除，虽古之知兵者环而攻之，极其诈计于十百千万，君子侍之一于诚而已矣。彼之诈极其万而不足，我之诚守其一而有余，彼常劳而我常逸，彼常动而我常静，以逸制劳，以静制动，岂非天下常胜之道乎！吕祖谦认为轻敌、贪婪、干扰、众疑、怠备这"五患"是兵家之大忌。而要克服这"五患"，最好的办法是"用其诚"，因为"一诚既立"，"轻、""贪"、"扰"、"疑"、"怠"等现象就不会发生，从而杜绝了敌人的一切可趁之隙。尽管"极其诈计"万千，也无从下手，这样也就稳操胜券了。故而"诚"是"天下常胜之道"。吕祖谦这里说的"诚"，含有主观努力和思想高度重视的因素，乃是其对抗金大计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察"思想的延伸和发挥，有一定合理成份，而非一般理学家所主张的道德决定战争胜负之论调。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3《周与晋阳樊温原年欑茅之田》。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诚"为"天下常胜之道"，为什么宋襄公。陈余等人"用其诚"反而落得丧师身死的悲惨结局而遭天下人耻笑的呢？吕祖谦申辨道：宋襄、陈余之流每为天下笑，抑又何也？盖尽小人之术者，方无愧于小人之名，尽君子之道者，方无愧于君子之名，以伪君子对真小人，持一日之诚而欲破百年之诈，安得不败哉？以一怀之水而救一车薪之火，不能息焉，谓水之微则可，谓火胜水则不可也。
安得以宋襄辈遂疑君子短于兵哉！①吕祖谦认为宋襄公、陈余等人从来就不是"用其诚"的真君子，而是假于诚而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他们平时处世做事极其诡诈，而想以一时之诚来取胜，这不啻是杯水车薪，当然要为天下人耻笑。因此不能以宋襄公、陈余等人失败为证，怀疑志诚君子不诸军事，轻易否定"诚"为"天下常胜之道"命题的正确性。
一般说来，吕祖谦对待抗金的态度虽然没有陈亮、张栻等那么鲜明，但他针对时弊所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却不无可取之处，这种寓抗金于改革之中的思想，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① 《东莱博议》卷1《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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