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吕祖谦评传 > 第一节 "取民有制"的赋税论
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物质生产的重担始终落在以农民阶级为主干的劳动群众肩上。整个社会所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要靠他们的辛勤劳动而提供。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劳动群众既是其欺压凌辱的对象，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广大劳动群众永无休止的耕耘纺织，源源不断地被迫贡献自己的劳动果实，非但封建统治阶级政权难以为继，即使他们起码的日常生活都无着落，又逞论其他。因此，只有农民阶级才是封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坚固的基础。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吕祖谦以前，已有人论及。孟子说："无君子莫治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1，《绍兴元年正月癸亥韩磺奏疏》。
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①依据"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盂子将社会成员分为"君子"（封建统治阶级）与"野人"（劳动群众）两大部分。
认为"野人"必须要有"君子"的统治，"君子"则需要"野人"的供养。
说"无君子莫治野人"，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我夸诞，不能苛同；但"无野人莫养君子"之说却是大实话，因为它承认了封建地主阶级依赖劳动群众养活的事实。唐朝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认为君、臣、民三者各司其职，社会即能和谐安定，这就是"义"。
如果"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应该加以改正。而"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必须进行严厉之惩罚。虽然韩愈将这种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美化为大义所在，但终于掩盖不了其中透露出来的血腥味。其所铺陈的仍是孟子"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命题。
孟、韩等人的这些观点，对吕祖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圣人"与"万民"二者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上天赋予"圣人"以教化和统治"万民"的责任与道德，"圣人德与天地合，故养贤以及万民"①。这里的"养"，有二层涵义：
一、重用；
二、统治。
就是说圣人之德巍然高耸，足与天地相配匹，圣人籍此重用贤者而达到统治万民的目的。十分明显，吕祖谦这一说法乃是"无君子莫治野人"的老调重弹。
但是不管是谁，总不能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即使是圣人也要吃饭穿衣。粮食和布帛是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出来的，只能通过"万民"之耕耘纺织方可获得。"圣人"要"养贤以及万民"，首先则需要"万民"及时向其贡奉"食""帛"才行。
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蚕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农之名？??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帛者，以蚕妇阴为之织也；天下之所以有侥幸而得粟者，以农夫阴为之耕也。如使天下尽厌耕织，焚其机、斧其耒，则虽有巧术，何从而取粟帛？皆将冻子冬而馁于涂矣。②整个社会能够免于"冻于冬而馁于涂"，主要是由于蚕妇的纺纱织帛和农夫的耕耘力稿。耕与织决不是一件轻松之事，其艰辛无比。"圣人"与"君于"们应该体恤蚕妇和农民才是，而不能象那些"惟利是嗜"的小人，"衣其帛"、"食其粟"而不"恤其劳"。
唯有这样才能避免使蚕妇、农夫"尽厌耕织"，出现"焚其机、斧其耒"的局面，保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粟"、"帛"取之有源。吕祖谦的这一观点应视为是对"无小人莫养君子"古训的具体发挥。
基于这种认识，吕祖谦指出统治阶级只有珍惜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才能换取他们的"甘心奉养"。
民之服田力稿，岂不其劳？君若以为宝，民则以为好。谓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养也。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始终是两大对立的阶级。无论在什么时代，"民"都不会"甘心"奉养"君"的，这似无疑义。故而吕祖谦此说有涉抹煞两大阶级对立之嫌。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要封建统治阶级多少给民众留一点生路，农民阶级还是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① 《文集》卷13《易说·颐》。
