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并会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之所以能以其史学卓然独立，垂名千古，是时代造就了他，《史通》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在这里，"需要"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这句话强调了社会需要促进思想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需要"意味着产生思想理论之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成熟。刘知几的思想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受着前辈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它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土壤之中，处处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有关刘知几的思想渊源，本书拟在下篇专题评述，这里只结合叙述刘知几的生平揭示他的时代。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可见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唐之世。
当他在彭城一个官宦之家呱呱坠地的时候，李唐社会已经为他准备了舒适的摇篮和宽广的舞台。自李渊建国，经李世民的经营，社会呈现出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民族融洽、文化繁荣的一派升平景象。"贞观之治"就是生动的体现。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高宗统治时期，有一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云人物，那就是先为昭仪，继为皇后，终为皇帝的武则天。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十四岁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渐承恩宠，终在高宗永徽六年（655）谋得皇后之位。从显庆（656-661）始，高宗因体弱多病，百司表奏，皆委武后详决，于是政柄渐落武氏之手。显庆六年（661）的二月改元龙朔，正是知几诞生之年。可知知几降生之时，李唐社会刚经过贞观年间卓有成效的经营而呈现出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而武则天已逐渐掌握大权。
不过，高宗仍居帝位，直至弘道元年（683）驾崩，基本上是皇帝、皇后① 《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皆用《史通通释》本。
② 《史通·自叙》。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版，第10 页。
"二圣"临朝的局面。及太子李显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便完全决断军国大事。公元684 年，经过一番废立之后，武则天正式登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光宅"是武则天的年号，她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了事实上的女皇，直到神龙元年（705）传位中宗，方结束了武则天的统治。
中宗在位时间不久，而且昏庸无能。当时，武三思擅权，韦皇后欲效则天故事，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耽杀中宗。韦后临朝摄政，改元唐隆。这是中宗景隆四年（710）的事情，正是这年六月韦后临朝之际，李隆基结集禁军入宫，一举铲除韦后及其亲党，拥立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睿宗景云三年（712）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卒。
由上可知，从知几降生至神龙元年（705）四十五岁，都是武后当权。显然，他的大半生是在武后统治下度过的。此后，经过中宗、睿宗的八年动乱，方进入玄宗开元时期。在唐朝的历史上，玄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谓"开元之治"，乃指玄宗开元（713-741）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刘知几只赶上了这个时期的开始，便与世长辞了。
刘知几生活的主要时期是武则天时代，这是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之间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时代。无疑，"贞观"与"开元"是唐朝的两大高峰，而处于其间的则天时代也有相当作为。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而且，劝农桑，薄赋敛，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全国户口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万户，到她临终时增至六百一十万户。当然，在她统治时期，也有一些弊政。诸如任用酷吏，滥用人才即是。唐太宗举贤纳谏，深刻懂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贞观政治清明的重要原因。而武则天滥于用人，特别是重用武氏家族，诸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绪等，这些人长期担任要职，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贪赃在法之徒，影响极坏。则天时代在政治上算不得是清明社会。
刘知几生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贞观以来的盛世，尤其是文化的繁荣，其中包括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刘知几史学事业赖以产生成长的客观条件。
唐政权思想文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术思想的开放。儒、释、道三教并立，但传统的儒学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李渊于隋未大乱中建唐，"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②，立国伊始，即下诏在全国建置各类学校。太宗李世民尤重儒学，戎马之际仍"锐意经籍"③，于秦府馆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上。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论经义，商略政事。
次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次到国学视察，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因此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呈现了一派勃兴的盛世景象。
唐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为统一儒家经典，于贞观四年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② 《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上》。
③ 《旧唐书》卷一**上《儒学上》。
（630）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传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这是一种训解五经的标本，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从此以后直到宋代，凡是科举考试，或是传授经书，都以《五经正义》为官定经书。
经学统一和科举制度的推行的文化背景铸造了儒家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模式。刘知几自不例外。《新唐书·儒学上》说："尝论之，武为救世贬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贬剂，其伤多矣！
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唐代儒学复兴，同统治者文治战略休戚相关。那时，统治者崇尚儒学，李世民是个典型。宰相大臣重儒学，他们懂得"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②贞观二年，太宗询问"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黄门侍郎王挂答道："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摧焉。"①统治者"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同"改革旧弊"、"兴复制度"联系一起）这策一政策导向就规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路径：从为学始，经过科举考试、至为政终。刘知几也是如此。
同崇尚儒学的目的相一致，初唐统治者也十分关注史学，设馆修史，这直接影响了刘知几的史学志趣和治史风格。
初唐统治者很了解史学对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因而狠抓修史工作。高祖于武德五年（622）在《命萧龋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
贞观十年（636），房玄龄等修成周、齐、梁：陈、隋五代史，"诣阙上之"，唐太宗非常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化之事殆将混灭。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②"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是唐初统治者重视修史的根本宗旨。
贞观三年，唐太宗改组史馆，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之下的门下省，修史一事；统由宰相领导，刘知几记录当时史馆的情况说："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①史书修成之后，可以受① 《旧唐书·儒学上》。
② 《贞观政要·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政体》① 《史通·史官建置》。
