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君主**，一言蔽之日君主个人独裁。在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中，君主昏庸无能，天下自然是混乱不堪，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即使君主贤明能干，要其日理万机而不出一点差错，也是不可能的，为了弥补君主**的弊端，这就需要谏议作为其补充。
在封建统治集团政治生活中，谏议是经常发生的。能不能开展正常的谏议不仅直接影响到言路是否通畅，而且还往往关系到某一封建王朝的盛衰存亡。故而绝大多数较有远见的封建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谏议对于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作用。吕祖谦极为重视谏议。他将"纳谏净"作为君主"固结人心，维持国势"①的"大纲目"，并指出：譬夫人之身，使血气一日而不运，则人之生也止于今日。武公之德一日不假于规谏，则其德也亦止于此而已耳，是则德之进无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②人活在世上一天，其全身之血气无时不在运行之中，一旦什么时候停止了血气的运行，其生命亦到了尽头。同样的道理，君主也必须时时借助于规谏，才能不断地增进君德，要想做一个人人称颂的圣君明主，则应该时时借助于规谏，如果君主一旦拒绝规谏，其君德也就终止了。
吕祖谦认为世界上无论是谁，即使是圣君明主，都不可能无错。君主有错误并不可怕，麻烦的是有错而不改。"君道莫大于改过复善，一过不改，则非君道矣。"①显然，吕祖谦是将改正过失列为君道最主要内容的。在他看来，只要有一过而不改，就不能算是尽美尽善的"君道"，而虚心纳谏正是君主"改过复善"的最佳途径。吕祖谦说：① 《文集》卷16《礼记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① 《文集》卷13《易说·复》。
上九，为恶之大，一至于此，为桀纣，为盗跖，皆以不能听人之言也。对于君主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不能听人之言"。这是因为不听人之言，有了错误则得不到及时纠正，发展下去就会沦为"染纣"。"盗厢"之类的人物。因此，能"听人之言"是君主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由此，他提出了一条衡量、检验君德的重要标准。
人主进德之验，他未即见，惟于谏者之言先见之。言之委曲迁就，是君德未信于人，而犹有所畏也。言之判切侵讦，是君德已信于人，而既无所畏也。委曲迁就、剀切侵汗，在言者之得失则二，在人主为进德之验则一。③这是说进言者言词激烈，"剀切侵讦"，而无所顾忌畏惧，这就说明君主平时能够虚心纳谏，不以进言者言辞"剀切侵讦"为件，所以臣在向君主进谏时才会慷慨陈词、直抒己见，而不必担心祸从口出，招致不测。相反，进言者处处"委曲迁就"，闪烁其词，不能尽陈所见，这就从反面说明了君德不能取信于臣，才会导致臣不敢直言规谏，惟恐君主听不得逆耳之言而加罪于己，身羁大祸。吕祖谦未必懂得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道理，但是他将人臣敢不敢向君主无所顾忌地进谏，作为"人主进德之验"，则是很有见地的，可见他对"防口甚于防川"这样有名的历史教训是深有体会。
吕祖谦指出，"言路通塞"，为君主"切身利害"之所在。一般说来，谏议正常，言路就会通畅，反之就会堵塞言路。
实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阙政舛令，出于我而恬不自觉者，夫岂一端？而乱萌祸机，群情众议，隐匿壅遏而不得上闻者，亦何可胜数哉！待言者之饬正宣达，不啻疹之待砭，躄之待杖也。君主出于"侈心邪念"而颁发了错误的政令，而本人又不能及时认识到这种"阙政舛令"所造成的"乱萌祸机"实在太多了。民众激愤之情和激怒之言，被"隐匿壅遏"而不能及时上达于君主的事情也是数不胜数。要使君主及时认识到自己所出的"阙政舛令"之危害，准确掌握"群情众论"而不"隐匿壅遏"，就需要人臣的"饬正宣达"。
从这个意义上说，谏议对君主纠正"阙政舛令"、洞悉"群情众论"所起的作用，好比治病的针灸、跛足者的拐杖一样重要。吕祖谦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否定了君主全智全能的神话。如果没有对封建政治生活的大量观察和认真反思，是绝不会说出这番颇有启迪意义的话的。
