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李觏评传 > 二、通变救弊的治国之术
李觏指出,政令有重要作用,君主凭藉各种政令,可以使万民赴汤蹈火,即君主能够"主政令,必生杀",使民"不得不从",这是政令严明而有其利的一方面,同时李觏还指出,政令亦有弊的一方面。他说:夫为令之弊有四:初不审,终不断,言者矜,闻者争也。??彼作事不咨于众,虑不待尽而辄行,使人有以诟病,是初不审也。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垦,则有风雨,谓政治不可偏从民欲耳!彼有沮之,则不计利害大小而速改,是终不断也。君陈以谋,猷入告而顺之于外日:"惟我后之德。"彼议以一事则夸以为功,使其党间而疾之,是言者矜也。??彼闻人之功,耻居其下,虽善必沮,是闻者争也。人主能知弊之所在,则可以行令矣。李觏在说明政令之利的同时,又指出政令之弊的方面,并从政令之利与弊的两个方面告诫君主必须"慎令",不可随意发布政令,要深思熟虑,计算利害得失,不夸功自矜,不听风是雨,要初审、终断,做到上威、下听、令行、禁止。为此,君主必须看到政令不严之弊。李觏由政令之弊而看到宋代社会政治之弊,故他提出必须解救社会之弊,而救弊必须通变。通过社会改革,挽救社会危机。所以说:夫救弊之木,莫太乎通变。在李觏看来,只有通变,才能救弊,通则变,变则久,否则社会的政治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为此,李觏积极发挥了《周易》的通变理论,结合社会政治实际,提倡政治改革。要改革弊政,就要了解社会的弊政所在。因此,他主张了解社会真实情况,体察人民疾苦隐痛,要允许人民讲话,尤其是讲真话,这就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实行"开讳",不设"禁区"。他在《庆历民言》中,把"开讳"作为"补于世"的第一项变革措施。他所说的"开讳",就是解除忌讳,允许讲话,打破禁锢,正视国家的利害得失、生死存亡,不要忌讳人家讲死亡,大力提倡人民讲实话,尤要提倡群臣直言敢谏君主的是非功过,这才是智者之策,明君之举。李觏说:主谏净,则不得讳其恶矣。①身莫不恶死,而未尝有不死;国莫不恶亡,而未尝有不亡。等死耳,殇不若彭之寿;等亡耳,奉不若周之世。寿虽高而归之死,世虽永而归之亡,然而以死亡为讳者,是不智也。闻死而温,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敢争其失。疾不治则死, 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是讳死而速死,讳亡而速亡,智者果如是哉!
李觏针对当时堵塞言路,只听颂歌,不听逆言等弊病,经过多年思考和事实验证,为了有"补于世",而发出这些救世。
除弊之言。他认为,君主治理国家,洞察群臣,救民善政,就要立谏净,不讳其恶,这如同一个人,没有不害怕自己早死一样,假若害怕自己于死而讳疾忌医,听到死而烦怒,那么医生就不会说出其病症所在,不得医治,因而早死,这就是怕死、讳死而早死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害怕群臣说其弊端、① 《庆历民言·慎令》,《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6 页。
② 《易论第一》,《李觏集》卷三,第28-29 页。
① 《礼论第三》,《李觏集》卷二,第10 页。
② 《庆历民言·开讳》,《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29 页。
亡症而不准说亡,听到说亡而震怒,那么群臣也不敢说出其亡症和亡因,不纠其失,因而早亡,这就是讳亡而早亡的道理。怕死、怕亡,而不准言死。言亡的做法,显然不是智者之策,而是愚人之举。
明君贤主要"立谏净","不讳恶","设开讳",让群臣讲话,要相信人事的作用,不要相信天命的主宰。因为"守国在政,行政在人",只有发挥人的作用,才能治理好国家。李靓的这些政治见解,既是有胆有识的智者之论,又是切中要害的救弊之术。
在"通变救弊"、"开讳救弊"的前提下,李觏还提出了"审奸","防蔽","虑永","谨听"等治国救弊的措施。
李觏明确指出,国家的治与乱是交替进行的。"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看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能在乱中思治。求冶,在治中备乱、防乱。愚昧的统治者,却看不到这种乱与治的不同发展变化,认为治永远不会变乱,故不能备乱、防乱。李觏说:"治之民思乱,乱之民思治。??故智者虑乱于治,愚者谓治不复乱。"①李觏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历史经验为借鉴,具体地分析了造成国家混乱和灭亡的重要因素是"盗"和"奸"。"奸"比"盗"的危害更大,因为"奸"以锄"盗"为名,借以收买人心,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可以推翻君主的统治,而"盗"则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是,"盗"为"奸"提供了条件,二者狼狈为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破坏国家,搞乱社会,俱为危险者。因此,明君贤主要思治防乱,杜盗除奸。
