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的记载中，有许许多多涉及鬼神的故事，也有情节十分荒诞的。郦道元引用这些鬼神故事，如前面提及的《淮水注》："寻而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败我濯龙渊？"其实是为了用这类鬼神故事达到他在某些问题上要表达的目的。当然，在另外一些场合，也可能是为了增加注文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其实，他不仅不信鬼神，而且凡是遇着以鬼神故事混淆重要的事实时，他往往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澄清荒诞的鬼神故事，揭露事物的真相。这中间，被他辨明的关于铜翁仲的传说即是其中之一。
卷四《河水》经"又东过陕县北"注中，有一个关于铜翁仲没入黄河中的故事，注云：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王莽更名黄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临黄河，悬水百余仞，临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带河，水涌起方数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铜翁仲所没处。又云，石虎载经于此沈没，二物并存，水所以涌，所未详也。或云，翁仲头髻常出，水之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髻不复出，今惟见水异耳，嗟嗟有声，声闻数里。
这里，注文所述的铜翁仲，即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正义》引《汉书·五行志》："时大人见临洮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销兵器，铸而象之，所谓金狄也。"此事，卷四《河水注》所记，比《史记》和《正义》更为详细：按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见于临洮，长五丈余，以为善祥，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坐之宫门之前，谓之金狄，皆铭其胸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长五尺，足六尺，李斯书也。故卫恒《叙篆》曰：秦之李斯，号为工篆，诸山碑及铜人铭，皆斯书也。汉自阿房徙之未央宫前，俗谓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梦铜人泣，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镌灭所梦铜人膺文。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重不可胜，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毁二为钱，其一未至而苻坚乱，百姓推置陕北河中，于是金狄灭。以上记载的，除了秦始皇在咸阳铸十二金人见于正史外，其余大多是牵强附会的传说。"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每个金人据记载重达一百多吨，从长安到邺宫一千多里，即使用今天的交通工具运输，也有极大困难，何况古代。这个传说最后又归结到黄河急流，由于有铜翁仲落入此处河中，而使这里"水涌起方数十丈"，而且"嗟嗟有声，声闻数里"。说得有声有色。
但是郦道元显然绝不妄信这种无稽之谈。他虽然搜罗这些传说把它们写入注文，但其实他是胸有成竹的。他写入这些牵强附会的材料，或许正是因为他对此已经作了深入的考证研究，有了他自己的结论。他说：余以为鸿河巨渎，故应不为细梗踬湍；长津硕浪，无宜以微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涛波者，盖《史记》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郦道元所引的数据见于《史记·魏世家》："（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正义》引《括地志》云："虢山在陕州陕县西二里，临黄河，今临河有冈阜，似是颓山之余也。"郦道元的说法，显然是信而有征的。但戴延之（《西征记》撰者）却只凭道听途说，连《史记》这样的权威著作都未曾查阅一下，宜有此误。当然，在古代这个充满牛鬼蛇神的传奇故事的社会里，戴延之记下了这种荒谬传说并不足怪，因为在当时，像郦道元这样具有科学思想而又愿意寻根究底的人，毕竟是少数。
铜翁仲的事情发生在黄河，不仅历史上有权威的文献可以查考，而且郦道元也能亲自到那里考察，要获得正确的结论，还不是十分困难。而对于那些文献缺乏，又是他足迹所不能到达的地区，对于那些地区所流行的神怪故事，郦道元也同样抱怀疑的态度。钱塘江的涌潮所引起的潮神的故事即是其例。卷四十《渐江水》经"北过余伉，东入于海"注云：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余。《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云：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涌潮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郦道元身居内陆，从未看到过这种自然现象。但在上述注文中引及了枚乘，即枚乘所撰《七发·观涛》。在这篇文章里，把海涛（即涌潮）描写得骇人听闻。在没有科学知识的古代，看到这种情景，当然不免要涉及荒诞。对于这样一种"海水上潮，江水逆流"的奇异现象，郦道元当然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但是他绝不相信《吴越春秋》所谓伍子胥、文种之说，而是简单地说出他的看法："似神而非。""似神而非"，意思就是说，事情确实神奇，但并不是伍子胥和文种所引起。由于他没有目击过这种现象，也找不到记载这种现象的可靠文献，所以他无法像批判铜翁仲那样说出一番道理。但对于伍子肯和文种与这种自然现象的关系，他显然是不屑议论的。所以就简单地用"似神而非"四字结束这个荒诞的故事。
有人认为郦道元之所以不信伍子胥和文种与涌潮的关系，是受了王充《论衡》的影响。因为《论衡·书虚篇》中有一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话：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以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
《书虚篇》中在上述文字以后，还有一大段约九百字的文章，用以证明子胥恚恨而为涛的无稽。在全部郦注中，卷五《河水》经"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注中，曾引及《论衡》一次。说明郦道元确实是读过《论衡》的。不过在《渐江水注》中，他没有引及《论衡》的话，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涌潮无关乎子胥、文种，这是理所当然，用不着引述《论衡》；也可能是他认为《论衡》虽然驳斥了涌潮与子胥、文种的关系。但毕竟没有讲出涌潮的道理，所以他无须引目。因此，他在《渐江水注》对涌潮所作"似神而非"的结论，是否受到《论衡》的影响，这里无法肯定。王充的不信鬼神在《论衡》中表达得十分清楚。《论死篇》说："死而精气灭。"《订鬼篇》则说："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王充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于郦道元，我不必牵扯这类称号，也不必动用"无神论"之类的哲学名词，但是在不信鬼神这一点上，他和王充是相似的。当然，《论衡》与《水经注》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著作，在表达不信鬼神的方式上显然不同，前者都用王充自己作为第一人称表达意见。《论衡》引用了许多古人古书，但却很少写出具体的书名，往往用"传书言"三个字表达。但《水经注》却不同，它所引用的大量书籍，都写出书名甚至作者姓名。与王充习惯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的意见迥异，郦道元常常借古人古书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西北流注之"注云：《汉武帝故事》曰：（汉武）帝崩后见形，谓陵令薛平曰：吾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剑乎？自今以后，可禁之。平顿首谢，因不见。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乃止。
这里，"神道茫昧，不宜为法"这句话，虽然是从《汉武帝故事》中引及的张安世所说的话，但郦道元却以此表达了他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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