到皇帝的嘉奖。例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制封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降玺书褒美。"②足见唐中央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垄断修史，以利于封建统治、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593）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③明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入唐，政治的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扫除分裂割据的痕迹，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从太宗贞观三年（629）至高宗显庆四年（659），三十年间，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晋书》和《南史》、《北史》。与此同时，还着手编纂"实录"和修撰"国史"等本朝史。
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等修成《贞观实录》二十卷；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修成"国史"八十一卷等。在这一过程中，修史与取鉴、资治紧密结合，纪传体史著取代了编年体史著而处首位，"正史"的修撰也逐渐官府化、制度化，使封建史学逐渐地巩固起来。
回顾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司马迁以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宏伟规模，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封建史学的新时代。司马迁坚持实录，面对现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了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家之言，其创例发凡，早见卓识，给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班固撰《汉书》，体例规整，编订缜密，创立了断代皇朝史的楷模。其书旨在"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①，是一部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的"宗经矩圣"②之作，因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汉唐之际，史学得到蓬勃发展，表现在史学著述的繁荣、史学新领域的开辟、史学自身建设的日趋完备和史学学科的独立等方面。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政治混乱、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中，动荡不安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从历史中找出借鉴，因而提倡史书的编写。况且自魏晋以来，经学日微，玄学兴起，学术思想从经学的禁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的眼界为之开阔。史学从经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地位。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不少弃经学而寄情史学。这一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纷纷搬迁江南，适应门阀制度的需要，谱牒家传之书勃兴。北方门阀地主侨居江南，人地生疏，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因而地理方志之书应运而生。由于割据政权的存在，反映在史学上正统之争特别激烈。正统论者在史书中相互攻击、维持自己地位的修史倾向，必然导致扬恶溢美的曲笔，给史学带来不良影响。
此外，玄学既汗了经学的禁忌，遂使得士人纵横驰骋于文史之域，一时间文人修史成为风气，他们华多于实，理少于文，这给求真的史学带来灾难。总之，汉唐之际的史学，在其空前发展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方法，都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检讨、总结。唐初八史，就历史编撰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此前封建史学作了总结，然而理论上的总结还②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
③ 《隋书·文帝纪》。
① 《汉书叙传》。
② 《文心雕龙·史传》。
尚待来者。
不过，唐初的修史实践已经为理论总结提出了迫切要求，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唐最高统治者那样重视史学，从唐高祖到唐高宗，曾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太宗《修（晋书）诏》除了高度评价史学的社会作用外，也评价了以往的修史工作，高宗《简择史官诏》对撰写史书的人提出明确要求。所以说三篇诏书既反映了统治集团对史学的认识，从而为史学工作提出要求，也是史学工作的某种程度的总结。政府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设馆修史，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对史学工作的认识和狠抓史学工作的决心。统治集团对修史的重视和史学发展的需要，一项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势不可兔，至少说下述一些带实质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做出理论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及治史宗旨问题。
这是统治者和史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史学有着经世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思想源远流长，历史书可以作为教育的工具，发挥劝惩和垂训的作用。唐初君臣也以史为鉴，《隋书》就贯彻了这个宗旨。而司马迁撰《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作史的目的是在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为此，他把注意力放到考察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上，力求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治史宗旨便不同于简单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鉴戒。到底如何发挥史学的作用，需要作出理论的回答。
关于修史制度问题。
早在三代，就有史官制度。史官的责任，主要是如实记录统治者的言行。
那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所以并没有私人著述。到了春秋未世，王官失守，学下民间，才有私人撰述的产生。司马迁之后，封建政府对史学还抓的不多，历史著作主要是一家之言，或系父子相传的世业，或系一家独断的创作。故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大盛。但设置史馆、独断国史编纂的做法，使得私修国史已不可能。现实给人们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修史问题上，是私家修史好，还是官家修史好？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且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回答。
关于史书编撰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首先是史书编撰的体例问题，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唐以前史书体裁的主要形式，《隋书·经籍志》以编年为"古史"，以纪传为"正史"，究竟哪种体裁更佳，或者各有利弊，需要进行分析。此外，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写出纪传体通史的《史记》，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走通史之路还是走断代史之路，必须作出理论的分析，方能决定去取。与此相联系的，纪传体正史既然赢得了辉煌的成就，初唐时期一下子编了八部，因此，有关纪传体的体例问题，诸如本纪、列传、表历、书志的各自要求，论赞、序例、断限、题目、称谓等的处理，以及材料的采撰，叙事的要求，文字的运用等等，都要作出中肯的分析。
关于史学家修养问题。
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曲笔阿时也代有其书，尤其是魏晋以来曲笔成风。是坚持直书还是曲笔，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修史态度和治史作风。从千百年来大量修史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提出来了。孔夫子表扬董狐"书法不隐"，班固等肯定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都肯定直书。具体说一个优良的史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去实现这些条件，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总之，有关史书编撰和史家修养，这是史学理论总结的两大课题。不提高史家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无法编撰出优秀的史书；不解决史书编撰中诸多观点和方法问题，无法提高史书的质量。总结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这个总结时间跨度长，涉及知识广，非博学通识之才，无法担此重任。诚如刘知几所说："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①时代呼唤伟大的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只从史官的队伍中走了出来，以二十卷的《史通》奉献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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