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伴随着国家一起出现的。如果说国家是阶级压迫工具，而法则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有国则有法，无法则不成其国，此乃古今通例。和法一样，德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所体现的首先也是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法与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
一、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
和当时一般理学家有所不同，吕祖谦并不讳言法对封建的政权所起的维系作用。他说：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不害）韩（非）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崇德轻法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不少理学家一提到法，便把它和申不害、韩非等人联系起来。吕祖谦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法"是"人情物理所在"。一部好的法令，其中包含了"仁义之气"。后世不少"续降者"为了贪图方便，凭着自己个人的喜恶办事，而不遵循"人情物理所在"之法，把事情办糟了，这并不意味着法不好，恰恰相反，这正是"过法"之缘故。
① 《文集》卷16《周礼说》。
①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① 《文集》卷20《杂说》。
程颐在《周易程氏传·蒙卦）中说："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脱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谓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畏威以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出于地主阶级的偏见，程颐一向认为老百姓生来气质昏蒙，愚昧顽劣。如果不去其昏蒙桎梏，他们就很难接受封建主义教化，"善教无由而入"。而去其昏蒙的唯一办法是用严刑重罚禁止他们的邪恶思念和行动，使他们感到畏惧，而被迫顺从"刑禁"，"不敢肆其昏蒙之欲"。久而久之，老百姓的昏蒙之桎梏就会慢慢地解除，也就可以接受封建教育了。对于程颐这一思想，吕祖谦完全同意，他说：初六，发蒙，利用刑人，上九击蒙，师严然后道尊。蒙，始终皆以严。在他看来，要对百姓启蒙，就必须先用刑罚。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道尊"的目的。
吕祖谦迸而指出，不能以"刑法"的轻重来断定它是否符合仁义之原则，而应当把"法"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不少"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宽松。但也正因为它的宽松，人们就会因此而掉以轻心，视之若有还无，结果陷入重罪，所以名为"轻刑"，实则不然。"内有轻刑之名，外有杀人之实"。②相反，有些刑罚看上去很严峻，但正因为其严峻，人望而生畏，不敢有半点触犯，从而变得循规蹈矩，减少了犯罪现象。因而这种"峻刑"，实际上是很"仁义"的。他这样分析道：大抵为恶，先从发足处制之，则恶必不能长也。屡校灭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于恶，必自进于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顽民，不急于他事，乃切切在于禁其群饮之愚夫，何故？商民染纣之沈酣，遂致顽而不淳。周公察其所从来，自其所以为恶之本原而制之，岂后人区区制其未流之比哉！刑，断人之足，灭人之趾，可谓酷刑。但跀刑目的在于制恶，使恶不能蔓延。人们害怕断足、灭趾，就不干坏事，避免陷入罪恶，而"进于善"，所以从本质上考察，它是符合仁义之道的。周公在治理商民时，其它事情可以暂时不论，首先是严厉地禁止商民"群饮"。这是因为在纣之"沈酣"的影响下，商民多喜"群饮"，不少犯罪作恶之事就是在其"群饮"之后做出的，因此周公严禁"群饮"虽然似嫌"峻厉"，但却杜绝了商民"顽而不淳"之根源。
吕祖谦认为一定要以严惩恶，哪怕是小过微罪，也不能姑且手软。他说：（孔子）一旦见原壤之箕踞则以杖叩其胫，见冉求之聚敛则鸣鼓而攻之。圣人以严御恶，政所谓中也。"箕踞"，傲慢无礼之貌也；"聚敛"，求富之行也。二者均为小过，而孔子一则以杖叩其胫，一则鸣鼓而攻之，似乎是罚不当罪。但是任何大恶都是从小过慢慢积淀而成的，对小过微罪以严惩之，即能防止流于大恶，故而符合"中"之原则。
小过微罪要以严御之，而对作恶多端的"强暴者"就更要施以严刑峻法。