①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能够容忍他们对自己大部分劳动果实的掠夺，自觉地担负起维持全社会物质生活之重担的。
由此，吕祖谦提出了"取民有制"的思想。他说：损之卦，损下益上故为损。盖上虽受其益，殊不知既损下，则上亦损矣。然其下为兑。兑，悦也。??是下乐输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为损乎？
盖损下益上，人君之失也。乐输于上，人臣之义也。两者自不相妨。??凡上有取于民皆为之损，合上下二体而观之，下当乐输而不怨，上当取于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吕祖谦一向认为向封建国家缴纳赋税是"民"之不可逃避的责任。督促"民"按时缴纳赋税则是每个地方官吏的职责。"财赋当催者，恐当加意督趣，令整办。"②千万不可听其"驰纵"。"下"（"民"）只有诚心悦服地向封建统治阶级缴纳赋税，以自己的血汗养活封建统治者，这才符合"人臣之义"。凡是"下乐输而奉上"的，"人君"（包括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均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因为这也是"义"。但是"上"接受"民输"过程中，要有一定的分寸，有所节制（"止"）。假如无止境地强迫"民输"，重敛不己，超出民众最大负荷的限度，这就变为"人君之失"了。吕祖谦又说："损下益上为损，损上益下为益。"③这里所指的"损上"，当然不是要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是损去一些过度的骄佚奢侈，变横征暴敛为薄赋轻徭。这固然客观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主要还是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益下"，当然也不是专为劳动群众着想，而是为封建政权的稳定保存一点民力。说到底这种"损上益下"不过是养鸡生蛋，饲牛挤奶。因为竭泽而渔，掏空自己统治的物质基础，只能带来财政枯竭，从而最终危及封建统治本身，因而"损下"归根结蒂是"损上"，这才是真正的"损"。
吕祖谦曾激烈地批判过唐朝中期开始推行的"两税法"。他这样说：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只取一时之便，不知变坏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调略有三代之意。至杨炎时只为暴赋横敛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调之外，故炎都并来均作二税。二税之外不许诛求一钱，他却不知如何保得后来不诛求。且如租庸调之法尚在，自是无害于民，外有暴赋横敛，只为军兴窘急及暴君污吏所为。使有贤君。
使无军兴，则此等自可罢去。??大凡治财，最不可坏旧法，最不可并省名目。
名目既省，则后来复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缕之征便是调，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来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缓其二，或缓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租庸调是唐初赋税的主要形式。唐朝中期（公元780 年）宰相杨炎鉴于当时租庸调早已名存实亡，建议："先计州县每年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而制人，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②唐政权采纳了这一意见，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中心内容是根据每户财产的众寡。田亩的多少，分夏秋两次向国家缴纳赋税。两税法的推行，使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加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两税法的出现乃历史发展的必然。吕祖谦不懂得这个道理，指责它"变坏古法"，为"最不可者"。认为唐朝中期"暴① 《文集》卷14《易说·损益》。
② 同上卷5《与张运使宗尹》。
③ 《文集》卷14《易说·损益》。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通鉴》卷226。
赋横敛名色之多"，主要是因为"军兴窘急及暴君污吏所为"，并不是租庸调赋税法本身不好。"使有贤君，使无军兴"，自然"无害于民"。而两税法表面上"并省"了"名目"，但实际上为后来封建政权。暴君污吏巧立名目，征收赋税开了方便之门。由此看来，吕祖谦反对两税法的主要动机仍是着眼于"取民有制"，实行薄赋轻谣，减轻劳动群众负担。
要作一点说明的是，无论是"取民有制"，还是"损上益下"，都不是吕祖谦首创的。这是大多数较有远见的封建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的一贯见解。远的且不论，近如北宋程颐就曾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说："譬诸垒土，损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则上下安固矣，岂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则危坠至矣，岂非损乎？故损者损下益上之义，益则反是。"①"下者，上之本，未有其本固而能剥者也。??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则安养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②显而易见，吕祖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承袭程颐。
