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

　　"人之道在法制"，而法制的制订和实施是靠人来进行的。刘禹锡的尚贤思想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刘禹锡主张"右贤尚功"，"贤而尊显"②，即尊重贤能，崇尚有功，贤能应当得到尊贵的地位和显赫的名声。"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③，这些咏怀的诗句表达了刘禹锡尚贤的思想和同贤者心息相通的感情。

　　刘禹锡认为，衡量贤能的标准首先要看其"心"与"道"。他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说：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

　　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秀气，凡是得自然秀气多的就成为德才杰出之人。这种秀气形之于色，就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其思想感情抒发出来就成为文章。大自然既然给了贤俊秀气，那么其容颜与文章必然会把秀气表露出来。

　　刘禹锡与吕温有同门之谊。贞元二十年（804），他们曾同祭座主顾少连，祭文由吕温执笔。《子刘子自传》云："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韩愈《顺宗实录》卷五云："叔文最所贤重者李景俭，而最所谓奇才者吕温。"从刘禹锡的话中，看出吕温对王叔文的饮佩；从韩愈的话中，看出王叔文对吕温的器重。吕温是"二王、刘、柳"革新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永贞革新"期间，吕温在吐蕃，至王叔文败方归。吕温有一整套的政治革新计划及其进行的步骤。王叔文集团执政时，吕温未能参与其事，革新失败也未遭贬谪，不在"八司马"之内，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他在革新集团中的地位。刘禹锡在《集纪》中称赞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学，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这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吕温的志向更加远大，于是就放弃文学，专与有杰出政治才能的英才交往，注重政治气节，考核名实关系，把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吕温精通"王霸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能明王道，似荀卿。"但是，其"言可信而时异，道甚长而命窄，精气为物，其有所归乎？"刘禹锡认为，吕温能通晓治国之道，其学说与苟况相类似，即以仁义取得天下，用实力使国家强盛起来。吕温的言论是可以信赖的，但他生不逢时，理想远大而寿命短促，天地间精气形成的俊人，难道就该有这样的结局吗？刘禹锡赞扬吕温的政治抱负和社会活动才能，对他的主张和理想无法实现表示感慨。刘禹锡同吕温的关系，不仅是文字之交，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抱负。

　　韩晔是永贞革新集团中的"八司马"之一。刘禹锡称赞他既贤又能，推荐给饶州元刺史。刘禹锡《答饶州元使君书》云：② 《刘禹锡集》卷五《天论》上篇。

　　③ 《刘禹锡集》卷二十一《学阮公体三首》其三。

　　昌黎韩宣英，好实蹈中之士也。前为司封郎，以余刃剧于计曹，号无速事。能承其家法而绍明之，庭坚、仲容之族也。坐事为彼郡司马，更闰余者再焉。是必能知风俗之良成，采寮之善否，盍尝问焉，足为群疑之宝龟也。

　　顺宗时，韩晔为司封郎中、判度支案，与刘禹锡同在社佑、王叔文部下共事，以善于处理某些繁杂的事务，且无差错遗漏著称。韩晔为韩休之孙，韩混之侄，韩洄之子。代宗时韩滉做过户部侍郎、判度支，德宗时做过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韩徊原是刘晏"属吏"，德宗时也做过户部侍郎、判度支。①韩滉、韩洄都善理财。刘禹锡说韩晔"能承其家法而绍明之"，赞扬他比韩滉、韩洄更精明强干。韩晔"有俊才"②，称得上是古代舜时的庭坚、仲容一类的贤人。"永贞革新"失败，韩晔被贬为饶州司马。刘禹锡写《答饶州元使君书》时，韩晔已滴居饶州五年。他很了解当地风俗的好坏，官吏的善恶。

　　刘禹锡向饶州刺史元洪推荐说，他完全可以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好顾问。

　　刘禹锡认为，坚持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让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执政，能懂得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提倡和奉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的原则，就可以革除各种弊政，做出利国利民的政绩来。刘禹锡对一些贤能的治绩，写过不少称颂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了解刘禹锡抑制豪右、崇贤尚功的政治思想。

