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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水经注》中的郦道元思想 一 人定胜天

  前面已经指出,《水经注》其实就是郦道元的自传。从这部自传中,我们可以研究郦道元的思想。前面论述的,他的大一统思想和"中国的自然之爱"的思想,也都是他在《水经注》中所表达的。当然,除此以外,他在此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还有许多方面。

  前面也已经提及,《水经注》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的区域地理著作。在每一个区域中,他都重视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综合性。但是由于区域的划分上,往往是按照河流流域作标准的,所以在注文中涉及的所有自然地理要素中,首先就是河流。作为一部地理著作,不可避免地要研究人地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对于《水经注》这部特殊的地理著作,首先是人与水的关系。从郦道元在此书中对于人与水的关系的处理中,我们不仅可以窥测他的地理学思想,同时也可以看到他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在整个自然界,郦道元把水的重要性提到极高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他选《水经》作注的原因之一。他在《水经注序》引《玄中记》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所以在郦注全书中,充满了人类利用水的篇章。由于古代是个农业社会,郦道元所看上眼的"万物无所不润",主要还在于农业,因而全书记载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陂湖是古代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内容,也是《水经注》描述人与水的关系的重要部分。一般的陂湖,全书中当然比比皆是,而位置清楚,面积详悉的大型陂湖,全书也在二十处以上。例如卷二十四《睢水注》的渒陂:"南北百余里,东西四十里";卷三十二《肥水注》的芍陂:"陂周百二十余里;"卷四十《渐江水注》的长湖:"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其中芍陂是我国淮河流域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长湖即鉴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仅从水利史资料的角度来说,这些记载也是非常宝贵的。

  陂湖以外,《水经注》非常重视河渠水利工程,包括堤、塘、堰、堨等等,记载得十分仔细完备。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例如卷十四《鲍丘水》经"又东过潞县西"注中记载的魏刘靖于嘉平二年(250 年)修建的车箱渠: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

  这个工程到了魏景元三年(262 年),又由樊晨加以扩建,延长车箱渠,迳昌平县到达潞县,又一次提高了灌溉效益,达到:"凡所含润,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 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滮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卷十六《沮水庄》记载的郑渠,是关中地区历史上著名的农田水利工程。注云:沮水东注郑渠,昔韩欲令秦无东伐,使水工郑国间秦凿泾引水,谓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邸瓠口,所谓瓠中也,《尔雅》以为周焦■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命曰郑渠。卷三十三《江水》经"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注云:李冰作大堰于此,雍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邮在堰上,俗谓之都安大堰,又谓之金堤。

  从上述两处人与水的关系中,一处是:"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秦以富强。"另一处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的确都是《水经注序》所说的"万物无所不润"的极好例子。在《水经注》记载的许多农田水利工程中,灌溉效益超过万顷的有上述车箱渠、郑渠、都安大堰、长湖和卷三十一《■水注》的马仁陂五处,超过千顷的则有卷二十八《沔水注》的白起渠,卷二十九《湍水注》的六门陂,卷三十一《■水注》的豫章大陂,卷三十三《江水注》的湔■,卷三十七《沅水注》的涔坪屯等多处。

  由于陂湖的水利价值,《水经注》在这方面的记载确实不遗余力。全注记载的各种陂湖达到五百六十处左右,除了上面列举的多处大型陂湖外,郦道元甚不愿放过那些实际上面积很小的陂湖,这主要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人与水体的关系。例如卷十五《伊水注》的慎望陂,面积不过十方里,但注文也指出:"陂方十里,佳饶鱼苇。"最发人深思的是卷十一《■水注》中面积只有几方里的阳城淀,但郦氏却从这个小小陂湖与人们之间的关系着眼,写了一段优美的文章:(博水)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瀦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筍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迭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者自流响,于是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也。