但这并不意味着吕祖谦在这里只是重复其前辈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有着强烈的现实内容，具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
南宋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集团既要满足自己的穷侈极奢，又要不断地向金政权贡奉大批财物，以换取儿皇帝地位的安稳，故对境内广大人民实行敲骨榨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必欲将劳动人民的血汗吮吸殆尽而后止。"万室连甍，剽夺时鸣于桴鼓；千艘衔尾，转输日困于舳舻。"①南宋境内"民力调残"，经济萧条，整个社会满目疮瘦。"垣墙颓仆，庐舍倾摧，资用散失，生计萧然。"②"涧曲岭限，浅畦狭陇，苗稼疏薄，殆如牛毛。"③平民百姓更是终年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泥潭之中。"细民崎岖，力耕劳瘁，虽遇丰稔，犹不足食。"④至于凶荒之年，其境遇之悲惨，可以想见。"深山穷谷至有年三十余，颜状老苍。"生命之源过早地枯竭了。"至贫之民，纳至重之赋"，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尪瘠困迫，无所从出。??官吏明知其害，迫于上司督责之严，汗颜落笔，蹙额用刑，笞箠缧系，殆无虚日，愁叹之声，闾里相接。强悍者穷塞无聊，散为攘窃。在这里，吕祖谦勾画了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社会画面。民脂民膏已被搜括殆尽，官府还要不断地以严刑黑狱为手段催逼"，"凋瘵之民，其何以堪？"⑥"斯民颠顿愁悴，父子不能相保。"⑦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小民虽愚，岂无父子之爱？徒以陋以重赋，忍灭天性，亲相贼杀，伤动和气，悖逆人理，莫斯为甚。处于水火倒悬之中的人民，为了生存，被迫揭竿而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面对这种情况，吕祖谦痛切地感到封建统治集团过于"无道"，已给其自身统治造成了很大威胁。
他认为"民"本无"贪乱之心"，但是统治者一味地放纵骄佚而无所顾忌，① 《周易程氏传·损》。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1《代仓部知吉州谢表》。
② 同上，《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① 《文集》卷1《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取民无所"，使他们陷于"无处可逃"、"荼毒而死"的绝境，这时"民"只好"不爱其身"，冲破封建主义的羁绊，铤而走险，点燃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熊熊烈火。如南宋初期的钟相、杨么农民起义就是最明显不过的例证，从而构成封建统治集团的"倾覆之患"②必须阻止这种局面的继续发展。吕祖谦提出了"与民安息"的对策。"大凡患难之极，必须解散。"③何为"解散"？吕祖谦有一个补充说明：用广大平易之道，与民安息。如是，则可以得民之心，而民归附矣。④与民"安息"，也就是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是："取民有制"，革除一些民众不堪忍受的"至重之赋"，苛严之税。民众有了一丝生路，就会停止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从而白炽化的阶级矛盾亦可得到缓冲，封建统治就会避免"倾覆之患"。
统治阶级的奢侈是重赋苛税之根源。要废除重赋苛税，统治阶级则必须克服自身的奢侈。从这一认识出发，吕祖谦力倡"广取不如俭用"的思想。
他认为与其千方百计地榨取民众之血汗，倒不如适当地减少些开支，实行"俭用"之方针。他指出："大抵朴素简约，即兴之渐；奢侈靡丽，即衰之渐，天下国家皆然。"①吕祖谦这个说法不仅是对以往历代封建政权兴衰史的洗炼概括，而且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因为统治集团"朴素简约"，耗费不多，所需有限，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就随之减轻。民力厚实了，国家也会相应地富强兴旺。相反，统治阶级一味地"奢侈靡丽"，挥霍无度，入不敷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人民拼命勒索。民力一凋零，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阶级矛盾趋向激化，国家衰亡就成为了必然。
丰稔之年，统治阶级向民众多征集一些赋税，也许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在"札瘥凶荒"之际，则务必要"薄征"、"散利"，方能安然无恙。吕祖谦在对周礼十二政的诠释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
