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刘知几评传 > 第三章 著述传家 一、修史论经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的仲春之月，刘知几撰成《史通》，这年他整整五十周岁。这部著作是在初唐历史上政治最为昏暗的中宗时期完成的。这个时期，知几用"小人道长，纲纪日坏"几个字相当切实地概括了它。
此后的道路怎么走，知几无法预料。**此起彼伏，今日权倾朝野，明天身首分离，各树朋党，更相诋毁。不过事情糟到了极点，也就有转好的希望。在唐王朝的政治斗争中，经过刀光剑影、喋血宫廷的多次回合，李隆基登上皇帝宝座。他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因而出现了一个可与贞观时代相比美的"开元盛世"。刘知几没有想到，在他知命之年又逢上了好时候。
神龙以来，刘知几一面当着史官，撰写《史通》，一面观察着政治的变迁。
长安年间权倾朝野的张易之、张昌宗，经过充分表演之后，被张柬之等率羽林军诛杀了。其后中宗即位，韦氏为皇后，勾结武三思，形成"韦武弄权，母媪预政"之势。但不过一年，太子重俊率羽林骑兵诛杀了武三思。景龙之岁，韦后、安乐公主与宗楚客等结为死党，干预朝政，终在景龙四年酖杀中宗，继之是李隆基政变，诛杀韦后及武氏残余，拥立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权倾人主，遂与太子李隆基相争，隆基即位后，太平公主等谋反，被赐死，党羽或杀或诛，混乱政局至此结束。先天二年（713）十二月，改元开元。
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结党拔扈的，大都死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宗楚客、纪处讷、韦巨源等便是。萧至忠晚年附于太平公主，也身首异处。知己朋友中，朱敬则早归道山，刘允济被召为修文馆学士，兴奋不已而英年谢世。
余下的，同知几一块任职史馆的，当推徐坚、吴兢等人。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
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
景云二年（711），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旧唐书》本传载其进议全文，今摘录于次：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车而以马为騑服。魏、晋己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驾牛车。历代经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广北征，解鞍憩息；马援南伐，据鞍顾盼。斯则鞍马之设，行于军旅；戎服所乘，贵于便习者也。??囱皇家抚运，沿革随时。至如陵宙巡谒，王公册命，则盛服冠履，乘彼貉车。其士庶有衣冠亲迎者，亦时以服箱充驭。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臣伏见比者銮舆出幸，法驾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车而行，今乘车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谓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本非马上所施，自是车中之服。必也袜而升橙，跳以乘鞍，非唯不师古道，亦自取惊今俗。??又传称因俗，礼贵缘情。殷辂周冕，规模不一；秦冠汉佩，用舍无常。况我国家道轶百王，功高万古，事有不便，理资变通，其乘马衣冠，窃谓宜从省废。
从知几一生行事而言，这衣冠乘马之议当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摘引上议的原文，是为了显示这位史家的本色。从这篇议文看，其学识之渊博，议论之精详，使人叹服不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融化其字里行间的史家的闪光思想，说明刘知几贯彻始终的思想品格。其一是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实事求是地阐述了历史的传统，揭示出事情的真相。但他并不要求人们去循规蹈矩，死抱着老传统不放，而是恨据变比的形势有沿有革，这就是"沿革随时"，"传称因俗，礼贵缘情"之义。这就是我们要肯定的第二点，即主张变通的思想。乘马衣冠之议全面而辩证，很有说服力，皇太子看了便"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常式。"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为了说明此次改修的意义，有必要扼要追述一下改修的历史背景。
重视谱学是自魏晋以来的历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阀豪族势力发展的需要和统治者的利用、提倡，谱系之作大盛，"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①这是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它辨氏族之贵贱，门第之高低，以为门阀士族服务。适如唐代谱学家柳芳所说："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小可易也。于是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宫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②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魏晋以来的士族势力遭到很大的打击，有唐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士族的措施，但门第观念是一个顽固的历史传统，仍然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重要价值尺度。高祖李渊称帝伊始，同内史令窦威有一段关于门第的对话。高祖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其职。今吾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窦威则说："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
