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上面我们叙述了刘知几在史馆的遭遇，揭示他的史志，他的刚烈的个性与史馆无法调和的矛盾，因而毅然决定辞退史职，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条一定要走的路吗？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思考，我们也必须就知几特殊的情况和思考，做具体的分析。
知几早在青少年时代就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和爱憎分明的性格，而且非常自负，有时过执己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分析知几的学术见解时将会论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性格有时会把知几引入孤芳自赏的境地。当他走向社会，这种强烈的个性果然影响着他人生的旅程。《自叙》云："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这就预示了一种信号，知几在处世待人方面势必遇到麻烦。
诚然，知几是是非分明的。在他同知心朋友"言议相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的交往中，相互启发，更提高了他为史学献身的积极性，坚定了为史的宗旨：善恶必书，劝善惩恶。长安二年（702），身为凤阁舍人的刘允济说过"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①的话，实际上亦是刘知几的思想。次年，朱敬则上书请择史官，希望皇上访得良史，"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②反映了正直史家的共同心声。同年，知几同礼部尚书郑惟忠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关于史才的对话，它同朱氏《请择史官表》可以说异曲同工，足以说明我们的史家共同感受到时代的呼唤和需求了。知几关于史才三长的议论，得到时人的赞许，它表明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知几已经有了较深入系统的思考。
也是这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件轰动全国的魏元忠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遭到张昌宗的诬陷，说他欲图谋反，有凤阁舍人张说作证。
情况是这样的：张易之、张昌宗在女皇武则天的偏袒下，竞相豪奢，有恃无恐，横行无阻，权倾朝野，他们趁女皇尚在，图谋除掉隐患，以便保持既得权势，便首先阴谋陷害宰相魏元忠。魏元忠是位忠臣名相，自然是二张控制朝野的障碍。因此他们诬陷元忠与司礼丞高戬潜谋，曾说："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这编造的谎言，使则天受惑，乃下元忠诏狱，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令昌宗与元忠等殿前参对，反复不决。昌宗又收买凤阁舍人张说出面作证。张说屈服于二张权势，只好违心地答应作证。
在这个关键时刻，凤阁侍郎宋璟担心张说阿意奉承，诬赖好人，便晓以大义："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则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也说："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张说是位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学者，是年只有三十七岁，有着他锦绣的前程，这时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人义正辞严的规劝对他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第二天张说作证说："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当是时，百寮震惧，后经朱敬则等巧妙周旋，方保全了元忠性命。①。
从知几答郑惟忠史才三长到规劝张说"无污青史"，反映了刘知几以善恶必书、劝善惩恶为重要内容的史学观，以及劝善惩恶的是非观、价值观和①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史官》。
② 《新唐书·朱敬则传》。
① 《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处世为政的正直立场。"无污青史"，这首先是基于一种坚定的认识，善则善，恶则恶，历史自有公论。这也是对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人生在世，坐得要正，站得要稳，给子孙后代留下好影响。这种立场、观点是对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刘知几学派的共同特点。
沿着这样的思路，知几提出退出史馆是非常自然的，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经过深入的思考。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新唐书·刘知几传》说"时宰相韦巨源、纪处钠、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刘知几写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求退书，概述自己自幼好读史传，年长之后，尤喜博览群史，探讨其渊源流别、优劣得失，从而确定撰著史书的志趣。然而自担任史官以来，"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也就是未能满意地完成修史任务，原因何在呢？静言思之，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此言古代国史，皆出一家，因而立言不朽，今史馆修史，藉以众功，人浮于事，必然观望相延，旷废时日。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时弊的。这里他古今对比，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史为专家之学，要成一家之言。只有一家之言，才能立言不朽。史馆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争鸣和发展，限制了史家的独立思考，只能唯统治者意志行事，这一点确实是私修和官修史书的原则区别。至于批评史馆"藉以众功"，这要具体分析。藉以众功，处理得好，便能集思广益，取诸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处理不好，便矛盾重重，造成内耗。更有甚者，监修大臣嫉贤妒能，信用庸才。
