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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4）
消失的企业家阶层
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思维认为：影响经济起飞的主要障碍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缺乏，“师夷长技以制夷”便是这种思维的典型体现。但后来人们才发现：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短缺，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关于企业家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很多悲观论调认为，他们永远只是配角，甚至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曾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而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从1600年写到1989年，在长达389年的历史中，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仿佛这是一群下落不明、甚至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阶层。
财经作家吴晓波不甘心接受这种太过于悲观的论调。他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创建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几乎在每一个重大的国运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
比如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涌现了一批发奋图强、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他们有张謇、荣德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等人。但企业家这种短暂的灿烂如白驹过隙、飘瞥即逝。
这显然是一片不利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生长的贫瘠土地。制约生长的主要因素有三：一个是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轻商思想；一个是集权观念和官商文化；一个是僵硬的意识形态。
轻商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经济为根基的，因此需要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而封闭的经济结构。
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把商工之民视为“五蠹”之一，就像蛀坏木头的蠹虫一样祸国殃民。
秦朝以“重农抑商为本”，视商人与罪犯为同类。汉朝则更加禁止商人着丝乘车、仕宦为吏，并采取重税重赋等政策限制商人发展。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时期，但同时因为理学、佛教和道教的盛行，商人地位被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清初，商业一度出现繁荣景象，但统治阶层“重农抑商”的根基并没有丝毫动摇。到了清末，尤其是1840年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大门后，中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通过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经济实业来达到强国的目的，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
即使如此，数千年的“重农轻商”思想仍未能立马驱除。在洋务运动展开的时候，仍有很多顽固封建官僚纷纷陈述弊害、极力反对。
即便如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在面临征取何种税收加固国防的两难抉择时，向清帝如此陈言：“与其抽农税不便于农，不如抽重税不便于商。”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崇公灭私”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尚书》提出“以公灭私”；春秋战国时提倡“强公室，杜私门”；东汉马融在《忠经》里说：“人无私，大亨贞。”西晋傅玄在《傅子?问政篇》中告诉我们：“私不去则公道亡。”宋代理学更是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而崇公灭私的思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企图突破“私”字禁区的人文启蒙思想，如明代李贽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若无私则无心……”黄宗羲则强调：“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而章太炎提出了“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但这一切与“崇公灭私”的主导思想相比，不过是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偶尔跳溅起的几朵小浪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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