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之道在法制"

　　"人之道在法制"，是刘禹锡在《天论》中论证人为什么能胜天的根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禹锡认为，社会问题的治理要依靠法制。有了法制，并且得以实施，就可以防止邪恶，改变社会风尚，促使社会进步。他写的《砥石赋》，援引上自西周、下至汉、唐的盛衰历史，说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

　　得既有自，失岂无因？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随道阔狭，用人得之。五百余年，唐风始振。悬此大砥，以砻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为物天。君为人天。安有执砺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

　　刘禹锡在这里以砥石比喻法制，以宝刀比喻有才能的人，强调用砥石来磨砺，可以使生锈的宝刀变得锋利，以法治国用人，就能化愚蠢为聪明，培养杰出的人才。周武王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商朝遗留的风俗才因此而淳厚；汉高祖懂得以法治国的道理，杰出的人才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得到人才既然是有缘由的，失去人才也是有原因的。汉代以后，国家经历了一段分裂的时期。

　　随着法制的畅行或废止，治国之道有得失，但凡实行法制的都能赢得人心。

　　五百年以后，唐朝建立，好的风气又兴起，公布法令，矾而人民。万物的生长在于自然，人才的培养在于国君。自然主宰着万物，国君主宰着百姓。哪里会有执掌着法制这个治国的工具，而愁找不到贤能的人才呢？

　　《砥石赋》是刘禹锡贬滴朗州期间写的有感之作，意在针砭时弊。在他看来，中唐权宦当道，贤良被贬，政治**，藩镇割据，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同当时法制松弛分不开的。"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①法制稍许松弛，就会是非混淆，受赏的下一定都是好的，受罚的不一定部是坏的。法制完全废弛，就会是非颠倒。受奖赏的总是好佞之人，而受惩罚的往往是正直的人。这样，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罚不足以制服邪恶。因此，刘禹锡认为只有以法治国，杰出人才因法以聚，才有可能革除中唐的各种弊政。

　　在社会历史观上，刘禹锡坚持因时因地而变易的进化思想。在《辩迹论》一文中，刘禹锡虽然认为"三王之道"的实质是不变的，但在具体的施政方针上是可以变化的。"三王之道，犹夫循坏，非必变焉，审所当救而已。隋之过岂制置名数之间邪，顾名与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当时，有位通晓本朝掌故的人说，时势的盛衰，要看宰相的作用如何。唐朝所设立的职官、科举制度，按照土地、人口征收赋税的法令，礼乐、刑法的典章等，都不过是沿用隋朝的罢了，那么，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宰相的功绩如何评价呢？刘禹锡认为，夏、商、周三朝的典章制度，尚且循环沿用，不一定都要改变，无非是审查所应当矫上的部分而已。隋朝的过失并不在制定和设置的典章制度之中，只是规定的典章制度与实际做的相违背罢了，沿用隋朝的制度有什么害处呢？关键是要注重施政的实际效果问题。刘禹锡很有感慨地把施政譬①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之为医生用药一样，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济小人理身之弊而已！"①医生的高明之处在于用有毒性的药去治病，用和药来安神，如果这两种药用颠倒了，两方面都会出问题，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如果因循守旧，用老一套去对待变化了的事物，不明白节制与宣通的关系，何止是我们治疗疾病要出问题呢？

　　治病要懂得"节宣"，必须对症下药。这一道理不仅运用于治病，办理其它事情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禹锡从"惟变所适"的历史进化观出发，强调"人之道在法制"，指出实行法制的目的，以及法制之所以能够实行的物质基础。"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②在刘禹锡看来，实行法制的物质基础是保障人民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法制与经济利益具有直接的关系。老百姓丰衣足食，就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安居乐业了就人人自重而谨慎行事，并自觉遵守各种法令；如果缺吃少穿，就想胡作非为，就会急于求利而不顾禁令。因此，刘禹锡主张法制的实施必须"宽猛迭用"，"必稽其弊而矫之"①，随时根据考察社会的弊病而加以纠正。宦官专权和强藩反叛等现象，正是当时国力衰弱、法制松弛的结果。要革除这些弊政，还得从加强法制入手。

　　刘禹锡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在《山阳城赋》中以西汉文景时期的"积是为治"和东汉桓灵时期的"积非成虐"为例，提出决定王朝兴亡的不是"天命"而是"人事"，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切不可"纵心于昏"，如果"利器倒持"，必然会导致王朝灭亡。他说：嗟乎！积是为治，积非成虐。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牙，迄武乃获。桓灵之欲，纵心于昏。其袄焰，逮献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好雄乘衅而腾振。物象难以易位，被虚号而阳尊。

　　东汉献帝刘协被曹丕废掉后，封为山阳公。"山阳故城，遗趾数雉。四百之运，终于此墟。"刘禹锡面对山阳城的废墟，十分惋惜汉朝的灭亡，深有感慨他说：积累了许多正确的政治措施，就会使政权稳固，人民安定；积累了许多错误的政治措施，就会使政局不稳，人民受苦。西汉的文帝、景帝自身俭朴，播下了美德的种子，到武帝时就收获了果实，这是"积是为治"的例子；东汉的桓帝、灵帝追求享乐，放纵地过着荒淫的生活，如同点燃了灾难的火焰，到献帝时就把汉朝的基业烧光了，这是"积非成虐"的例子。由于伊尹、周公一样的贤相不是每个朝代都有，因而好雄们就利用时机翻腾作乱，致使法制纲纪遭到破坏，是非上下颠倒了位置，皇帝空有其名，只是表面上受到尊重罢了。可见，"谅人事之云尔，孰云当涂之兆也自天"①，是人事决定了王朝的兴亡，曹魏代汉的预言不是出于天意。刘禹锡关于"人之道在法制"的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刘禹锡一生忧国忧民，他试图通过加强法制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长治① 《刘禹锡集》卷六《因论七篇·鉴药》。

　　② 《刘禹锡集》卷十《答饶州元使君书》。

　　① 《刘禹锡集》卷十《答饶州元使君书》。

　　① 《刘禹锡集》卷一《山阳城赋》。

　　久安。当然，他忧的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他的忧民"足民"思想，是立足于防止农民起来造反的基础上的。刘禹锡认为，爱民是必要的，但"不使侵蚌"，即不能侵害朝廷的利益；不虐民是必要的，但"防民之理甚周"，即防范的措施也要周密。法制的实施既要保障人民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又不要触犯和破坏封建社会秩序。这正如他在《早夏郡中书事》一诗中所说："虚怀询病苦，坏律操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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