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伟大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但是，刘知几之所以能承担历史使命，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成为一位伟大史学理论家，则完全是由于他充分运用社会、家庭、朋友所提供的一切客观条件再加上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刘知几踏入史学的殿堂有其深刻的原因。历史的传统、家学的渊源、友朋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志趣，都发生了作用。
这里先谈谈他的家学渊源。
在中国古代，大凡学者们的思想、学术，每渊源于家学，有所谓"诗礼传家"、"父子世业"等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更不乏其例。比如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所撰《史记》，是继承乃父司马谈的未竟之业。自《史记》问世后，续作纷出，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便探撰前纪，缀集所闻，撰写《汉书》，历二十余载，后入狱身死，其妹班昭又完成八表。
此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是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从思想、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来看，这一文化现象自有其积极意义。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也有其家学渊源。
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御史大夫杜淹上表推荐他为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年，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据《旧唐书·令狐德英传》载，永徽元年（650），德紊受诏撰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
不久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永徽四年（653），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刘胤之与德棻同撰国史和实录大概就是指永徽元年以来修的《贞观实录》。刘胤之与唐初著名史家结为"忘年之友"，同撰国史，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相当素养的史学家。
史载他因年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于任所。
知几的从父刘延祐进士及第，颇有文名。《旧唐书·刘胤之传》说："弟① 《史通·自叙》。
子延枯，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勋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可知其文章、吏能兼备。《新唐书·文艺传》中为刘延祐立传，也表彰他"有吏能，治第一"。
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当时卫尉卿尉迟宝琳曾胁人为妾，藏器加以弹劾使之退还。宝琳乃鄂国公尉迟敬德之子，自以为是功臣的后代，又是权臣许敬宗的亲信，便飞扬拔扈，无法无天。他私请皇上同意止还，凡再劾再止。于是藏器上书皇帝，慷慨陈述大义："法为天下悬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①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诏可，然心中很是不快。不久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由此可见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这种大义慎然的高贵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有关刘藏器的生平，史无详载。《全唐文》卷一六三，收有他关于"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等三篇对策，由之可窥察他对施用刑法的认识和态度。他主张恤刑，"既返直淳之俗，还归仁义之衢，解网泣辜，惟刑是恤。断而难续，夙采缇萦之言；议狱缓刑，久纳温舒之奏。不轻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时宜，无劳横议。"又言："金、扑异俦，行乎舜日；劓、刖殊类，施于姬年。莫于疏密随时，轻重言事。"由此可看出他慎刑罚，因时以制礼的思想。这种见解，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相当高明的。
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①，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苏硕《授刘知柔尚书右丞制》说他"时行推美，旧德归高。明畅襟情，闲华风表。蹈典坟之芳润，总词赋之笙簧。虑常密于在公，迹自勤于为政。"②廷硕《授知柔工部尚书制》中称赞他"硕德眷秀，行高才远。文词有绮缋之工，望实有珪璋之誉。出膺贤守，则郡国循良，入位名臣，则衣冠准的。可谓朝之名哲，代之纯懿。"③上述言辞，固然多所过誉，但其基本精神同正史所载相为一致：学识丰厚，品德高洁，为官清正，且仪表非凡。知几有这样一位兄长，对自己的道德文章不能不产生良好影响。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那年，其父五十有四①，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父辈的① 《新唐书·文艺列传》。
① 《新唐书·刘延祐传》。
② 《文苑英华》卷三八五。
① 据《新唐书·魏元忠传》云："仪凤中刘藏器年七十。"推知几生时当为五十四岁。
诱导，兄长的感召，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不难理解刘知几饱受文化教育的童年。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祐，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史学道路。
再谈谈刘知几的史学志趣。
有关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
刘氏《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在这方面，知几与他人并没有多少相异之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那些官宦书香之家，都是对子女实行家教。知几在十一岁时，其父授《古文尚书》而其业不进，转授《左氏》，却欣然领会，不能不说知几对史书有缘分。这堤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几在幼小的心灵里，喜欢听兄长讲历史的故事，这有可能；如果说知几当时就立志当一名史官，象他的从祖父那样为大唐修史，在他这样小小年纪，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史传缺书，十一岁之前的刘知几的幼小心灵中到底埋下了些什么种子，在其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就知几自己所言，读《古文尚书》其业不进，转读《左氏》欣然领悟，自不难理解。前者文字艰琐，内容乏味，后者文字优美，内容生动，写战争，状人物，叙事件，情趣横生，这是历史书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初学的幼年学子。知几是在读经史的实际感受中接受了历史书，而在读历史书的过程中又逐步为历史书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学史的兴趣。阅读历史书，不断增长着知识，而求知的**愈强，学习积极性愈高，毅力日增，视野日广。《尚书》是儒家经典，也是史书，《左传》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知凡撰《史通》，把《尚书》、《左传》都视为史学流派之一。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左传》之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而把知几带进史学的王国。自然，父兄的教育为他步入史学的殿堂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其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顺其心情，因材施教，在关键时刻起了积极作用。