原因之二：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爱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
这一批评便不大准确。史馆修史有时材料缺略，这并非史馆本身带来的。
一般说，在征集资料方面，史馆比私家有较多的方便条件。史馆可以运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政府也运用行政手段，责成有关部门征集史料，并限期送报史馆。唐、五代都订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据《唐会要》、《五代会要》所记，其搜集史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征集的办法也相当具体。这对提供史料和保证史料的真实程度起了不少作用。自然，搜集史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史官修史，一靠文献档案，二要靠亲自询采，古今是一样的。
原因之三，古时良史，秉直公朝，书法无隐。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然人多嘴杂，难以保密。史官生怕得罪"权门"、"贵族"，心有顾虑，不敢直言。
原因之四，古人修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是非进退可自作主张，而今史馆，"多取禀监修"，而监修者意见不一，十羊九牧，一国三公，遂使修史者无所适从。
原因之五，既设监局，"宜明立科目，审定区域"，"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以上五点，除个别论点不甚确切外，大都切中要害，道出了隋唐以来尤其是武后、中宗时期史馆修史的弊端。五条意见，综合看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设馆修史多取禀监修，即是说以长官意志、以最高或直接当权者的利害为标准，从而扼杀了史家的一家之言。其二，设馆修史丢掉了直笔的优良传统。其三，设馆修史责任不专。所有这些，都是对史馆监修制度之腐朽作风的具体揭露，其本质意义乃是对封建王朝史馆监修制度之**主义实质的深刻批判。
唐代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修史制度官府化的表现，是统治者垄断修史大权以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标志。唐代政府控制了修史大权，凡正史或本朝史都由史馆垄断；其次是加强了修史的严格控制，确立了宰相监修和皇帝审正的制度，史学遂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工具。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曲笔讳饰成了通病。史官多是帝王权贵的亲信，他们或遵从帝旨，或维护权贵，或徇私舞弊，或尸位素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史学求真的品格遭到无情践踏，史学惩恶劝善、鉴诫垂训的作用堕落为当权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当然，设馆修史是中国历史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它的出现和发展，自有其历史的根据。
从本质上，它自然是封建文化**主义的产物，是应该批判的。不过，它也具有两面性。我们应该肯定其好的一面，批评其坏的一面。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社会大环境好时，史馆内部也好些，社会大环境坏时，史馆内部问题就多些。贞观时期政治清明，史馆也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那时人才济济，办事效率高，做了不少成绩。武后、中宗时期，政治较为混乱，史馆问题成堆，正是刘知儿所感受的。这里关键有二，一是监修大臣的素质，二是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前者。清代学者章学诚对刘知几的遭遇，颇多感慨。他说："每慨刘子玄以不世之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诺，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不入，良可伤也！"①问题就出在当权者、监修者身上。的的确确，史坛上涌现出一批有才有识的史家，刘知几、徐坚、吴兢诸人是其皎皎者。这批史才，较之贞观年间的史家也毫不逊色。
刘知几的求退书是他在学术事业和仕宦道路上的一次果断抉择，他"乞已本职，还其旧居，多谢简书，请避贤路"②，认真地要退职还家了。而"至① 《章学诚遗书》卷二二《侯国子司业朱春甫先生书》。
② 《史通·忤时》。
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③而宗楚客等"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致吾何地！"④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辞退史职，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私撰《史通》。
刘知几在其一生中贡献最大的是留给后人一部不朽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撰写《史通》也是知几生命旅途中最值得记录的光辉的一页。
刘知几撰写《史通》的动机，或者说撰写《史通》的构思，恐怕是酝酿很久了。这要从时代的需要、刘知几的认识以及他本人所具备的主观条件去寻找。这里我们所要把握的，是在担任史官之后写作《史通》的过程，因为有关《史通》的诸多观点，要在下篇各章加以评述。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刘知几完成《史通》一书的写作。这年二月，他为该书作序，回顾他自武后长安二年（702）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以来的史官生涯和撰写《史通》的动机。