今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凤池，自惟叨滥，晓夕兢惧。"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①双方历述其门第出身之贵，引以自豪，并以此联络感情。可见在武德年间，讲求门第阀阅仍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观念。
唐太宗即位后，采取抑制旧士族势力的政策，命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主编《氏族志》。在评定族姓的标准上，一改以前的门第等级，而为皇姓第一，外戚第二，其余仍旧。全书百卷，录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① 《通志·氏族略序》。
② 《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① 《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分为九等。这样，唐初新贵与魏晋以来的旧望世家，尽收其中。不久，太宗下令："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不论前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②这种以当朝官品高低重新评定等级的作法，就否定了传统的门阀制度，表明了太宗抑制旧士族势力、建立以皇帝为首的新门阀集团的决心。
显庆四年（659），高宗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这部《姓氏录》突出了武氏及朝廷新贵的地位。
神龙年间，柳冲任左散骑常侍、修国史，考虑贞观时期《氏族志》后"门胄兴替不常"，请求改修。中宗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提、徐坚、刘宪、吴兢和柳冲等共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善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①柳冲精谱学，所上之表，深思熟虑，只是同修诸人魏元忠等相继物故。所以到了先天元年，复诏柳冲同徐坚、吴兢、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改修。先天二年（713），柳冲奏所修《姓族录》成，凡二百卷。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年七月丙午，昭文馆学士柳冲，太子左庶子刘子玄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上之。"盖《姓族系录》成书后屡有增订，刘知几是重要的定稿人之一。开元四年（716）十一月，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宰相姚崇奏曰：今史官刘子玄、吴兢等，撰《睿宗实录》，又重修则天、中宗实录，并成，进讫。准撰《太宗实录》例，监修官以下，加爵及赐。今子玄援引古今，欲臣闻奏，臣谨寻故实，例有恩赏，事属当时，不可为准。子玄等始末修撰，诚亦勤劳，叙事纪言，所录虽重，承恩赐命，固不在多。子玄等请各赐物五百段。许之。
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佯，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可见，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
原先，"知几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为名，以绍司徒旧邑。"①按照知几对其祖先世系的考证，以为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汉宣帝子楚孝王嚣曾孙居巢侯般，不承楚元王交。居巢般为司徒，故知几有"以绍司徒旧邑"的说法。"乡人以知几兄弟六人进士及第，文学知名，改其乡里为高阳乡居巢里。"② 《贞观政要》卷七。
① 《旧唐书·柳冲传》。
①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②笔者赴徐州考察彭城丛亭里遗迹，一时难以觅寻丛亭里的居处。
刘知几不仅博学于史，而且渊深于经，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经学家。不过他是以史家的立场对待经学的，以为经书不过是古代史料，而孔子是史学家。
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分析《尚书》、《春秋》是史之两家，以史料求真之严格的史家直书立场检验经书记载，因有"疑古"、"惑经"之论，又有《左氏》三长、二传五短之言③。在我国经学今古文学家二派对立中，知几显然主古文。
玄宗开元七年（719）三月一日，皇帝下诏让诸儒论证《孝经》、《尚书》古文本孔、郑注之得失，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同月六日，又诏令儒官论次《孝经》孔、郑注，子夏《易传》和《老子》王注诸书长短。诏曰："《孝经》者，德教所先。自顷以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又子夏《易传》，近无习者。辅嗣注《老子》，亦甚甄明。诸家所传，互有得失。独据一说，能无短长？其令儒官详定其长，令明经者习读。若将理等，亦可并行。其作《易》者，并帖子夏《易传》，共写一部，亦详其可否？奏闻。"①诏书三月六日草成，十日颁布，刘知几于四月七日上《孝经注议》，他的意见是：《孝经》请求废除郑注而用孔注；《老子》请求停止河上公注而用王弼注；《易传》并非子夏所撰。政府处理的意见是："知几博识，诚则纯儒，全非众家，亦则未可。"且《孝经》郑注、《老子》河上公注已流行多时，并子夏《易传》文不折于片言。"望并付所司，令诸儒与知几对质定。
必须理胜义成，不得饰词争辩，论定，奏闻。"②其后，博士司马贞上书驳辩，知几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争论甚是激烈。一场关于经书的学术争论就这样开始了。现依时间线索，简述这场讨论的过程及其结果。
知几上《考经注议》说："谨案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爱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浅无识，故致斯讹舛。"①为了证明己见，知几列举十二条验证以论定《孝经》郑注之伪妄。
