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六节"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的朋党论
在封建官场上，向有"君于"和"小人"的分野。"君子"和"小人"这两个对立概念，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官场中人，不管是谁都是以"君子"自况，而斥政敌异己为"小人"的。吕祖谦是理学家，他所说的"君子"是以理学为标准的，至于那些反理学的仕宦者则被列为"小人"之列。
吕祖谦认为"君子"和"小人"是绝对对立的，两者不容并立。他说：得小人之心，必失君子之心，得君子之心，必失小人之心。①君子进则小人必消，小人进则君子必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古今皆然。取悦小人必然得罪君子，而与君子相亲，则必定要开罪小人，一般他说，君子所亲近的必定是君子，反对和疏远的必定是小人。
同样小人所亲近的必定是小人，他们反对和仇视的必定是君子。如果君子进于朝廷，天下之君于就会由此革集于中央政府，相反，小人得势，肖小群好就会弹冠相庆。君子和小人如同水火，二者不能相安无事地同居于朝廷之中。
基于这种认识，吕祖谦指出在小人得势之时，，君子们应该含晦引退，以示界限壁垒。他说：遁，本不可谓之亨。然屈于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虽亨，而道则未尝亨也。全道以自遁，身虽遁而道未尝不亨也。故当小人方盛之时，亨吾道者莫如遁。故日遁而亨。盖君子之所谓通塞与世俗之所谓通塞异也。四阳在上，非不强盛，二阴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遁？君子见儿察微，知小人浸长，必消君于，于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遁亨者，身退则道亨也。小人强盛之时，其所行的全是小人之道。君子们如果仍贪恋禄位，不能毅然逃遁引退，而厕身于"小人之列"，必定要以牺牲君子之道为代价。因此，君子要想伸张君子之道，就只能主动隐遁身退。这样做尽管有些"屈己"而"身未亨"，但赢得了君子之道亨。从长远的观点看还是值得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君于虽然仍居于高位，但小人之势浸长而不可抑制，君子要具备"见几察微"的洞察力，及早隐遁。否则形势一旦明朗，"众贤皆去"，自己再思归去就来不及了。
初六一爻，如兽之遁，则尾在后。众贤皆去而已不去，遁之尾也。大抵君子见几而作。当小人道长之时，固当奉身而退，若群臣既遁之后，方欲去则不可去矣，故有灾。
正如蔡邕当献帝时，董卓擅权，君子皆去，独邕未能远遁，其后卒为卓所用，竟不能免。
东汉末年名士蔡邕在吕祖谦眼中当属君子之列，而一代奸雄董卓则是小人。
蔡色在董卓擅权之际，"君子皆去"，而不能及时"奉身而退"，反被先辟为祭酒，后迁为侍中，"自附于小人之列"，终于落得下狱身死之悲惨结局。
① 《文集》卷13《易说·剥》。
② 同上《易说·遁》。
① 《文集》卷13《易说·遁》。
② 同上。·186·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吕祖谦的仕宦原则是爱君忧民，如果所有的君子都在"小人方盛之时"奉身而退，尽管可以保全自家性命于乱世，但将君。
民置于何地呢？为此，吕祖谦解释说：俯就则屈己道，急退则忘天下。故虽二阴浸长，君子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倦倦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为以安生民、定社稷，虽不可大用而犹可以小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二阴在下固小人也，四阳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势论。五为君子、二为小人，本不相应。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适当其位而应于二，二虽小人至得九五乃反应助于五，此以理论。二居中是辅九五为善之臣也，故度时观理犹可小有所行。君子爱君深、忧民切，故其处位未尝敢遽去。虽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遁。然必尽己之道，资二之辅而思有以拯其难，见于小有所为。如孟子三宿出昼，犹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时未可去，君子固不遽去，时可去，君子亦岂强留？然岂如洁己好名节者知不可为，遂忽然忘情于天下乎？①这段颇为冗长的解释，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当君主一时虑事不明而重用了小人，遂使小人得势。这时君子既不能为了"身亨"而迁就小人，致使君子之道湮没无闻，也决不可一见己道不行，事不可为，就决然离君而去，"忘情天下"。作为一个"爱君深、忧民切"的君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己"安生民、定社稷"的职责，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继续留在君主身边，以"尽己之道"，寻求"拯其难"的机会。
