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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唐江南经济、政治、文化状况

  刘禹锡青少年时期在江南度过了十八个春秋。中唐江南地区繁荣的经济、复杂的政治、发达的文化哺育了刘禹锡的成长,并对他一生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经济而言,经过东吴、东晋、南朝的开发,隋南北大运河的开凿,至中唐时期,江南一带的经济已相当繁荣。由于"安史之乱"对黄河流域经济的破坏,而江南地区处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使唐王朝不得不把江南作为主要经济支柱。《旧唐书·韩滉传》称:"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围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藩镇割据的情况下能继续维持一百多年,依靠江南经济、财力的支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政治而言,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鼎盛走向衰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激化。这时,江南社会虽然较北方相对稳定,但农民起义已呈此起彼伏之势。唐代宗宝应元年,"三吴饥,人相食","淮、湖之境,骼胔成岳"。①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农民走投无路。"宝应中,李光弼镇河南,时苏、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②"广德初,武康草贼朱潭寇余杭。"③"李栖筠,代宗时为常州刺史。时草贼帅张度因荒馑聚徒于阳羡西山。"④"苏州豪士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阻山自防。"⑤这些农民起义虽被武力镇压下去,但对统治阶级的打击很大。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长治久安,希望朝廷在政治上进行一些必要的革新,以消除社会隐患。年事日长的刘禹锡自幼身处江南,也感受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立志在政治上做番事业。正如他后来在《学阮公体三首》诗中所说:"少年负志气,信道不队时","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可见,刘禹锡从小就怀有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这对他后来所走的政治道路有直接影响。

  就文化而言,中唐时期江南的文化也比较发达。"安史之乱"时,中原地区大批有文化的衣冠士族避乱迁到江南,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江南经济的繁荣,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朝廷派往江南的官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且热心发展文化事业。中唐先后担任浙西节度使、观察使的几个人物如韦元甫、李栖筠、韩滉等,都很有才华。《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木兰诗二首》注:"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这就是说,韦元甫是著名的乐府民歌《木兰诗》的续作者。李栖筠也颇有文采,《全唐诗》录其诗二首。韩湿工书善画,又喜《易象》及《春秋》,著有《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议》各一卷。李栖筠在浙西观察使任上"增学庐,表宿儒河南褚冲、吴何员等,超拜学官为之师,身执经问义,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①嘉兴人徐岱"好学,六籍诸子,悉所探究,问无不通,难莫能屈"。

  ① 《文苑英华》卷七七五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遗爱颂并序》。

  ② 《旧唐书》卷一四○《张建封传》。

  ③ 《太平广记》卷一○五《报应四·陈哲》引《广异记》。

  ④ 《册府元龟》卷六九五《牧守部·屏盗》。

  ⑤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① 《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李栖筠"厚遇之,敕故所居为复礼乡"。②其它如浙东、宣歙、江西等道节度使也竟相罗致文人,注重教化。一时江南文人云集,人才辈出,为前所未有。

  大历八年正月至十二年五月(773-777)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公务之隙,招集文士",宾客有姓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如陆羽、萧存、刘全白、张著兄弟、皎然、吴筠、杨凭兄弟、皇甫曾、张志和等皆有名声。①皎然在《诗式》中说:"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江南的秀丽风光,哺育了诗人们的才华。韦应物是大历至贞元问的著名诗人。他在任苏州刺史时,和本郡的、过郡的许多诗人有频繁的交往,与顾况、皎然、丘丹、秦系、章八元、崔峒、孟郊等唱和。钟灵统秀的江南水乡和文化氛围,使刘禹锡从少年起就耳儒目染,陶冶了情操,培养了文人的气质。

  ② 《旧唐书》卷一**下《儒学传》下。

  ① 参阅黄本骥编订:《颜鲁公文集》卷十九《颜鲁公湖州宾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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