他说：郑玄自序，皆明言注《礼》、《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周易》，但"都无注《孝经》之文。"郑玄死后，他的弟子们追论老师的著述和应对，说郑所注，"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且《郑志》目录，记载郑的著述甚详，寸纸片札，莫不悉载，但独独没有《孝经注》。《郑志》记载郑玄同诸弟子论经之语，亦言不及《孝经》。且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郑之所注笺驳论，也不言郑注《孝经》。史家为郑玄作传，载其所注书，皆无《孝经》。王肃著书，发② 《旧唐书·刘子玄传》。
③ 参看《史通》外篇《疑古》、《惑经》、《申左》诸篇。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② 《全唐文》卷九六四。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条。
扬郑短，而于《孝经》注，王氏也无致一言。魏晋朝贤，辩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但未有一言引《孝经》注者。
知几以确切而详细的证验论定《孝经》郑注之伪。"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他认为该注"言语鄙陋，义理乖疏，固不可以示彼后来，传诸不朽。"他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肯定孔注："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因而他认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①国子祭酒司马贞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对刘说予以驳难。他指出："《今文孝经》，是汉河问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本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郑玄所注。而《郑志》及《目录》等不载，故往贤共疑焉。唯荀昶、范煜以为郑注，故昶集解《孝经》，具载其注。而其序云：'以郑为主。'是先达博选，以此注为优。且其注纵非郑氏所作，而义旨敷畅，将为得所。其数处小有非稳，实亦非爽经传。"当他论及《古文孝经》时说它原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本未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孔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最后他尖锐指出："今议者欲取近儒诡说，残经缺传，而废郑注，理实未可。"②关于《老子》注的问题也发生争论。
知几认为：传说的河上公故事是"不经之鄙言，流俗之虚语"，是注家假造的。况"其言鄙劣，其理乖讹"，哪如王粥注"义旨为优"，因此他的意见是"必黜河上公，升王辅嗣，在于学者，实得其宜。"③司马贞则认为：承认河上公凭虚立号，汉史实无其人。但认为其注"以养神为宗，以无为为体"，辞近理宏，小足以修身絜诚，大可以宁人安国。
而王注"雅善玄谈，颇深道要"，理畅旨微，"在于玄学，颇是所长。至若近人立微，修身宏道，则河上为得。"因此他主张："今望请王河二注，令学者俱行。"①关于子夏《易传》，知几称为伪托，司马贞指其错谬，意见较为一致。
知几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又上《重论孝经老子注议》。其中说：臣才虽下劣，而学实优长。窃自不逊，以为近古已来，未之有也。尝以郑氏《孝经》、河上公《老子》二书，讹并不足流行。孔王两家，实堪师授。
每怀此意，其愿莫从。伏见去月十四日敕，令所司详定四书得失，具状闻奏。
臣草议请行孔王二书，牒礼部讫。但今庸儒浅识，闻见不周，可与共成，难与虑始。??臣辄以愚识，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烟察，如将为允，请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②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③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① 《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
即颁行。不可使随流腐儒，参论其义。
双方争论可谓激烈。不难看出，争论中也带有某些门户之见。尽管刘知几有充足的根据，但学术争论中带有强烈的感**彩，讲自己则"学识优长"，是近古未有，说别人则是"庸儒浅识，闻见不周"，"随流腐儒"，这就缺乏虚心的态度。刘知几的考辨工作至为精彩，但辩论中的感**彩却直接影响了其建议的结果。
五月五日，玄宗下诏："其河、郑二家，可令依旧行用。王、孔所注，传习者稀，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子夏传》逸篇既广，前令帖《易》者停。"①皇帝未因知几而废郑注，亦未因司马贞而废孔注，而采取了折中办法，使二注并行。这是因为对这场争论的双方态度有些看法："间者诸儒所传，颇乖通议。敦孔学者，冀郑门之息灭；尚今文者，指古传为诬伪。岂朝廷并列书府，以广儒术之心乎？"②诏书的下达结束了这场经书之辩。诏书的决定大体上采纳了司马贞的意见，否定了知几废郑行孔、停河行王的主张。自然，知几的建议不被采纳，并不意味着他的看法错了，即使在当时，他的看法也颇为人称道。《大唐新语》卷九说刘知几"引古今为证"，"子玄争论，颇有条贯，会苏宋文吏，拘于流俗，不能发明古义，竟摈斥之，深为识者所叹。"需要特别指出的，知几列举的论《孝经》郑注之伪妄的十二条证验，实在是学识渊博，洞察入微。不仅仅是"颇有条贯"，而且是实实在在，显示了一个史学家求真的本色。历史考据学于清代达到极盛，但它并不始于清代，它是中国学者的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之一。刘知几当是唐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辨伪学家。如果我们将这十二条证验同明代学者胡应磷在《四部正伪》中归纳的考察伪书的八个方法相对照，同近代学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出的辨识伪书的十二条公例相对照，就会发现，他们三人的论证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十二条证验所体现的方法论较之其证验的结论可信程度，意义要深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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