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北宋王朝从建国到中期，已经走上了"积贫积弱"的道路。当权的统治者为了应对"内忧外患"的惨局，免于"一旦之忧"，而加重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搜刮。广大穷苦农民在沉重而苛刻的赋税、摇役剥削下，无法求生。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却享有种种免役、免赋的特权。随着赋税和谣役的增加，农民负担的加重，地主特权的膨胀，官僚恩荫的盛行，更加剧了农民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并日趋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年不断。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李觏提出了薄赋税，均役力的政策，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沉重负担，从而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针对北宋当时名目繁多、沉重苛刻的赋税制度，李觏提出应当采取"薄赋敛"的政策。他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政策才能给中小地主和广大农民以生路。比较合理的赋税制度是："轻者不减二十而一，重者不逾十二，以役多少参折之"，只有实行"什一而税"，才是通达合理之策。他主张在一般情况下，要实行什一税，重者不能超过十之二，轻者不能少于二十之一。如果遇到荒年凶岁，还要视收成多少而决定，不要不看丰凶，一律收税，困杀百姓。他说：夫什一而税，天下中正，是故谓之彻。彻者，通也。然耕获之事，丰俭亡常，不幸凶旱水溢，或螟螣蟊贼，农虽尽力，谷有不登，而有司必求如法，于理安乎？孟子道："龙子之言日：'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圣人设官，必于谷之将熟，巡于田野，视其丰凶，而后制税敛焉。丰年从正，亦不多取也；凶年则损，何取盈之有哉？自古以来都实行"什一而税"，这是较为合理的赋税制度。然而，如果国家不根据收成的好坏、年景的丰凶，计算国家的费用，不知道粮物的足否，而一律按什一税而敛财，这样在凶年就会使农民转乎沟壑。僵仆野谷。据此，李觏提出：各级官吏，在庄稼将熟季节，巡视田野，观察丰凶，而后制税敛。做到丰年从正，不多取多征；凶荒则损之、少征。这样可以使国有用、民有食。李觏依据《王制》"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的规定，主张国家规定"什一而税"要以三十年的丰凶平均为标准，即使这样也还要看当年的收成好坏而后制税敛，不可滥征赋税。
可是，当时的统治者，却不顾人民的死活而重取其赋，重敛民财，特别是那些心术不正的贪官污吏，为了自己"贪功以求赏，不恤人之困乏"，随意"滥税敛万民"，造成万民贫困，无以为生，他们自己却升官发财，弹冠相庆，真是可恶。李觏对此发出无限的感慨，他讽刺道：官家的的要宽征，古时什一今更轻。州县酷嫌民渐富，几多率敛是无名！白刃劫君君勿言，人生祸难俱由天。君家岁计能多少，未了官军一饭钱。庭下螺囚何忿争？刀笔① 《周札致太平论·国用第十》.《李觏集》卷七，第84 页。
少年初醉醒。黄金满把未回眼，笑杀迂儒欲措刑。在李觏看来，"为国者未有不欲其民富且寿矣。薄税敛所以富之也。"①而当今的统治者及各级官吏，却不是这样，一些特权阶级。贪官污吏不仅不纳税赋。不服谣役，反而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广大农民，有感于此，李觏在他的诗文中，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无情的讽刺。他指出，繁重的赋役像杀人的刀子一样按在人民的脖于上。虽然这般残酷，人民却敢怒而不敢言。李觏对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夺其常产，废其农时，重其赋税，以至饥寒惟淬，而时赐米帛以为哀人之困"②的非礼不仁的罪行，不断揭露，痛加鞭笞。他指斥这种不仁道的罪恶行径是违反先王之道的。他以先王之道、税制为据，予以批判，在批判中，继续阐发了他的赋税主张。他说：先王之道，取于民有制，计口发财日赋，收其田人日税。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投，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诸侯亦什一而税。??贡之所入，各有其常。??贡不以常，则人无备，人无备而责之必有，非买于蓄家不能以有也。故取之于非其地，求之于非其常，皆农人之病而商贾之利也。李觏积极主张以田亩收税，以人口征赋，实行严格的赋税制度，做到贡赋有常制，使人民有准备，不得随意增加赋税。如果无制而取赋税，必然使广大农民无所措手足，只好向那些商贾蓄积之家高价购买粮食，以致伤害农民，有利商贾。
李觏的这些主张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由于土地兼并的恶性膨胀，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不仅垄断大量的土地，而且享有各种免赋役的特权，他们隐瞒大量的土地，漏纳赋税，也有些农民为了逃避赋税的沉重负担，而携带土地"匿比舍而称逃亡"，①成为特权者的佃客，这样就使登记在册的田亩大大减少，田赋随之亦相应减少。因此，按田亩纳税，计人口缴赋，在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宋真宗时，丁谓说："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②即豪强地主兼并者们，二十亩田纳一亩田地的税，三十亩田纳二亩田的税者，大有人在。在此同时，只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却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以至他们在破产之后，却依然负担着原有的田税。这样就出现了"有产无税"，"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由此可见，李觏主张的按田亩计赋税的办法是有时代背景和实际意义的。