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两者荒政之始，散利是发公财之已藏者，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输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纲既举矣。②"札瘥凶荒，民皆转徙而之四方"，要使他们安定下来，就得开放国库，赈荒济贫，这就叫做"散利"。赈荒济贫最主要的物质是粮食和衣帛，而非作为流通手段的"钱"。因为"钱本助粟帛以通济有无耳，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农，钱非所急也。"①吕祖谦认为赈荒有时"资钱"，其目的也是为了以此"致粟于他郡"，"民不告病"。如果无粟可致，"钱"就是无用之物。为了保证赈荒有充裕的粮源、帛源，平时就得注意"力农"，发展农业生产，将多余的粟、帛储藏起来。"古之为国者，于要塞都会之处，必贮谷粟"②以备急时之需。"薄征"即减免农民无力缴纳的赋税，如其不然，将会断送民众生路，激成他变。
十二荒政中，除了上述的两条大纲外，还有十目。它们是：三曰缓刑，四曰弛力。缓刑谓民迫于饥寒，不幸而有过失，缓其刑辟，以示② 《文集》卷15《诗说拾遗》。
③ 《文集》卷14《易说·解》。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同上。
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今则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曰舍禁。平时所谓山虞林衡，皆有所掌，至荒岁则撤去藩篱，恣民取之。六曰去几。平时关防皆有几察，荒岁必要百货流通，使天下商旅出于其市，此求荒之要术。七曰省礼。此则专理会荒政，凡礼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币无牲之类。八曰杀哀，凡是丧纪之节，一皆减损，所谓不以死伤生，专理会荒政。
九曰善乐，时和岁丰，所以与民共乐，乐民之乐，亦忧民之忧，所以荒岁不乐。
十曰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妇不能自保，所以杀礼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义。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举，并走群望之类是也。十有二曰除盗贼。??既与民共忧，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至于奸人亦有伺变窃发者，凶荒之岁，民心易动，一夫叫呼，万夫皆集，所以必除盗贼终之。凶荒之年，"迫于饥寒"的平民百姓常常有越轨之举，犯有"过失"，对于他们的处理不能像平常一样严厉，要相对宽容些，以示"哀矜之意"。以往要征的徭役也要"弛而不用"，以便他们自谋生计。开放山林之禁，听凭百姓取山林之出产，养家活口。撤除关卡，少征关税，促进"百货流通"，互通有无。这四条"救荒之要求"，其基本精神是与"取民有利"思想相一致的。除此之外，更应贯彻"俭用"原则。对于那些耗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虚文褥节，能省去的尽量省去。例如不要牺牲以祭大地，牲口不仅是恢复生产的工具，而且必要时亦可充人食。"丧纪之节"，大力"减损"，不要搞"以死伤生"之类的蠢事。
今天看来，吕祖谦这一观点似无特别之意义。然而在"送死，天下之至重"思想弥漫，"以死伤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时代，它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包含了积极健康的人道主义因素。太平丰岁，统治者与民同乐；而此时则要与民同忧。平民百姓衣食无着、忧患愁苦，统治者是不能独享其乐的，而必须忧民之忧，和民众一起共渡凶荒。对于那些孤苦的鳏夫寡妇更要"哀矜"，不要用一般的礼节去约束他们，让他们较为自由地成昏（婚），组成新的家庭，也可相互扶助帮衬。鬼神活动是要靡费钱财的，此时也应少举甚至"不举"。
一般说来，凶荒之岁，民众犯有过失，应不予追究。但是对于那些"伺变窃发"的"奸人"、"盗贼"则另当别论。他们不是犯有一般的过失，而是想趁机推翻封建政权。对他们必须坚决镇压，务必"除之"殆尽。这是因为在这非常时机，人们生活无望，人心最容易动摇思变。往往是"一夫叫呼"，万夫响应，形成燎原之势，稍不留神，就会造成"倾覆之患"。因此只有把那些敢于发难的"奸人"、"盗贼"斩尽杀绝，领头羊没有了，动乱之源即被杜塞，天下方保无虞。
这十二条荒政之诠释，虽然其中掺杂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毕竟掩盖不了他对反抗封建主义的革命群众仇恨的情绪。
吕祖谦不仅提出了"取民有制"与"广取不如俭用"的理论，而且力求使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施。张栻在出任严州太守期间，以"简省宴会，裁减用度"方法，实行部分减轻赋税。对此，吕祖谦表示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极难得也。"①他本人在严州当学官时，目睹封建统治者强加于严州人民头上的丁盐钱绢所造成的社会恶果，毅然接受张栻的要求，以严州太守的名义上书南宋朝廷，请求朝廷免去丁盐钱绢的数额，减轻人民的负担，让老百姓① 《文集》卷16《周礼说》。
① 《文集》卷5 书《与学者及诸弟》。
有一个"息肩之日"。他说：严之为郡，地瘠人多，丁盐钱绢数额繁重，民不聊生，此赋不除，永无息肩之日。??丁盐钱绢为民大害吕祖谦坚持认为减免严州丁盐钱绢不是一件"细事"。而是关系到能否使"一方民力甚宽"的问题。其实即使减免了严州的丁盐钱绢，也未必能使"民力甚宽"，但是减免一点，总要比一点也不减免要好，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吕祖谦的伯祖吕本中出仕期间，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当官处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间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为民患，其益多矣。"②受此影响，吕祖谦在给周子充的信中，也表达了如下的志向。