这样做虽不能大用于天下，亦可以于事有所小补，故而吕祖谦又说：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须当详看。常人多言求进须理会邪正。若退避则虽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进固不可不正，遁亦不可不正。贪位慕禄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轻世绝俗而亟于退，亦非正矣。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仕宦之"进"与"退"都有一个"正"与"不正"的分野。"贪位慕禄而不退"，固然属于"不正之行"，假若仅仅是为了个人之名节，图个人之"洁身自好"而"轻世绝俗"急流勇退也是"不正之行"。
故而对于人臣来说，"奉身而退"是一个慎之又慎的问题，不能轻易付诸行动。
吕祖谦之所以不主张君子在"小人浸盛"之际，不到万不得已而不能决然引退，还基于这样的考虑：即以君子之道去感化小人，使之"归于善"。
当睽乖之时，小人浸盛，本不当见。惟九以刚阳之才，其所以见之者，非有所求望于已，盖欲化之而使归于善，故才如初九见恶人，方可无咎。若他人见之则必有求望。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辟咎两字最当深看。具有刚阳之才的君子不忍离君决然而去，留在朝廷周旋于小人之间，主要是使君子之道有所小行，而将小人当政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井相机以"己道"改造小人，而不是"贪位慕禄"，存有个人企望，故而不能将他们"见恶人"看成是苟合之举，这实际上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努力推行君子之道，保全自己避免伤害的一种斗争策略。
吕祖谦指出，在小人势盛时，君子自保不一定都要"奉身而退"，继续留在朝廷亦未尝不可，只是不能怀有趁机显用于天下的个人企图，如其不然则会对自身的身家性命构成很大的威胁。
然君子当遁之际，虽无所往，亦有道以处之，居卑下而为禄隐可也。易云：何灾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为卓显用，不能居下故也。初爻，阴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当柄① 《文集》卷13《易说·遁》。
① 《文集》卷14《易说·睽》。
用。蔡邕被杀，没有及时"奉身而退"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但关键是他不肯"居卑下而为禄隐"，接受董卓委以的重任，而求"柄用"。
小人得势，君子蛰伏"居下"，这只是含晦诗时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束手待毙，无所事事。要改变这种状况，君子内部必须放弃个人成见，加强团结，待时而动。
盖皆处于患难之地，譬如有两君子当患难之时而相与也。夫睽乖之时与小人相处则未免于祸。惟初与四之九皆是君子相与，此悔之所以亡。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尝不欲行道于世，所以取马而为比。夫处睽乖之始而无应，是不得行其道，故日丧马。虽不得行其道，若区区求以自试，则在我者愈丧矣。惟安静以处之，则终得九四之应，向之不行者，今自然而行矣。此所以言勿逐自复此四字最当玩。①小人专权之际，君子不审时度势，各自为战，"区区求以自试"，肯定要吃大亏。如果众君子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后果则大不一样。吕祖谦举例说：且如陈平、周勃为汉相，居当诸吕擅权之时，可谓睽孤矣。当是时平、勃虽为二君子，初未尝相协，后因陆贾之言，始交欢合谋，将相和而士豫附，故能取诸吕定汉室。
使平、勃不因陆贾之言以交欢，则二人虽皆是君子未见其能济。是故定汉室之乱。必在平。勃之交孚。西汉初年，陈平为相，周勃为太尉，二人素无交往。