他说：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逞启处，尝以载笔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
刘知几身任史职而忧心史事无成，坐立不安，因而"尝以载笔余暇，商榷史篇"。"载笔余暇"，透露了刘知几写《史通》的时间是在担任史宫之后，从其《史通·序》的精神看，就是从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开始。在此之前，他当然会早有厘定群史因而撰写《史通》的想法，从《史通·自叙》中可以看得出来。"商榷史篇"就是评论历代史书，就是写《史通》。《史通·自叙》更具体地叙述了他撰《史通》的想法和动机。知几自述夙好史学，自幼及长，深思博考，比较异同，多有发明。另外，他自叙其远大志向，上继孔子《春秋》，为不刊之典，给后世立法。具体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①这就预示着，知几一生规划了一项宏伟工程，就是写一部史学评论的专著。
非唯《自叙》，知几在多处提到撰写史学评论专著的打算。《史通·叙事》篇说："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求其善者，盖亦几矣。"《浮词》篇说："嗟乎！自去圣日远，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厘史，而以人废言，此绕朝所谓'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者也。"看来知几时有厘定前史之意，亦自信能担此重任。刘知几之所以成了我们认识的史学理论家的刘知几，正是因为他深切感受到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矢志不渝地去完成它，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志愿。
不过，"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摆在知几面前的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尽一名史臣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勒成国典，贻彼后来"，即是写出劝善惩恶、启发来世的国史。他说："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③ 《史通·忤时》。
④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① 《史通·序》。
① 《史通·自叙》。
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但是，由于史馆的现状，知几"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无法实现其"勒成国典"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比者布怀知己，历抵群公，屡辞载笔之官，愿罢记言之职"②的想法和行动，才有了"退而私撰《史通》"之举。
如果史馆的状况好一些，知几会顺利地完成两种任务，一是勒成国典，二是撰成《史通》。既然勒成国史受阻，那么，他把希望则更多的寄托于撰写《史通》上了。所谓"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这个志，既是他厘定群史、商榷史篇之志，也是作为一名史臣记事载言，劝善惩恶，以图书名竹帛之志。清代学者浦起龙把刘知几的这两大任务说成是"衡史"和"职史"。他说："衡史本子识定，识定故论定。《史通》作，而识寓焉。职史期于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①虽说知几于长安二年开始了《史通》的写作，但他至少在长安年间的载笔余暇里，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
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史通》撰成后，他的知己朋友徐坚为之赞叹，说："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有些人不以为然，互言其短。因此，他以汉代的学者扬雄自况，特作《释蒙》来圃答时人的批评。他说自己与扬雄相比有四条相似之处："扬雄尝好雕虫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这是一。"扬雄草《玄》，累年不就，当时闻者，莫不哂其徒劳。余撰《史通》，亦屡移寒暑。悠悠尘俗，共以为愚。"这是二。"扬雄撰《法言》，时人竞言其妄，故作《解嘲》以詶之。余撰《史通》，见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释蒙》以拒之。"这是三。
扬雄少为范踆、刘欲推重，及闻其撰《太玄经》，则加讥消。"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这是四。《释蒙》之文不传，从情理中去看，知几定会申述《史通》的用意及其价值。
千秋功罪，待由后人评说。
刘知几自比扬雄，"持以自慰"，然"抑犹有遗恨"，就是担心自己的书找不到知音：② 《史通·忤时》。
① 《史通通释·忤时》篇末按语。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雄之《玄经》始成，虽为当时所贱，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其书必传。
其后张衡、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夫以《史通》方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数君是也。后来张、陆，则未之知耳。嗟乎！傥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洒，泪尽而继之以血也。①其实，刘知几的顾虑是多余的。千余年来，《史通》找到了很多的知音，随着时光流驶而愈增光辉。这里并不是分析《史通》在后世的影响，只想说明，知几这样看重《史通》的历史命运，正是图书名竹帛的不朽之业。它既是知几的理想，也是知几的精神支柱。
① 以上皆引自《史通·自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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