但是在封建社会中，谏议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昏君庸主固然听不进逆耳之言，即使是贤君明主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能虚心纳谏的，对于那些敢于庭争面折之言者也不会总是优容礼加。以善于纳谏而著称的唐太宗而论，就不止一次地对直言净谏的魏征恼怒异常，甚至想对其施之极刑以泄心中之忿恨。在中国历史上因直言净谏而丢了官位甚至掉了脑袋的言者"亦何可胜数"？所以始终敢于"剀切侵讦"的言者不啻是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对于谏议之难，吕祖谦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他感叹地说：谏之道难矣哉！诚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辞之不达，未善也；气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于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在这里，吕祖谦以五个"未善"，极力渲染了谏道之难。他认为进谏者要使君主纳谏，必须做到诚至、理明、辞达、气平；且要行取重于君，言取信于君。
② 《文集》卷12《易说·噬嗑》。
① 《文集》卷2《馆职策》。
① 《东莱博议》卷2《鬻拳兵谏》。
唯有这样，才具备了进谏的资格和水准。吕祖谦的这一看法，可能受到了韩非的影响。韩非曾在《说难》中历举了谏说者足以危及自家性命的十五事，指出进说者一定要事先了解君主的心理变化，投其所好，方能收到谏说的效果。所谓"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必须说明，吕祖谦和韩非虽然都认为进谏君主很困难，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重大差异的。在韩非那里，君臣关系是**裸的利害关系，其论谏说之道多掺杂权谋机诈，具有明显的个人功利主义倾向；而吕祖谦则认为君臣即父子，有骨肉之情，谏议者应该不计个人得失，透过利害关系，其立足点是强调谏说者自身的学识水准和道德素养。吕祖谦指出以臣之职分而言，绝对不能因为进谏之难就放弃对君主的规谏。
大抵讲论治道，不当言主意难移，当思臣道未尽，不当言邪说难胜，但当思正学未明。盖工夫如此，则必有此应，原不在外也。认为臣不应该抱怨君主的意见很难改变，而要多考虑自己是否尽了规谏之职责；也不应强调异端邪说难以克服，而要反躬自问自己有没有讲清治国安民的道理。如果确实尽到了臣子的规谏之责，又把话说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会收到效果的。所以，对于进谏者来说，不要老是担心是否会从谏，而是要在谏议之道上下功夫。他说：人臣之忧，在于谏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从。??其所忧者惟恐吾未尽谏之之道，亦何暇忧其从否乎？不忧术之未精，而徒忧病之难治，天下之拙医也；不忧算之不多而徒忧敌之难胜，天下之庸将也。臣之纳谏也，苟尤君而不尤己，不能导君使自从而欲强君使必从，其流弊终至于鬻拳胁君而止耳。鬻拳岂欲胁君哉！告而不听，故出于强，强而不听，故出于胁，君愈不所而愈求之于君，曾不知反求吾纳谏之道尽软否欤。谏，吾职也；听，非吾职也；吾未能尽其职，乃欲越其职以必君之听，可乎？庄公十八年，楚鬻拳对其君实行兵谏，胁迫楚君从谏。上引的这番话就是吕祖谦对这一历史事件所作的评论。吕祖谦认为臣的职责是规谏，而纳谏则是君之事。因此对于臣来说不能要求君一定要从己之谏，否则就是"越其职"。楚鬻拳兵谏就是犯了"欲强君使必从"的错误。而善谏者总是使君"自从"而不带任何勉强的。而要君"自从"，就要讲究谏说艺术，尽"谏之之道"。如果不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进谏水平，而老是忧"君之未从"，这就好比是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医术而一味强调顽症难治的拙医，或是不殚精竭智使自己运筹谋算准确精当，而只是惧怕对手强大的庸将，非坏事不可。
进而，吕祖谦指出在净谏过程中，臣不仅要对君主怀有赤诚之心，不能"爱身太重，量主太浅"，而且还要因人因事选择正确的进谏方式。他认为谏议的言辞是慷慨激越还是温和委婉，必须根据君主过失大小而定，这"犹医者之用药，若是寻常疾病，和缓之药，若是病深，则不可以常药治。"②在一般情况下，吕祖谦不反对直言以谏，甚至主张必要时不顾自身性命犯颜直谏。孟子曾谏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①在以"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为信条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孟子的这段议论，颇涉"悖逆"之嫌，然而却得到了吕祖谦的高度赞扬。他说：① 《文集》卷五《答潘叔度》。
① 《东莱博议》卷2《鬻拳兵谏》。
① 《孟子·离娄下》。
盖战国之时，齐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药之。??观孟子之言似觉峻厉无温厚和缓之气，何也？盖孟子之言有谓而发。盖适战国之时，齐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则其病不廖。譬如桔梗猪芬，虽不如参术之上品，亦视时为主。盖其病深者，其药不得不毒；其过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由于齐宣王待臣刻薄寡恩之至，其病已深，如果还是以温和委婉之词进说，必定达不到使其"开悟"的目的，故而对齐宣王谏议之同"不得不峻然"，非如此不足以使其翻然醒悟。