刘知几的读史生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他既不是那种过目成诵的所谓"神童"，也不是不学而能的所谓"先知"，其学业的进益要靠辛勤的汗水，不断的追求。在这里，顽强的毅力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如果说他天质特优，也绝不会有读《尚书》"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一说。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这是多么大的读书量啊！《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书凡817 部，13264 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自撰《史通》，引用文献则不少三百余种。比如，引用《尚书》五十余条，《春秋》一百余条，《左传》一百条，至于《史记》、《汉书》，则俯抬即是。史书读那么多，那么熟，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唯读史，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父兄教育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这是经师们解经注经的道路。《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道出了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弊端。魏晋已降之义疏之学，曾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是汉代以后经学态度的体现，正是"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路数。读书人坚持"述而不作"的圣人遗训，好象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领悟古圣先贤的遗言，采取经书笺注的形式，把自己的理解记下来，世代相传，始终兴旺不衰。他们讲师承，重家法，宗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这种经学的烦琐形式主义扼杀了思想生机，阻塞了科学探索。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走了这条治学道路，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挣脱它，刘知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
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不假师训"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这种思想性格和学术作风生根在一位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开花、结果，对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政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有了这质疑精神、批判精神，他能不以先圣前贤的是非为是非，敢于独立思考，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思想品格是刘知几终生从事史学批判、史学总结之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
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科举制是隋唐出现的新事物，进士科是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起初同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十登第开始为士大夫官僚所羡慕。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摆在知几面前的光明之路，只有是通过科举制度才能获得，或为政，或为学，皆是如此。
"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这反映了他夙好史学的志趣，也概括了他学习的实践。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①"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②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幼闻诗礼"是封建时代启蒙教育的一般情况。孔夫子早有遗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③，学诗、学礼是幼童的基本功课。而"幼喜诗赋"、"初好文笔"，此"幼"与"壮"对举，"初"与"晚"对举，大体可以理解为"幼"、"初"指青少年时代，"壮"、"晚"指壮年以后。他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主要是父兄家学传统的影响，既"喜"且"好"，这说明他有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获誉当时。然而知几在《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由此规定了终生的生活道路。
一般人认为，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偏重文辞，以诗赋为主，所以知几方有"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的话，其实，将求仕进势必要做些应考的准备，揣摩主考官的爱好也在准备之列，并非指准备诗赋。在唐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与诗赋并不相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①可见，唐初进士只试策文，至高宗后期方有大的变化。调露二年即为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正是知几应试的这一年。《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次年皇帝下诏："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① 《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③ 《论语·季氏》。
①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②这说明在高宗后期，即知几进士试后，进士试才有改变，在进士科举考试项目中增杂文后，文词遂成为该试的中心内容。杂文之初试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或以诗以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天宝间则专用诗赋。③知几"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乃家学薰陶和社会尚文的风尚影响所致，并非应试之临时之策。然而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除了有通过读史的实践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外，还得有以文士得名为耻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从何而来呢？
认识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读史实践所得来的真实感受，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史坛、文坛的冷静的观察。
遍读群史，他深切感受到"史才之难，其难甚矣"①，之所以难，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近世以来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于是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诠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史学被引上歧路，丢掉了史家直书实录之旨。刘知几深切感受着史家的历史责任，随着社会阅历和学识的丰富积累，越发感到对以往史学进行系统检讨的迫切性。一个宏伟的志向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现实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当刘知几二十岁后步人仕途，现实社会对他的教育并不比书本上的少。从读史、研史的角度看，他"射策登朝"后，"思有余闲，遂其本愿"，得以"恣情披阅"浩翰的史书，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然而，当这些看法同他从现实社会的见闻、感受挂起钩的时候，其认识就大大前进了。书本同现实并非一事，其间有巨大的落差，书本上的东西过于理想化，而现实则是实实在在的。入仕以来，使刘知几从历史走向现实，而又从现实回顾历史，使他对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刻了。
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
知几自步入仕途后，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然而这二十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措施严酷，弄得人心不安。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奉遗诏即位，武则天急于控制全部政权，以临朝称制，就在中宗即位不过两个月时，武借故把他废为卢陵王，并幽禁于房州；接着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但居②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③ 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
① 《史通·核才》。
睿宗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政事决于太后"，①这一废一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过渡，是一次宫廷夺权斗争。至此，武则天实现了全面专政，并为日后改国号称皇帝准备了条件。