　　大和五年（831），刘禹锡写了《高陵令刘君遗爱碑》。碑文中写高陵县令刘仁师敢于与垄断水源的权贵作斗争，而把个人的前程和安危置之度外，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县内之大夫，鲜有遗爱在其去者。盖邑居多豪，政出权道，非有卓然异绩，结于人心，浃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当县令的，很少有离职后还被人们怀念的。因为县里多豪强，政事由权贵把持，没有特别的政绩深入于人心，渗透于骨髓，怎么能使人过了很长时间还愈加思念？

　　高陵县位于径水下游，农田靠泾水灌溉。按"水部式"规定，放水有一定的时间，田问开沟引水有一定的限度，在上游的不得私自挡水独占其利。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逐渐破坏了水部的章程和法令，高陵县赖以灌溉的水源，长期被居于径水上游的权丰所霸占，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损害。"荣势足以破理，诉者覆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冤衔忍，家视孙子。"长庆三年（823），刘仁师任高陵县今后，"励精吏治，视人之瘼如熛疽在身，不忘决去。"刘仁师忠于职守，视人民之疾苦如同长在自己身上的毒疮，决心把它除掉。他考查了水部规定的章程以及前后颁发的有关诏命，又增添了新的意见，请求变更水道，使水流入高陵境内；请求堵塞上游新开的渠道，使水不致白白流失；请求遵守有关农田水利的法令，使豪强不得违反制度。刘仁师把这些道理分析得非常详尽，并把便于施行的具体办法列成条文上报京兆府。但京兆府的椽吏既想依照刘仁师的办法，又怕得罪豪强，犹豫不决。过了两年，到宝历元年（825）时，正直的郑覃任京兆尹，才把刘仁① 《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洄传》。

　　② 《新唐书》卷一六八《韩晔传》。

　　师的报告上奏给皇帝。敬宗把这件事交给丞相府御史台办理，御史台派属官元谷去作实地调查。元谷带着诏书到白渠，把利弊情况搞得一清二楚，回京上奏皇帝。敬宗认为元谷调查的情况属实，由京兆府下达了开工修渠的公文。

　　当工程进行到七八成的时候，径阳豪门用诡计买通术士，上奏皇帝说：白渠下游是唐高祖生前旧居所在地，子孙应当对它表示恭敬，不应在此动土开渠。

　　敬宗听说后，命令京兆府立即停工。这时，刘"君驰诣府控告，具发其以赂致前事。又谒丞相，请以颡血污车茵。丞相彭原公敛容谢口：'明府真爱人，陛下视元元无所吝，第未周知情伪耳。'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诏许讫役。"当工程完成时，刘仁师亲率属吏到渠上慰劳，众民工欢呼，挥衣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犯豪，卒就施为。"从此，高陵人长期享受灌溉的利益。

　　刘禹锡认为，刘仁师"能爱人兮恤其隐，心既公兮言既尽"，即爱护百姓，体恤他们的苦衷；心地公正，敢于直言；称赞他"理人为循吏，理财为能臣，一出于清白故也"，即在治理百姓上是奉法的循吏，在管理财政上是律己奉公的能臣，这是他一贯清白的缘故。刘禹锡写的《遗爱碑》，用真挚的语言表彰刘仁师的美好政绩，也反映出作者自己重视农耕、维护法制的思想。

　　大和四年（830），刘禹锡写了《郑州刺史东厅壁记》，赞扬郑州刺史杨归厚的政绩：君侯始来三日，司税椽举七县董祖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螣也。"悉罢之。用户符而输入益办。司贡椽举梨林之征，请户晓。君曰："尽弛之勿籍。"用平贾而果益精。里无吏迹，民去病疾。授犊占租，如临诅盟。土毛人力，日夕柜长，故周岁而完焉，比年而愈肥。虽军兴輓旁午，大将牙旗往复相踵，而里中清夷，鸡犬音和。人既宁而物有余，政既成而日多暇。

　　据刘禹锡《祭唬州杨庶子文》云："维私之爱，与众无比。乃命长嗣，为君半子。谁无外姻，君实知己。"刘禹锡的长子刘咸允是扬归厚的女婿。杨归厚为人刚直，在朝任拾遗时曾因"伏閤论事，侵削内权。克扬直声，不温左迁。"①据《新唐书·李吉甫传》云："左抬遗杨归厚尝请对，??极论中人许遂振之奸，又历低辅相，??帝怒其轻肆，欲远斥之，李绛为言，不能得。