"盗"与"好"是乱国坑民之患,由于他们善于隐蔽、伪装,以伪善的假象,掩饰其丑恶的本质。这就使人们不容易发现·揭露他们的罪恶,直到他们的罪行败露之后,人们才可以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再就是左右群臣蒙蔽君主,使君主不了解真相,不知道"盗"与"奸"作乱的根源。左右群臣之所以要蒙蔽君主,是因为他们"惧诛"。他们为什么"惧诛"呢?因为这些人平常是以"佞邪席其身,养君之欲,迎君之非,君有问焉,必曰安于泰山也。然而乱且起,国且危,是昔者欺吾君也。君一怒焉,则死不待顷,于是纩君之耳,不使闻危乱。姑缓吾死,何暇虑长久也。"①由于"盗"与"奸",善于阿谀奉迎,投君所好,隐瞒真情,不吐实话,不让君主知道国家的危难之境,以求保全自己,求得苟活。他们不仅欺君罔上,而且致乱国家。为了防止这般人的欺君罔上,致乱国家,就必须"防蔽",使君主了解真情、实情。李觏认为,为了"防蔽",就要"谨听"。要鉴别、洞察真假之言。不要为那些"谗者"的谗佞之言所欺骗和蒙蔽。因此,要"谨听"、"信谏"、"防谗","细察"、"远私"。他说:谗者,沮善者也;谏者,抑恶者也。名之谏者, 皆知好焉;名之谗者,皆知恶焉。然而人主不免于信谗者,谗似乎谏也;愎谏者,谏似乎谗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辞同,而情则异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为谗;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则为谏。君子小人之心,忽帆而不可见,是谗谏所以乱也。好谏而不慎,则奸臣进;恶谗而不察,则正人退。谗佞之人沮善行恶,直谏之人抑恶行善。君主要谨察、明鉴"谗言"和"谏言",为了做到这些,就一定要"谨听","细察","深① 《庆历民言·备乱》,《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0 页。
① 《庆历民言·防蔽》,《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1 页。
① 《庆历民言·谨听》,《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2-233 页。
观",以此使君子进,小人退。
李觏深知,政治形势的发展,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天下的祸患都是渐渐发展、积累而成的,同时也是由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亡国之君,即使是像桀、纣之类的暴君,其所以使国家灭亡,亦并非完全因为其本人之恶而造成的,而是由客观形势的渐渐发展、积累的结果而促成的。微时不注意防微,一旦发展形成了"天下之势",就如"决河堤使东流"一样,"一往而不反",无法挽回。由此出发,李觏告诫明君贤主要"舍近而谋远",不仅仅要考虑自己一世无患,而且要考虑子孙之世无患,要"为万世计,不可溺苟且之议。祸不在身而在子孙,既足动其心矣,而况仓卒之可虞哉!"②只有深谋远虑,才不致祸及自身和子孙。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觏的"救弊之术"是以"通变"为理论根据的。
他认识到,社会事物同自然万物一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是一个由渐变积累到突变成势的历史演进过程。所以说:"亡国之君不皆恶,非桀非纣,则所由渐矣。渐者何也?基祸于彼,而受祸于此也。天下之势,一往而不反,若决河堤使东流也。"①这显然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个人决定论;历史是渐进演化到突变飞跃,而不是偶然事件决定历史发展的,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历史观点。
在李觏看来,"通变救弊",要以《周易》的变易思想为指导,要掌握"常"与"权"、"中"与"偏"、"妄"与"怠"、"明"与"昧"的对立统一关系,做到因时制宜,不偏不倚,伺机而动,明而不昧,以权执常,这样就可以使国泰民安,康国阜民。
李觏的这些"通变救弊之术",既有其正确的理论根据,又是切中时弊之言,所以是科学而中肯的智者卓见。
② 《庆历民言·虑永》,《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2 页。
① 《庆历民言·虑永》,《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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