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巩固，都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前提。经济萧条，百业凋零，则难免不出乱子。吕祖谦的经济思想由此提出。
南宋时期，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几个地区如江、淮、湖、广诸路都在南宋境内，但是南宋土地比北宋减少了将近一半，直接统辖的人口也随之流失。因此维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和统治集团奢侈挥霍的费用，加倍地落到南宋境内人民肩上。吕祖谦四岁这年，南宋和金政权订立了绍兴和约。规定宋每年贡纳白银、丝绢各二十五万。这笔巨大的财政开支自然要百姓承担。赵宋政权开国之初，就刮起了土地兼并之风。随着宋室南迁，大批显宦达官也从中原迁至南方。其他什么财产都可随身携带，唯有土地不能搬来。这些人在南宋本无一寸之地，然而在最高统治者的包庇纵容下，利用封建特权巧夺豪取，南方人民赖以生存的小块土地纷纷转到他们的名下。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人们流离失所，填沟塞壑，饿毙荒郊。在南宋封建统治集团超负荷的经济盘剥下，"民力调残"，社会经济很不景气。"嗷嗷之声，札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①为了生存，饥寒交迫的农民揭竿而起，奋起抗税。吕祖谦出生的前几年（建炎四年）钟相、杨么率众起义，发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呐喊。规定凡参加起义军的农民，一律免除税赋差科。这对于在封建统治重压下透不过气的贫苦百姓，无疑具有巨大之吸引力。人们"翕然而往，""络绎道途，莫知其数"。起义军一时声势磅礴，极大地震摄了南宋封建政权。吕祖谦生活的中后期，还是因为苛捐杂税，乾道五年，爆发了李金起义，淳熙六年又爆发了陈峒、李楫起义。尽管这些农民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但是其影响却是不能立即予以磨火的。这，不能不引起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思考。吕祖谦的经济思想就是这类反思的结果。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求劳动群众心甘情愿地供养封建统治阶级，无条件地承担赋税徭役，宣称这是"天理"规定，任何人不得有所违背，暴露了其封建地主阶级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要求封建统治集团克服自身过分的骄奢淫逸，对百姓不可竭泽而渔。必须"取民有制"，减轻日趋繁重的赋税，创造些有利于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以利社会生产的发展，流露了对劳动群众悲惨境遇的同情。这两方面的要求归结于一点，即旨在消弭农民起义的经济原因，使封建统治避免遭受农民阶级的武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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