为了防止唐宗室、勋臣的反对，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逼令太子李贤自杀。武则天生过四个儿子，长子李弘，已被耽杀；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三子李显，即位不久便被废弃；四子李旦，无权干政，后强令退位。李贤在长兄被害后立为太子，因武后怀疑他有异心，乃废为庶人，软禁巴州。这时武后生怕他在外生事，就派丘神勣逼令自杀。于此，争夺皇位的因素几被排除。同时，她又大封武氏祖先，提拔武氏亲属。两个侄儿，一个武承嗣被任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总理朝政；一个武三思，也加官晋爵。诚如《通鉴》所言："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①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口号的扬州起兵。起义平息后，武则天乃"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自。"②武则天盛开告密之门，出现了一个专掌告密之事、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帮助武氏镇压异己的酷吏集团，武氏豢养的这帮爪牙、鹰犬，网罗无辜，竞为讯囚酷法，惨无人道，甚于虎狼。任用酷吏的直接后果使武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由之带来的政治昏暗则与日剧增，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他指出武氏临朝邪滥官员"比肩咸是，举目皆然"③，"至如六品以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
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什伍。"④既无德行，也无学识，"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⑤知几主张沙汰尸禄谬官，是帮助武氏加强政权建设以端正政风的积极建议。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刺史之官，肩负着"移风易俗"、"求痪字民"的重任，因而自秦汉已降迄乎魏晋，"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而今的刺史就不同了。知几指出：他们"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如是，"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绩！"因此，知几建议："臣望自今以后，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冀宏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①刘知几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做官为政必安心职守，兢兢业业，如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一九。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③ 《唐会要》卷六七。
④ 《唐会要》卷六七。
⑤ 《唐会要》卷六七。
① 以上引见《唐会要》卷六八。
果迁徙频繁，心怀苟且之谋，则决然搞不好治理。知几针对时弊，提出应让刺史相对稳定，安心政务；而朝廷也要"明察功过，精甄赏罚"，这样，才能造就"循良之绩"。知几虽官微位卑，却怀有治天下的方略，小小的一"疏"，显示了其为政的大才。
证圣元年（695），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他上书言事，历举古往对赦有的慎重态度，借古人语批评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②同年，知几针对当时滥赐阶勋的弊端，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
其表文说："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似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激倖实深。"结果呢，"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更迁"。既而如愿果谐，受之者也自谓己功，不以为惭，出现了朝野宴聚"绯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饬"的局面。知几在表文的最后说："望自今后，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①可见，滥赐阶勋势必搞乱了吏治，破坏了传统的以德才授官的政策，也破灭了士林求仕的希望，败坏了儒家的人伦。从根本上也不利于武则天的政治统治。知几表文完全是从封建政府官吏的身份出发，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向政府进奉忠言。
上述知几所言四事，无不切中时弊，由之可以看出他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四条，集中到一点，是批评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和政治流弊。《旧唐书》本传说："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切直"二字概括了刘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②本来，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③知几应时上表，并不违背武氏意愿，只是她"诏九品以上陈得失"不过是"收入望"而已，并非要按大家的意见实行。
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现象的批判。在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重用酷吏，滥用人才，互相为用。知几上表已是武则天利用酷吏相对松懈之时，不然他也不敢批评时政。但现实教育了他，他是无法改变现实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思慎赋》。
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我们探讨刘知几的生活道路，探讨他的史学志趣，不能轻视这篇赋所表达的深层思想。
《资治通鉴》卷二○五这样概括《思慎赋》的写作背景："是时官爵宜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它是酷吏政治下的产物，通篇排列铺陈古今生死进退的事迹，规劝世人在仕途上谨慎小心。"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之，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② 《唐会要》卷四○。
① 《唐会要》卷八一。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旧唐书·武后本纪》。
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①现将《思慎赋》略作分析。
刘知几在赋序中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实情：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说："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把，埋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他列举古人事迹，发现他们之所以人生坎坷，就是"不知救死之有方"、"未识卫生之有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的环境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如果不加警觉而处之泰然，就象"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因此，他提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牢记往哲古人吉凶成败的历史教训，去"驰竞之欲"，守"静退之心"。因为古今人物之吉凶成败验证，"贵不如贱，动不如静"。所以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知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觊觎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廓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应该说，《思慎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消极心态，它是对武则天酷吏政治的一种反抗。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思慎赋》作于证圣元年（695），联系他上表中的积极建议，可以看到思想上的矛盾状态。知几对现实政治的**现象向来持反对态度，但是当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遭杀身亡族之祸时，又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的态度，这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刘知几著《思慎赋》其本义是"刺时见志"，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形式。"见志"就是宣布同世俗决不同流合污。怯进勇退，明哲保身并不是刘知几的性格，这里所反映的心理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苦闷。这暂时的苦闷的背后却是刘知几对现实的冷静思考，从而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这里试举一例。《史通·疑古》篇疑《尚书》之《尧典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事，知几先以古代书证说明禅授可疑，进而他又以今证古的方法说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现实社会的教育加深了刘知几对历史的理解，最关键的一条是提高了史识。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在武则天时代，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才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个春秋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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