六二乘初刚，是用刑于刚强之人。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故至灭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峻如此，得非过于中乎？治刚强而用严刑，正如病深者用药猛，方得适宜，乃所谓中。??乘初九之强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谓刑① 《文集》卷12《易说·蒙》。
② 《文集》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② 同上。
平国用中典，即谓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正圣人之中也。有人认为刑要轻，法要宽，这才是"君子之中道"，国之常典，吕祖谦对此颇不以为然。他指出"刚强"。"强暴"者是不把轻刑宽法放在心上的，因而轻刑微惩对他们来说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对于他们只有施以"深刻之刑"，予以"深痛"，才会有震摄之力。这如同对生重病者用猛烈之药治之的道理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本身就是"中道"，决不会因此而招致过咎的。
吕祖谦在这里说的"强暴"、"刚强"者，主要有这样两部分人：
一、 "蠹国害民"的"权倖之臣"。他们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干胏干肉"。他们的所作所为危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只有将他们绳之以法，惩之以刑，才能巩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间隔处，各不同。苟不察见问隔所在则在用力。噬嗑，缘有物间隔，故须用明与成治之，然后无问。①大凡噬干胏干肉，皆去间之理也。??为问既大，须用力深，则所得亦大。大抵人情当患难未平之时，则克艰其事，及患难既平之后，则忘其艰贞。故圣人特于此致戒。
后汉董卓为汉大问，王允诛之。至其终而不能艰贞，汉遂复乱，正此义之所戒也。吕祖谦认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本来是亲亲爱爱。和睦融洽，但由于"权幸大臣"从中作梗，他们如同"间隔"之物，使得上下离心，左右失和。如东汉未年之董卓就是这样的"权倖之臣"。治理天下，首先要将他们剔除，直至"诛之"。王允的悲剧不在于他诛戮董卓，而是因为他在杀了董卓之后，骄傲自满，"忘其艰贞"之故。
二、"伺机窃变"的"豪猾之民"。这些人一有机会就会破坏封建秩序，企图推翻封建政权，故而对他们亦不能仁慈，必须坚决镇压之。
吕祖谦指出，要重振封建纲纪，就应拿这两部分人开刀。这样，既铲除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痈疽"，又扑灭了外部的农民革命势力，天下之大治岂有不至之理。遗憾的是"衰世之君"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只会抱残守缺，一味姑息养好，以致于"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好宄得志，纲纪不立。"①吕祖谦这番话决非一般的泛泛之论，而是有感而发，颇切时弊。两宋时期，最高统治者对于犯好作科的显贵达官一直眷恩有加，询私在法，以致吏治**，贪赃狼籍，比比皆是。民众不堪忍受极端**黑暗的统治，反抗之火花，时时迸发。为了提醒南宋统治者大力整顿法治，吕祖谦力倡有罪必刑，决不宽贷。他说：大凡仁与义本是一事。而今人作两字看，殊不知仁而无义，乃妇人之仁尔。故先王有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所赦者止于过，若有罪，则义所当刑。自汉以来皆不知此，惟知赦过为仁而不知有义。至于元恶大意，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是知仁义之道，本非两事。②然而彼有罪恶之可诛，，则当诛之，而不看在我，亦自无咎。圣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间。何者？噬、腊肉而遇毒，当于此知正已之道虽吝而无咎。小人有恶，从而治之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①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6《代宰臣虞允文恭书御书崔宴政论下方》。
② 《文集》卷14《易说·解》。
在我，则实无罪，圣人不长小人之恶之意也。在封建社会中，常常因皇家的红白喜事而颁发赦令，以示哀矜仁爱之意。对此，吕祖谦的看法是，赦免不是绝对不允许，但赦兔的对象只能是犯有小过微罪者，而对犯重罪的则一定要依法追究，根据情节轻重而量刑定罪。够得上杀人之罪就应开刀问斩。不如此不足以迅速扭转权好当道。纲纪败坏。百姓"被其害"的局面。
应该指出，吕祖谦重视法治作用，强调依罪量刑，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统治。他提倡对"豪猾之民"即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人民坚决诛戮，尤为歹毒。但他反对对"权悻之臣，有罪不坐"，则有利于封建纲纪之整饬，从而亦使其"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的命题而附带了些积极的内容。