但是苦药虽然可以治病，毕竟苦口而难以下咽；忠言虽然利于行，却因逆耳往往不能为当事人所接受。而是否纳谏的最终决定权又恰恰操纵在听惯了颂扬阿谀之词的君主手中，这就要求迸谏者不能以能直言规谏为满足，因为这常常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吕祖谦更多的是主张顺谏。
大抵直情径行而不失正道，为甚易；委曲宛转而不失正道，为甚难。夫当瞟乖离散之时，上下志曾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间，相与为敌，非特有害于身，又且有害于国，惟当宛转以入之。故日：遇主于巷，于巷者非在道以台君，乃务引其君以当道，故日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处和协之时则易；若处睽乖之时，则非刚明之才不可。吕祖谦认为"直谏"而不失道，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但是在天下危难之际，君臣上下离心，君主误人歧途，走进死胡同（"巷"）
而又不能自觉时，如果谏议者只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方法过于简单粗暴，这很容易引起君主的反感，增加君臣双方的对立和隔膜。这对进谏者本身固然不利，而且对国家由危到安的转化也极为不利。进谏者只有"委曲宛转"，但又不是以牺牲正道原则去迎合君主的侈念邪思，慢慢地引导君主改过复善，走上正道。这是一种很高明的谏议之道，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比一般的"直情径行"困难得多，"非刚明之才不可。"故而吕祖谦又说："孰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径行非所谓正也，须是知委曲精详之道。"②就人臣之职而言，对君主之过失当然不能放过，必须及时规谏，始终要坚持"大正"之理，"君子之道"。但是在规谏过程中，也必须对君主讲一点恕道，即要有容忍君主一时不明事理而不能纳谏的度量。
若后世虽有直谏者，徒多至于怨怼，皆是不曾讲究恕之一字，但只责君不能容已，殊不知己不能容君。如朱云、褚遂良辈，君一有河谴，便至于折揽纳笏，后人看此二事，多以为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能容君。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害事。
以恕字观之，则遂良亦自有可责。学者欲讲求事君之道，须是平时开廓，心中能客人乃可。吕祖谦认为不少人以自己能够犯颜面折为满足。而君主对自己的净谏"一有诃谴"，便以自尽或辞职相胁，这实际上是对君没有恕心，不能容君的表现。如汉成帝时大臣朱云谏诛安昌侯张禹，成帝不允，欲斩朱云，朱氏便手攀殿槛，欲以自尽明志。后槛折，赖辛庆忌救之得免。唐太宗时诸遂良谏说太宗遭谴，而以辞职相对。在这两桩历史事件中，君主（成帝、太宗）固然有不能容臣之嫌，但如果以恕道来衡量朱云、褚遂良等人的行为，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即必须开拓胸襟，涵养容人之心。
吕祖谦指出"君不能容臣"，不虚心纳谏确实"害事"，但臣没有对君的恕心，也不行。因为非但达不到开悟君主之目的，而且容易贻误大事。以② 《文集》卷18《孟子说》。
① 《文集》卷14《易说·睽》。
② 《文集》卷12《易说·同人》。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
《离骚》之作者屈原而论，他虽然有"爱君之心"，但对楚王不讲恕道，其谏议也不尽合"君子之道"，"发之不以正，自愤怨激切中来"，②故其规净终不能使走上歧途的楚怀王幡然醒悟，于己于国都不利。
为了使顺谏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进谏者还必须认真忖度君主的心理，因势利导，启发君主的"向善之心"，选择最佳时机和方式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论治之说，本末诚当备举，但言之亦恐须有序。如孟子先以见牛，启发齐王之良心，至语意浃洽之后，乃条五亩百亩之说。孟子进说齐王，先从君子远庖厨说起，肯定齐王有"仁心"，从而取得齐王的欢悦和信任，然后再陈述自己关于井田经界的政治经济主张。由于齐王和盂子在感情上接近了，也就比较乐意接受盂子的规净。吕祖谦认为孟子这种谏议方法值得后世谏议者仿效。
又如，魏太祖（曹操）曾一度想废文帝（曹丕）而改立临菑侯（曹植）。
谋士贾诩不同意曹操这种废长立幼的想法，却不明言其态度。当曹操为此事征求他意见时，贾诩说："（吾）思袁本初（绍）刘景升（表）父子也。"袁绍、刘表父子不和，兄弟反目，都是由于废长立幼所引发的，贾诩这一说法、是"委曲宛转"地规谏曹操放弃废曹丕立曹植的想法，以避免袁绍、刘表父子的悲剧。但其引而不发，迂回曲折，让曹操本人去领悟其中的道理。
