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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6）
1950年12月，出台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这对解放后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盈余达37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90.8%。
但随后迎来的却是暴风骤雨般的“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最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使人们普遍认为消灭资产阶级有其必要性。而最让人叹息的，便是1952年2月8日著名实业家卢作孚的自杀。
1953年6月，**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实质上表明，将要逐步消灭私人资本。
到1956年，随着公私合营结束，全国80多万私营企业主彻底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那些在人民眼中“落后、腐朽”的资本家们，曾如此哀叹：“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
而在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也开始失去保障，所有的房屋、家具和存在银行的个人存款，随时都有被充公的可能。当时的领导者渴望恢复东汉张鲁的“五斗米道”——设置义舍义米义肉，大家吃饭住宿不要钱。
1963年发动的“四清运动”，进一步割断资本主义的尾巴。而于1966年6月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要彻底地“兴无灭资”。文革中，很多人面临着随时可能被抄家的危险，而作为私营经济余音的定息，也最终被划上了句号。
就这样，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家在中国被彻底消灭，但这一切折腾却并没有换来一个理想中美好、丰足的**社会。在文革中，不但个体工商业领域一片空白，就连国营工商业也全面停滞，这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萎顿之中，人民普遍面临着贫困和不安定。
善待企业家就是帮助国家壮大
“你将我的所有全拔去，仍能不烦不恼。宁像野草决不肯枯萎，天生我低贱都好。烧光了比当初更高，远隔天边仍望到……”香港“填词圣手”林夕的一首《野草》，无意中却写尽了中国大陆私营经济和企业家群体在歧视与踩压下的苦痛、徬徨、不屈与绝处逢生。
改革开放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所扮演的角色反差甚大，经历了从“反角”到“群众角色”、再到“配角”、最后到“主角”的演变。这种角色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92年，私营经济从“资本主义的尾巴”变成“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核心的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类似的观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进一步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
在当时，城乡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重大的巨石。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发展城市个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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