  这一段描写一个小小陂湖中的人与水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和谐。这其实是郦道元写出了他自己对水体的认识,写出了他对自然界这种"高下无所不至"的水体的真实感情。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和感情,因此,凡是历来兴修水利的,他就赞赏歌颂,漠视甚至破坏水利的,他就抨击诅咒。也可以用陂湖方面的材料举个例子。卷三十《淮水》经"又东过新息县南"注云:慎水又东流,积为燋陂,陂水又东南流,为上慎陂,又东为中慎陂,又东为下慎陂,皆与鸿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结鸿陂。汉成帝时,翟方进奏毁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之,知许伟君晓知水脉,召与议之,伟君曰:成帝用方进言毁之,寻而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敢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时有童谣曰:败我陂,翟子威,反乎覆,陂当复,明府兴,复废业。童谣之言,将有征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余里,百姓得其利。在这段文字里,虽然郦氏引用的不过是一些"天帝"和"童谣"之言,但对于毁陂和复陂这两件事,褒贬毁誉,是十分明确的。充分说明了郦氏对人与水体关系的正确认识和他对于河川陂湖的深厚感情。古代也有人利用河湖水体的变化无常和人们的愚昧而诈骗百姓,敛财害人的。这当然是郦道无所绝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在注文中也记下了这类故事。西门豹治邺即是其中众所周知的一个。卷十《浊漳水》经"又东出山,过邺县西"注云:"漳水又北迳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妇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约诸三老曰:为河伯取妇,幸来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诺。至时,三老、廷掾赋敛百姓,取钱百万。巫现行里中,有好女者,祝当为河伯妇,以钱三万聘女,沐浴脂粉如嫁状。豹往会之,三老、巫、掾与民咸集赴观。巫妪年七十,从十女弟子。豹呼妇视之,以为非妙,令巫妪入报河伯,投巫于河中。有顷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并投于河。豹磬折曰:三老不来,奈何?复欲使廷掾、豪长趣之,皆叩头流血,乞不为河伯取妇。

  这段故事,其实是从《史记·日者传》中节录改写的。《日者传》最后几句是:"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田皆溉。"但《水经注》不同于《史记》,郦道元需要进一步搜索资料,把自从西门豹以来的漳水利用都写入注文。所以注文在写完河伯取妇这一段后,他不再抄录《日者传》,而是写下了更为完整的一段: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溉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迴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陆氏《邺中记》云:水所溉之处,名曰堰陵泽。故左思《魏都赋》谓:墱流十二,同源异口者也。

  在郦道元心目中,象西门豹和史起等人物,都是值得尊敬的榜样。因为他们正确处理人与水的关系,把漳水的水害转为水利。对于人与水的关系,郦道元当然是充分而全面地理解的。"万物无所不润"的水体,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使人望而生畏,这就是水灾。在全部《水经注》中,郦氏记录了许多水灾。其中有年代和灾情可查的重大水灾,从周定王五年(前602 年)到北魏大和四年(480 年),一共记载了十九次,其中有的水灾规模极大,如卷十五《伊水注》记载的三国魏黄初四年(223 年)六月二十四日洪水:"大水出,举高四丈五尺。"卷十六《穀水注》记载的前涼太始七年(361 年)六月二十三日洪水:"大水迸暴,出常流上三丈。"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黄河和瓠子河的水灾,连汉武帝也亲临现场,忧心忡忡,束手无策,卷二十四《瓠子河》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云:上自万里沙还,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郡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

  上惮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除了上述河川决口,洪水泛滥的灾害以外,《水经注》中还记载了许多在战争中以水代兵的事件。如卷二十八《沔水》经"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东流注之"注中记载的战国白起引西山长谷水攻楚之战:"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三十一《滍水注》记载的东汉初年昆阳之战:"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卷三十二《梓潼水》经"又西南至小广魏南,入于垫江"注中记载的岑彭与公孙述沈水之战:"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所以郦道元在卷六《浍水》经"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中引《史记》所载智伯的话,说明水在某种情况下的可怕和危害程度:《史记》称,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晋水可以浸平阳。

