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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词论》一辩

  《词论》是一篇首次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很有锋芒的好文章,又是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之手,本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它却"生"不逢时,长期沦为"弃儿",无人问津。后来遇到了胡仔,它的幸运和不幸,都得从这位"苕溪渔隐"者谈起。

  (一)胡仔及其与《词论》有关的功过

  胡仔,字元任,大约比清照晚生十一、二年,比她后卒十四、五年,二人基本同代,所以胡仔有关清照的记载是值得重视的。他是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其父舜陟,字汝明,号三山老人,官至徽猷阁待制、广西经略。《苕溪渔隐丛话》中所载《三山老人语录》,即述其父语。胡仔少时以父荫授迪功郎。绍兴六年(1136 年)侍父赴广西七年。父母丧后,曾赋闲20 年。休官后退居吴兴苕溪,自号"苕溪渔隐",并以此作为其论著的名称。

  《苕溪渔隐丛话》是继阮阅《诗话总龟》而纂辑的前、后两集诗话选本。前集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 年),后集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中间相隔整整20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胡仔此著云: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 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证,此则多附辩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于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今天看来,胡著不仅以其择取谨严、条理明晰、载有撰者评语等方面优于阮书,前者的更为可贵之处是它补辑了元祐党人的有关资料。《诗话总龟》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是时元枯党禁虽已多次下诏解除,但在此书纂辑过程中,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元祐党人的一切著作均不得收录,已收录的也要遵诏删除或焚毁。而胡仔则"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纂集,庶免重复"①。《词论》就是在胡仔的这种纂集原则下,幸蒙收录,从而得见天日的。但《词论》和它的作者又是不幸的,竟然遇上了胡仔这么一位重男轻女,处处维护旧礼教的迂腐者。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凡女子都被列入《丽人杂记》的"另册"。李清照的《词论》之所以得入"正册",完全是沾了晁补之的光,胡仔对她则是极尽讥讽之能事的。所以说他既是率先收录《词论》的功臣,也是低毁《词论》的始作俑者。到了清代,裴畅云:"易安自恃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②,则是拾人牙慧而已,不值一驳。至于当代人对《词论》的看法,虽未曾见到比裴畅更加过激的言辞,但也曾有相当一部分论者一度对其采取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究其原因大多与维护苏轼的革新词①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6 月版。