　　吉甫见帝，谢引用之非，帝意释，得以国子主簿分司东都。"可见，杨归厚因触犯宦官而被贬官。刘禹锡对此曾赋诗《寄杨八拾遗》表示敬佩：闻君前日独廷争，汉帝偏知白马生。忽领簿书游太学，宁劳侍从厌承明？洛阳本自宜才子。

　　海内而今有直声。为谢同秦老博士，范云来岁即公卿。

　　《祭虢州杨庶子文》还说："五剖竹符，皆有声绩。""五剖竹符"指杨归厚为万、唐、寿、郑、虢五州刺史。在郑州刺史任上，他把负责催租的上百名青吏称为"百螣"，一概罢去不用，结果"里无吏迹"，并未影响租税、贡物的按时完成上缴，而且"民去瘤疾"，"达到了"人既宁而物有余"②的效果。这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使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① 《刘禹锡集》卷四十《祭虢州杨庶子文》。

　　② 《刘禹锡集》卷八《郑州刺史东厅壁记》。

　　和改善。

　　刘禹锡《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称奚陟为贤人，并特别赞扬他能荐贤：天以大运生万物，而以正气钟贤人，至和来宅，其德乃具，公实有焉。

　　公少以名器自任，及显达，急于推贤。视其所举，则在西省荐权丞相，由右史掌训词；在中铨表杨仆射，由地曹郎综吏部。二公后为天下伟人。凡执文章权衡以揣量多士，一人中禁考策词，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玫，由我而显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风鉴，移于大冶，则熔范之内无非祥金。

　　《新唐书·奚陟传》云："常荐权德舆为起居舍人知制诰，杨於陵为郎中，其后皆有名。"即采自刘禹锡所撰《奚公神道碑》。刘禹锡以权德舆、杨於陵得到奚陟的举荐，声誉大起，终为"伟人"为例，表彰奚陟识人的慧眼和荐贤的美德。在这篇碑文中，刘禹锡也赞扬了杨炎对奚陟的提拔："丞相杨炎勇于用才，擢公为左拾遗"。史称杨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人士归之。"①杨炎在全国实施的两税法，有"赋不加敛而增入"②之效，这与他任贤择能，手下有一批得力的官员是有关系的。

　　刘禹锡为刘仁师、杨归厚、奚陟等人写碑作记，实际上是为贤者立传，有借以明志之意。另一方面，他对那些身穿儒服、道貌岸然，但不学无术、好发空论、趋炎附势、争逐名利之徒进行无情的抨击。《答容州窦中丞书》是刘禹锡在朗州时写给窦群的一封信。窦群曾反对"永贞革新"，在政治立场上与刘禹锡是敌对的。窦群任黔中观察使时，曾因压迫少数民族，激起人民的反抗。元和八年（813），调任容州刺史兼御吏中丞。这时其兄窦常任朗州刺史，他赴任途中，经过朗州，曾与刘禹锡会面。他在容州时，和刘禹锡有过书信来往。窦群在信中称刘禹锡为"希儒之徒"，刘禹锡答曰：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语、居学官者，为不鲜矣。求其知所以然者几何人？借曰有之，未必不诟病耳。今夫挟弓注矢，溯空而发者，人自以为皆弄可矣。移之于泽宫，则噤而不敢言。何哉？

　　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函矢相攻，蜩螗相喧，不啻于彀弓射空矢者，孰为其的哉？

　　在刘禹锡看来，世上穿着儒服、说着古语、身居学官的人是不少的，但要找到真正精通儒学的能有儿个呢？那些拉弓搭箭、对空乱射的人都可以自夸像羿一样善射，但一移到练习射箭的靶场，则闭口不敢作声，因为有箭靶在是骗不了人的。现在的儒生们，言论互相矛盾，像蝉叫那样喧闹不休，无异于拉满弓对空射箭，哪里有什么靶子呢？刘禹锡对儒者空发议论，而不敢接触实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容州地处"荒服之外"，窦群身为刺史，设绛帐讲《易》，当地的儒生"持经鼎来"，很快形成了读经的风气。但是，刘禹锡在回信中提醒窦群注意：所谓"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不可不顺。苟以有待及物为心，则养已与养民非二道① 《旧唐书》卷--八《杨炎传》。