李觏的轻税薄赋政策，既是为了使各级官吏"不敢厚敛"，又是为了"宫民"，使农民免于饥寒冻馁，流离失所，达到"内以给吉凶之用，外以奉公上之求"，就是说要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所以他告诫统治者要"薄税敛"，以富万民。
李觏在主张"薄税敛"的同时，又主张"均力役"。我们知道，宋代的差役，名目繁多，极为苛重。诸如：衙前、里正、户长、耆长、壮丁、承符、① 《有感诗三首》，《李觏集》卷三十六，第431-432 页。
① 《安民策第五》，《李觏集》卷十八，第174 页。
② 《礼论第四》，《李觏集》卷二，第12 页。
③ 《安民策第九》，《李觏集》卷十八，第180-181 页。
① 《文献通考·田赋考》。
② 《文献通考·田赋考》。
人力、手力、渡于、斗子、拦头、厅子等等种类。尽管差役繁多，负担甚重，可是官户以至沾点官气的，都不服差役。商人也基本上是"赋调所不加，百役所不及"①，和尚、道士等都兔除差役。大部分有钱有势的地主也想方设法逃避差役。因此，沉重苛刻的谣役都压在农民的头上。由于繁重的谣役连年不断，使许多人"困于久役"，"破坏家产"。②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李觏提出了"均力役"的主张。他指出，按《周礼·乡大大》的规定："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同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其他的人都不能免力役。可是，当今却不是这样，倒是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不服谣役，为此，李觏主张，除了按《周礼·乡大夫》所规定的人免役外，其余所有的人都应当平均担负力役。他说：君子之于人，裁其劳逸而用之，可不谓义乎？世有仕学之乡，或舍役者半，农其问者不亦难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贵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劳，诚不可役，然复其身而已。世有一户皆免之，若是则老者，疾者亦可以同门不使耶！③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六曰安富"，谓平其繇役，不专取也。大哉！先王之法，其所以有天下而民不者乎？??及其为国家则有反是者矣。田皆可耕也，桑皆可蚕也，材皆可饬也，货皆可通也， 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如此而后可以为人之民，反疾恶之，何哉？疾恶之，则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费必于是，富者几何其不黜而贫也。使天下皆贫，则为之君者，利不利乎？故先王平其繇役，不专取以安之也。先上之法，是干谣役，只有少数贵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才予以免役，其余的人都要平均负担谣役，不专取一部分人。这样可以使天下宫庶，民不怨恨。李觏依据先圣王之法，主张平均徭役，不专取之。他所说的专取对象是那些"任之重，求之多，劳必于是"的中小地主阶级。李觏认为，如果国家把沉重的摇役负担，全部压在他们的头上，专取之他们，使他们不堪重负，最终必然由富变穷，以至造成天下皆贫，国家不安。这样对封建统治者非常不利。因此，李觏反复说明不应专取徭役的道理和平均役力的必要。他的动机是为封建国家着想，为中小地主阶级争利，与大官僚、大地主抗争，客观上对广大劳动者有利。李觏在揭露、痛斥那些频征役力、聚敛财富的贪官污吏的同时，对那些不频征役力和不重取赋税的亲民、爱民官吏予以称赞：太平无武备，一动未能安。庙算何时胜，人生到难处。役频农力耗，赋重女工寒。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自注：时国子慎懤土守本郡。）①）
贪官污吏，频征力役，耗尽农力，加重赋税，使民饥寒，他们都是只爱官，不爱民，使人民在重赋频役的压榨下，生活到处难，简直无法生活下去。只有盱江大守，才怜民不爱官，值得赞扬。
① 《食货论畿赋》，《乐全集》卷十四。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
③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五》.《李觏集》卷八，第89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六》，《李觏集》卷八，第89-90 页。
① 《感事诗》，《李觏集》卷三十六，第407 页。
李觏还指出，国家发展经济，强本抑未，除了采取理财富民、平土均田、薄赋均役、控制物价等措施外，还要兴水利，备水旱，制农器，修稼政，救凶荒，委积粮，国足用，治病疫，兔民疾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富民，康国济民。如果说李觏的全部著作都是"从大处起论"的"真医国之书"，那么他的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就使他的经济思想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极为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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