  ② 《词苑萃编》卷九,《词话丛编》第1972 页。

  风有关。所以弄清《词论》对苏轼的态度,是对它作出正确评价的颇为重要的一环。

  (二)《词论》不满苏词的背后

  当代的《词论》否定者,如果是基于对苏轼改革词风的拥护,那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只看到了清照对苏轼的不满,没有看到她对苏拭的服膺,更不理解她那颗义无返顾地维护词的纯洁性的赤诚之心。诚然,从表面上看,《词论》是与苏拭唱反调的,甚至在言辞上对于长辈还有些冒犯。但如果把眼光放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词坛现状之中,恐不难发现清照对苏拭所采取的是明贬暗褒的障眼法,运用障眼法,对于别个年轻女性来说,可能求之过深,但对于年纪轻轻就深受党争株连之苦的清照来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自卫之道。写《词论》时的李清照,不仅其自身仍未完全摆脱党争株连的罗网,其时她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受到庭争株连被迫回乡。正在偕丈夫屏居乡里的李清照无疑必须在一些较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或谨言慎行,或避人耳目,而涉及到苏轼,李清照的心境当更加复杂和微妙。对她的父亲李格非来说,苏轼是一位值得感戴的知遇者,对其翁舅赵挺之来说,苏轼又是一位政敌和死对头。不管赵家三兄弟是否要求李清照在对待苏轼时必须与赵家保持一致,李清照也不能不有所避忌。因为在当时即使在一些不相干的问题上,说一点被追究的元祐党人的好话,都是违背朝廷的旨意,在风声紧的时候,十有**会招致麻烦甚至是祸患。作为早已成了廷争的惊弓之鸟和无辜牺牲者的李清照,她又何苦来呢?再者,本来就把词的音律放在首位的李清照,看到苏轼对于音律的要求不象她那么严格,遂致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说来,李、苏的分歧仅在于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内容放在第一位的问题上。回答这个问题时,今天的论者如果不考虑词的衍变史,就会简单化地把内容说成是第一位的,而把词律说成是束缚思想内容的枷锁,从而对《词论》采取否定态度。实际上在当时恰恰相反,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是把音律放在第一位的。《词论》的偏颇仅在于它把词的传统因素看得过于重要,在音律问题上不准"革命"、不准越雷池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批评李清照的词学思想有保守、落后的一面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推尊词体的问题上,李、苏又有着惊人的共识,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李清照是打心眼儿里佩服苏轼的。《词论》里对柳永和秦观的批评,她所接的基本上是苏轼的话茬儿。词话中有这样两件趣事常被提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黄升《花庵词选》卷二苏轼不仅自己与继承"花间"词风的柳水分道扬镳,也不赞成他的门人秦观沾染"柳词句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照《词论》也批评的柳词内容有猥亵低俗之处。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维护词的纯洁和尊严,李、苏间不但无枘凿之乖,还颇有点苏唱李随的味道,但这种随从绝不是指苏轼的"自是一家"与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相反,它们虽只差之一字,却异之千里。苏说是指自己与柳永的词风不同,而能自成家数。李清照是说诗、词间应有严格的区别。不难看出,苏拭是针对柳永的,言外之意,有与柳词比个高低而又坚信其词远胜柳永之意。上引胡仔讥讽李清照"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一步说清照是这样,那么苏轼不是这样吗?他不仅是这样,他还只着眼于争"我"苏轼一家之长,而李清照是为词这种文体争取地盘和生存权,以求其不被诗所同化和吃掉。如果上引裴畅批评清照"其妄"、"其狂"成立的话,那么她也只是说自己在对词不同于诗的特点的"知之"上,高出晏、欧、苏等人一筹,而她对知道词"别是一家"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则只是在"铺叙"、"典重"、"故实"等方面,指出他们各自的不足,其间除了对秦观的批评与事实不够相符外,对其他人可以说是切中其弊的,绝不是如裴畅所讥讽的妄"开此大口"。遗憾的是有论者很不理解清照的这番苦心,他们甚至是出于意气用事,对清照其人其词作出了极不公允的评价。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与清照大致同时的王的。说他意气用事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王的很服膺苏拭,他对《东坡词》评价极高,同时也就不满于清照《词论》对苏词的非议,从而说了这样一番倚轻倚重的后:"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①其中"今少年妄谓"云云,显然是冲着李清照《词论》来的,又显然是只看到了《词论》拘于传统的不足的一面,而没能看到其作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有不怕得罪名公大臣、舍己为"词"的,一面。在这一点上,李清照以其"压倒须眉"的《漱玉词,的创作实绩,作了最好的回答。

  (三)《词论》对欧词的不满和清照对欧句的酷爱

  这里所谓欧词是指欧阳修词作的总体;"欧句"是指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词中的首句。对于前者,李清照在《词论》中曾表示不满,而对于后者,她又说"予酷爱之"。对这种矛盾现象如何解释?是不是清照言行不一,或出尔反尔?自然不是。

  《词论》涉及到欧词时,是这样说的:"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应该说这段话是有问题的,而问题主要不是在观点和事实本身,主要是话说得过于笼统、表述不够圆满。因为在晏、欧、苏三者很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一起统而言之,难免顾此失彼。苏轼的情况已见于上文,而时人对于晏殊的看法,主要当不是他的词写得怎么样的问题,有一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知不足斋丛书。

  则记载说明晏殊认为自己的词,与柳永的淫冶之曲不能同日而语:柳三变既以词件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于。"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柳永因为其《鹤冲天》词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犯了上颜,吏部不予提升,柳永就到政府去找宰相(相公)晏殊,而晏相公同样认为柳永是那种整日价泡在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浪子,认为他得不到晋升是活该。这与李清照对柳词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以她对晏词的不满,当主要不在其内容本身,而很可能象王安石那样认为作小词与其宰相身分不符:"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②这一观点就是在今天,从一定意义上看也不无道理,在当时恐怕是被当作至理名言的。名公大臣即使为了自娱偶作小词,也往往被看成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欧阳修除了与晏殊一样,身为名公大臣因作小词而受到非议外,其《醉翁琴趣外编》还被认为"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①。这种尖锐的批评,虽出自李清照不可能得知的后人之口,但欧词本身的这类问题却是早已存在了的。对于致力于词的纯洁和尊严的清照来说,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对欧词表示不满,说明她是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比在晏、欧词的音律问题上寻找微瑕,更为合理而有意义。

  关于李清照为什么从不满欧词到"酷爱"欧句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完全是借"醉翁"的酒杯浇她自己的块垒,即以欧词中所写的"章台""游冶"者,来影射和规劝其丈夫赵明诚。这方面的来龙去脉,已在本书第二章的"赵明诚缒城宵遁被罢官"一节中,作了交代。

  ① 张舜民《画墁录》,四库全书本。

  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① 《吴礼部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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