　　② 《旧唐书》卷--八《杨炎传》。

　　也，矧群情之颙颙乎！

　　由于窦群正在讲《易》，因而刘禹锡就用《易》颐卦的彖辞来告诫他。"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义"，语出《周易·颐》："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其意思是圣人养贤才以治理百姓，这个颐养的正确道理很重要，不可不遵循。窦群任黔中观察使时，曾残酷地压迫少数民族，激起人民的反抗。刘禹锡在这里含蓄地告诫他不要徒发空论，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处理好"养己"与"养民"的关系。"有待"一语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这就是说，芸芸众生总是要依靠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生活下去。刘禹锡希望窦群以施惠于百姓为心愿，注意"养民"。就会认识到"养己"与"养民"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刘禹锡对那些虚有其名的儒生是很反感的。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刘禹锡主张的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往往是难以行得通的。他被贬谪朗州期间写的政治寓言诗《昏镜词并引》，有感于宪宗朝讳疾忌医，放逐贤能，宠幸谄佞的**现象，描绘了一个在昏镜面前得意忘形、自我陶醉的人物，具引言云：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区，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意，唯售是念。今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予感之，作《昏镜词》。

　　制镜工匠在市场上摆着十面镜子，打什镜匣一看，其中一面象月光一样明亮，九面象迷濛的烟雾一样模糊。有人说："好坏相差太大了。"镜匠笑着说："不是个能把所有的镜子都制好。经商的人只考虑能把镜子卖出去。现在来买镜子的人，必定一面一面地选着照看，把所有的镜子都看遍，挑选一面与自己相适宜的镜子。那面明镜，不能隐藏芒抄微弱，容貌不漂亮的人就不合心意，所以用明镜的只占十分之一。"刘禹锡对此很有感触，写了《昏镜词》。

　　其诗曰：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陋容多自欺，谓若它镜明。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饰带以纹锈，装匣以琼瑛。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昏镜不是用上好的青铜制成的，镜面模糊，失去了光泽。面貌丑陋的人总是自己欺骗自己，说昏镜和其它镜子一样明亮。在昏镜中既然看不到脸上的缺陷，美丽的姿态自然就可以被随意想象出来。陋容之人面对不见瑕疵的昏镜，照来照去，竟昏昏然地自以为漂亮得能使全城的人都为之倾倒。昏镜本来一文不值，但陋容之人却饰以纹绣之带，装以琼瑛之匣，对昏镜极其偏爱。象秦宫宝镜那样的明镜岂不贵重，但因为它不合丑陋者的心意，反被看轻了。

　　镜子能照见形象，引伸为鉴察。古有镜考（借他事以自省）、镜戒（借鉴前事以自警戒）之说。唐太宗总结前人经验，提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的名言。从唐太宗① 《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

　　"心暗则照有不通"②的理论来分析，三镜之中，铜镜是陪衬，"以古为镜"和"以人为镜"是要害。因为"心暗"则有所蒙蔽，不可能做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白居易《新乐府·百炼镜》云："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

　　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这是对唐太宗三镜的正确理解。刘禹锡写的《昏镜词》，显然受到这些名言的启示。他有感于当时朝政的**，有感于执政的昏庸，有感于自身的遭际，以"明镜"无人问津，而"昏镜"却倍受偏爱为喻，借以讽刺当时政治上是非颠倒--贤能惨遭迫害，而镇压"永贞革新"的好佞当道的社会现实。刘禹锡以"明镜"喻贤能，以"昏镜"喻奸佞，是要揭露"陋容"之人，为"明镜"鸣不平。《昏镜词》的讽喻是切中时弊的。这里既抒发了作者胸怀远大的抱负而无法施展的遗憾，也反映了作者期待宪宗实行任贤择能的用人之道的愿望。

　　② 《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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