但得庙堂之上，主张元气，俾得与鳏寡废疾者，俱安于蓬荜之下，志愿毕矣。
③使四方无虞，鳏寡废疾者得自佚衡茅之下，其必有自矣。④吕祖谦这一留意民间疾苦的胸襟，可与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其名作《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志怀相媲美，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这也是吕祖谦提出"取民有制"的思想基础。
在此同时，吕祖谦对一些相知友好也多次提出关心人民疾苦，为民众做点好事的要求。朱熹在知南康期间，心情很不愉快，多次想辞职不干。吕祖谦写信勉励他说：耐烦忍垢，拊摩疲民，??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为无补也。当南康发生灾情，吕祖谦极为关心，主动写信给朝廷中的权臣，希望能适当减轻南康赋税，留给平民百姓一丝生路。汪应辰入川主事，吕祖谦亦对他提及了"填拊一方之民"的要求，希望他努力创造一个与民休生养息的社会小环境来。
无庸置疑，作为封建官员，无论是吕祖谦，还是他的一些至交好友，既然要维护封建统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拊摩疲民"。然而他坚持"取民有制"，力求使"鳏寡废疾者，俱安于蓬荜之下"，这还是受到饱经忧患、不堪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剥削的贫困劳苦大众欢迎的。
还必须说明，吕祖谦之所以力主"取民有制"，"拊摩疲民"，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从历代封建王朝的兴亡之中，敏锐地觉察到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足以摧毁任何封建统治的伟大力量。他说：秦弱百姓而备匈奴，岂非惧匈奴之势强，而谓百姓何能力乎？然亡秦者非匈奴也。??隋炀帝以盗贼何能为而不戒，故卒亡于盗贼。??人君必谓民怨何能为？故敢暴虐，必谓财匮何能为，故敢淫侈。??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
秦朝封建统治者看不起老百姓，而疏于防范。因为惧怕匈奴的势力强大，而时刻戒备匈奴的进犯，还专门征集全国民佚修筑防御匈奴的长城，但是最后亡秦者不是秦一直惧怕不已的匈奴，而是一向视为草芥的老百姓。隋炀帝轻视"盗贼"即反抗的农民，而不小心提防，结果推翻隋朝的最根本的力量乃是农民起义军。历史上那些昏君庸主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暴虐百姓，恐怕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们之所以敢于① 《文集》卷1《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② 《文集》卷10《舍人官箴》。
③ 《文集》卷4《与周丞相》。
① 《文集》卷44《与朱元晦》。
① 《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
荒淫奢侈而不加以任何收敛，其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匮乏、百姓生活无着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很危险的认识，谁要是有这种想法，到头来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他进一步指出：六五，以柔顺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处，然位虽高而理实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则必底于败，故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惟离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敢安。若书谓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所以致吉。君主的地位至尊至贵，无人能与之相比。但要想保住自己的宝座，则必须"柔顺文明"，善待其臣民。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戴，才能"怕然燕处"。
假如君主"恃其尊"，肆意与民为敌，以虐民为能事，总有一天，民众将会将其皇冠打落在地。吕祖谦的结论是：盖国之根本，全在小民。其兴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诸侯，不在奸雄、盗贼，止在小民之身。不难看出，吕祖谦的这一见解无疑是相当深刻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从荀子第一次将君民关系比喻为舟与水以来，后世不少有识之士均以为是警世之言，多次引证。而吕祖谦在此重复这一理论，其目的是希望南宋封建最高统治者克服自己的骄佚奢侈，"取民有制"，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而避免遭到劳动群众的更为激烈的反抗。
由此，我们认为吕祖谦"取民有制"之理论及实施，虽然客观上有与民休养生息之因素，但主要是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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