及刘邦死后，诸吕擅权，危及汉室。陈平"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②后来采纳陆贾"交欢太尉"之建议，主动接近周勃，勃亦作出相应的反应。"两人深相结"。故而在吕后归西之际，一举而平定了诸吕之乱而"定汉室"。吕祖谦认为这就是"君子相与"共渡难关的典型。故而他又说：九四当睽之时，以刚阳处二阴之间，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可谓孤矣。然四与九为相应之位，九四以刚阳而处上卦之下，初九又以刚阳处下卦之下，其德同、其志应。故曰遇元。夫谓初九以刚阳之才故谓之元。夫当睽乖之时，又处群小之中不能自立，必有同心同德之贤相与共立，则消者必复，孤者必众。苟二贤不相旱，乌足以合天下之睽？??盖四处群阴之中，苟惑于小人则不能以诚信交相孚感。何以能济？惟是上下交孚，无毫发可间，则虽危，可以无咎。吕祖谦认为无论是已经"奉身而退"的君子，还是因"爱君忧民"而不忍去的君子，彼此之间应该相互信任，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小人，这样就可以削弱小人的势力，壮大君子阵营的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从根本上扭转小人当道的局势，而使君子之道得到伸张。
小人得势，君子应含晦侍时，那么君子得势以后应该做些什么呢？吕祖谦认为首先铲除小人势力。
九二在解之时，与六五之君相应，是君子处贤君之右。君子辅人君之道，去小人最当先。大抵去小人须当尽除其根本。如去之不尽，则必流衍复盛，以害正道。??凡人之情皆以尽去小人为失之过。殊不知尽去小人乃中道也。昔元佑君子在朝，至元佑未，小人之大者如章谆。吕惠卿之徒固己远窜，不在朝廷，然尚有未尽去者，至绍圣之后，君子之道不明，黄矢之道不行，盖缘去小人不尽。在这里，吕祖谦将黜斥。除尽小人作为君子辅佐君主的第一要务，认为如果不乘"君子之势盛"的大好② 《文集》卷13《易说·遁》。
① 《文集》卷14《易说·睽》。
① 《文集》卷14《易说·睽》。
②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③ 《文集》卷14《易说·睽》。
① 《文集》卷14《易说·解》。
时机，"尽去小人"。万一"君子之道不行，黄矢之道不行"，小人之势又会衰而复盛，再次沉渣泛起，妨碍"君子之道"。吕祖谦将王安石的新党人物一概斥为小人，这是理学家的偏见。绍圣党锢之祸，殃及吕祖谦之先人，吕希哲、吕好问流窜远方，"例不得叙用"，对此，吕祖谦是一直引以为恨的。故而旧话重提，掺杂着强烈的个人恩恩怨怨，不足为训，但是他认为必须"尽去小人"，包含着除恶务尽的因素，却是值得重视的。
针对"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尽"的观点，吕祖谦指出：夫五阳决一阴之时，君子之势盛，小人之势衰。常人当此时多欲极力诛锄小人，绝其本根。其间有识者谓君子已盛，小人已衰，事不可做尽，不如且止。殊不知恃君子众多，便欲诛锄小人以即戎穷兵者，固非矣。若徒知不利即戎，便以为事不可尽止而不为者，亦非也。小人固不可穷治无已。至于在我之德教政事愈进，则向上愈有事，岂可止而不往乎？此所谓利有攸往也。这就是说虽然凡"事不可做尽"，必须留有余地。例如对小人之琐碎之事自然不必"穷治无已"，但是加强君子之道的教化，扩大其影响，肃清小人之道的流毒，则是不可有半点松懈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将事做尽的可能。所谓诛锄小人不是将他们赶尽杀绝，从**上加以彻底消灭，而是将他们赶出朝廷，利用其急功好利的特点，让他们掌管一些具体事务，以发挥他们在这方面的才能。
内阳外阴，年健外顺则两得其处。使阳在外则迫阴在内则暗弱矣。年君子外小人则小人趋事赴功，反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吕祖谦认为只要将朝政紧紧地掌握在君子贤臣手中，朝中要害部门不留小人，使小人全部外任，小人就会听命于君子，为君子所用。这样做既可达到除尽小人的目的，又给小人以发挥自己一技之长的机会，而不至于因激生变。有时，吕祖谦亦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兼容善恶"。
大抵兼容善恶，有为身计者，有为国计者。为身计者，善者吾用之，恶者亦用之。
不过朋党众盛，更相辅助，亦不过持禄保位之小人，不足论也。若为国计，则善者使居于内，当陈力就列之任，恶者因其才出居于外，或使效一个官，守一个职处之，各当其任，如此乃是通达治体之君子。??故谓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贤愚混杂，始可为兼容也。"兼容善恶"，不是良莠不分，忠好不辨，而是根据各人之德、才，使"各当其任"。要达到这一境界，方可称得上是洞察治理国家大纲目的君子。这也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的有效措施之一。
在吕祖谦的这些论述中，散发着朋党的气息。但有些观点仍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当不可全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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