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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5）
而同样建立在“重义轻利”儒教思想之上的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一度也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日本显然没有像中国一样一直拘泥于此，德川时代两位思想家——铃木正三和石田梅岩，在巧妙地吸引儒教和佛教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宣扬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原则，主张人们要摒除私欲、全神贯注地去追求利润，然后用这些利润为社会做好事。
这样，就把追求利润和社会整体利益极富智慧地统一起来。而被誉为日本企业家精神导师的涩泽荣一，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并提出了“高产乃为善之道”的观点，这成为近现代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一种高度概括。
官商文化
除了轻商思想，集权观念和官商文化也对中国企业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890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汉阳钢铁厂”。而就此之前的1873年，美国卡内基钢铁公司才刚刚创立。两个钢铁公司前后相差不过17年，但后者成为了美国甚至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前者却命途多舛——从筹划到开工整整用了7年时间，耗费白银500万两，开工之后却只能生产出一堆又一堆含磷过高的次品。
之所以造成汉阳钢铁厂如此窘境，主要是和张之洞的盲目自大有关。比如把厂址选在远离煤矿和铁矿的汉阳，虽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好管理，但所有原料都要远道运来，这样大大提高了成本；而当初在购买炼钢炉时，英国机器制造方提出把中国的铁矿石寄过去化验，以决定哪种型号的钢炉适用。而这位湖广总督大人自负地回答：“中国之大，何处无媒铁佳矿？”于是，从英国购回当时比较先进的贝色麻钢炉，但和汉阳钢铁厂所用的矿石品位“牛头不对马嘴”……
可想而知，一家投资巨大的企业，如果交给一个封建官僚来管理运营，最后只可能变成一个畸形的怪胎。曾国藩的安庆兵工厂、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等，最终都跳不出这种历史的局限。作为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制度和文化上的惯性。
为什么中世纪时中国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迅速衰落而让欧洲人大大超前？为什么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发生在近代欧洲而不是早已具备条件的中国？这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这位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认为，是由于封建官僚社会阻碍了中国科技与经济的发展。
意识形态的制约
另外，意识形态对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也是一个很大的桎梏。
早在1945年，**就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但在解放军轰隆隆的炮声中，私营企业主仍不禁心惊胆战。
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4月**专程赶到已经解放后的天津，鼓励他们重新生产。**力图智慧地解决**理念和现实发展的矛盾，他说：“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说，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打倒资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但将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可以不革你们的命，可以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用和平的办法走到社会主义。”领导者的努力，终于取得了私营企业主的信任，新的政权也因此在建国后迅速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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