二、深恩回结法制之外
吕祖谦重视法治，但更重视德治。他认为任何法令都不可能订得尽善尽美，总有事前虑及不到之处。例如"秦法辄升殿者，夷三族。"①恪于此法，大臣武士不敢升殿半步，这虽然可以防止外人带剑上殿行刺，但一遇到将匕首藏于图册，以献图为名而以行刺为实的荆轲，其弊端立现："匕首窃发，始皇骇惧，莫有拒者。"②这倒不是秦之大臣武士坐视不救，而是害怕"辄升殿者夷三族"的法令，故而也就没有人在这危急关头上殿，替秦始皇解围拒敌了。又如曹操立法严峻，曾规定"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后来严才造反作乱，带领了部下数千人攻左掖门，"魏武登铜雀台远望，无敢救者"③。
幸亏当时奉常官王修所到消息后，及时率众相救，才平息严才之乱。由此，吕祖谦议论说："王修察变知机，违法赴难，使各守法必成其祸，故王者设法敷化，不可太急。"①他的结论是：观此，则知申。韩之害予后世不少。然申、韩之言且日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严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实疏，以德结人，其外虽疏，其中实密。申不害。韩非等人主张"立法用刑"一定要深刻严峻，其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畏惧而不敢背叛统治者，这样就将治理天下的主动权紧紧地操纵在自己的手中。吕祖谦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他亦倡"以深刻之刑，制强暴之恶"。但是他认为与其想尽办法"使人不敢欺"，何不"使人不忍欺"即让人们自觉服从于封建统治，效果岂不更好。
因为前者是被迫的，后者则是主动的。在吕祖谦看来，如果仅仅是用"法"，来降服人，外表看上去似乎很缜密周到。然而百虑而有一失，，一旦碰到意外情况的发生，法之疏漏就会暴露无遗。如荆轲行刺，"莫有拒者"；严才作乱，"无敢救者"。这就要求平时注意"以德结人"，争取民心归附，从根本上清除犯上作乱的可能。这也就是治德"其外虽疏，其中实密"的原因。
吕祖谦指出，法治和德治的这种差异平时尚不明显，一旦到了紧急关头，就可分出高低。疏密来了。
③ 同上，卷12《噬嗑》。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
马之不敢肆足者，衔辔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衔辔败，然后见马之真性，法制弛，然后见民之真情，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之于法制耳。大敌在前，抢攘骇惧，平日之所谓法制者，至是皆涣然解散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见，食马之恩，羊羹之怨，恩恩怨怨，各以其情而报上，苛非豫暇之时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亦危矣哉。马不敢放开脚步奔驰，是由于衔辔约束；百姓不敢恣意行动，是由于法令制约。衔辔一坏，马肆足奔驰的真性就出来了。同样，法制荡涤无存，老百姓的真实思想和感情就会流露出来。平时百姓不敢因困苦而对统治者怨恨，不敢因其暴虐而背叛，主要是法制在起强迫作用。一旦强敌压境，平时使百姓骇惧的法制不复存在，老百姓就会对统治者有恩则报恩，有怨则报怨。所以统治者一定要在太平无事之际结"深恩于法制之外"，否则一遇到意外事件的发生，处境就十分危险了。
怎样才算"深恩固结于法制之外"呢？吕祖谦赞成孟子提出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观点。他说：大凡人君不与民同忧同乐、寻常无事固不见其祸福，及一旦有不测之祸，如卫鼓公伐狄，兵有使鹤之怨，其失方见。②吕祖谦认为统治者只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民才会乐君之乐，忧君之忧。"平时受君之恩惠，届时就会"赴死地以答其赐"；①如果置百姓之忧乐于不顾，君主有难，百姓就会坐视不救，如卫懿公荒淫昏庸，厚待其鹤而暴虐其民，这个问题在天下晏然之时尚不严重，而有了战祸，士兵们就不会为之拼命，卫懿公立即变成孤家寡人，只好束手待擒，沦为阶下之囚。
有鉴于此，吕祖谦一再提醒统治者一定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时刻考虑到"为民"着想。
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庙堂临政事便是为民，凡一嚬一笑，无非为民。②天子凡一出一入，??无非为民事也。如省耕省敛是也。??三代之时，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为民，民见君之出入亦知其为己，故幸其来。当然在吕祖谦时代，统治者是不可能真正为民着想的；更不要说"一嚬一笑"、"一出一入"全是为关心民间疾苦而为。然而他要求统治者广施仁德，留意民间疾苦，争取劳动群众的拥护，却是不应否定的。吕祖谦这个思想的意义，决不只是限于封建社会，似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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