吕祖谦十分欣赏贾诩这一规谏之法，称其"委曲拥护，可谓得其道矣。"②吕祖谦在称赞孟子、贾诩善谏的同时，批评了宋玉谏说楚王之道。
至有虽欲开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答大王之雄风，谓之不忠则不可，谓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终不能有所开悟，宋玉在和楚王的一次对话中，曾把楚王比作雄风，而把天下臣民比作雌风，间接地叙述了统治者和劳动群众在生活上的天壤之别，旨在谏说楚王留意民间疾苦。吕祖谦认为宋玉这样谏说楚王很不妥当。说宋玉不忠于楚王似乎站不住脚，也不能说宋玉说的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宋玉的进谏之言不是楚王喜欢听的，态度又过于急躁，所以楚王接受不了，终究没有达到谏说的目的。
在比较了两种规谏方法和规谏效果的基础上，吕祖谦对"进谏之道"作了如下概括：进谏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言，不若使人君乐我之言。戒之以祸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乐也。吕祖谦这个概括很有道理。因为"祸固可使人畏，然遇骄慢而不畏者，则吾说穷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则吾说穷矣。"③进谏者只有使君主"释然心悟"，乐意按照进谏者说的去做，这才是最高明的啊！
但是无论是"顺谏"还是"直谏"，毕竟是在君主有了过失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能够防患于未然，不使或少使君主发生过失，岂不更好？因此，吕祖谦极为赞成由程颐提出的"规君之过"与"养君之德"相结合的方针。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3《与朱元晦》。
②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17《孟子说》。
② 《东莱博议》卷1《臧僖伯谏观鱼》。
③ 同上。
他说：伊川先生日：后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盖后世谏净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恶未尝不至，若夫从容和缓以养君之德刚缺焉。??一则优游容与养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矫拂；一则秉义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过，故人君既有所养，又有所畏。吕祖谦认为"规过"固然要紧，但相比之下，"养德"的意义更大。"养德"可以使人君"心术纯正"，少出甚至不出纰漏，故"养君之德"才是治国的根本。
由此，吕祖谦提出人臣要把"养君之德"、正君之心作为首要问题来对待。即使面对奸佞小人也不要舍本求未，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他们纠缠不清，而必须在人君心术上下功夫。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当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见小人在于聚敛则攻其聚敛，见小人在于制诙则攻其制诙，见小人在于开边，则攻其开边，则终不胜夫小人。盖小人所以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坏人君之心术，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门庭而不攻其内，此君子所以常不胜而小人所以常胜。君子之攻小人，盖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奸佞小人之所以能干出种种邪恶之秽行，如"聚敛"、"谄谀"、"开边"，而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主要是由于昏君庸主对他们深信不疑，而对他们百般纵容和包庇。小人的可怕之处也就在于他们"先能以左道坏人君之心术"，因此君子们要想求天下之大治，当务之急是"正君心"，而不是制止小人的奸佞行为。君心一正，小人们自然再也不敢"聚敛"、"谄谀"、"开边"了。这里说的"正君心"就是用理学思想熏陶君主。如果摈弃"正"的具体内容，单从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而言，吕祖谦的这一观点，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虽然这里有夸大个人意志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的因素。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