  队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到,郦道元对于人与水的关系,是经过全面和深入研究的。"万物无所不润,"还有赖于人们如何正确和有效的利用。而"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的话,郦氏也懂得其中有极大的地区差别。有些地区,如他在卷二十九《沔水》经"又东至会稽余姚县,东入于海"注中所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但也有些地区,河湖非常缺乏。在全书之中,凡是缺乏地表水的地方,郦氏就转移其注意力于地下水,泉水、井水,都是他记载的重要内容。全书记载的泉水(包括温泉)达二百四十处左右,而井水的记载,往往注意到井的深度,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记载的长城以北平原上的井:"长城北有平原,广数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尺。"又如卷二十五《泗水》经"西南过鲁县北"注中记载的曲阜武子台附近的大井:"台西百步有大井,广三丈,深十余丈。"像这类井所在的地区,都是地下水位很低的地区。郦道元十分清楚,在人与水的关系中,井水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是生命攸关的。卷五《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所记载的疏勒城凿井的故事即是其例: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巳校尉,为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测涧旁水,自金浦迁居此城。匈奴又来攻之,壅塞涧绝水。恭于成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饮之。

  在疏勒城这种地下水位极低的沙漠地带,深凿到十五丈尚未得水,结果官兵只有饮马粪汁,其狼狈可见。在郦道元所在的北魏,也有这方面的例子。卷五《河水》经"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注中,记载了北魏进攻虎牢城(位于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黄河南岸)的故事:魏攻北司州刺史毛祖德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

  这里所说的"潜作地道取井",据《通鉴》卷一一九,营阳王景平元年所记:"魏人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说明北魏利用地形,在这深达四十丈的井的底部挖一地道,使井水泄干,以断城内唯一水源。毛祖德坚守虎牢城达二百日,最后却因合城所赖的唯一深井被北魏所泄,终至城破兵溃。《宋书·索虏传》还记载了井水泄干后,守城官兵的渴乏之状:二十一日,虏作地道偷城内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至期二十三日,人马渴乏饥疫,体皆干燥,被创者不复出血,虏因急攻,遂克虎牢。

  虎牢城之战发生于北魏泰常八年(423 年),距郦道元之时不及百年,郦氏借公事之便,亲自去看了北魏当年所掘的地道,"穴处犹存"。井水在战争中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郦道元对此当然是铭记在心的。

  在历史上,不管是兴修水利或抗拒水灾,有时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于这一点,郦道元显然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注文中写入的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有时颇具传奇色彩,例如卷二《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的一个故事: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郑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在这个故事中提到的"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的事,在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卫县南,又东北过濮阳县北,瓠子河出焉"注中,有详细的叙述:粤在汉世,河决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决坏,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至,公私壮其勇节。在上述两段注文中,索劢的"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王尊的"请身填堤,庐居其上。"看去都是传奇故事,但其实都是带头治水的人所使用的一种方法,目的是为了鼓舞众人的士气,以达到治平洪水的目的。不管是索劢也好,王尊也好,他们除了注文中的传奇举动外,必然都还有一套修治水利的具体方法,只是没有记载罢了。假使没有兴修水利,则"大田三年,积粟百万"的事又将如何理解?两个故事中的核心人物索劢和王尊,他们的真正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懂得人与水的正确关系。他们有信心,洪水是可以被制服的,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这种传奇式的方法,在科学知识落后的古代,有时也能起很大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以后修治水利的领导人物,也有模仿这种方法的。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钱镠射潮的故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钱镠在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因为钱塘江涌潮逼近杭州城垣,命强弩手射潮,以压制涌潮的波涛。首先记载此事的北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说奉命射潮的有"精卒万人",但稍晚的《吴越备史·铁箭考》,说"募强弩五百人"。钱塘江边地狭,万人是站不下的,当以《吴越备史》的记载较为可靠。射潮的事,或许不是假的,用强弩手去和钱塘江怒潮作战,这正和索劢"且刺且射,大战三日"一样,这是钱镠兴修水利的一种方法。真正能够捍卫杭州城垣的,是他当时正在积极从事的海塘的修筑。《通鉴》卷二六七《后梁纪》二太祖开平四年(910)所记:"吴越王镠修筑捍海石塘。"胡三省注:"今杭州城外滨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皆钱氏所筑。"钱塘江怒潮,其实是用"捍海石塘"挡住的。不过在那个时代,在筑塘的同时,用几百个强弩手向滚滚怒潮猛射一通,能够起到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正在施工筑塘的工人,这一措施大大有助于增强他们的工作信心。

  清代学者凌扬藻曾经批评郦道元"但嗜奇博,读者眩焉。"①《水经注》记载中或许确实存在这种倾向,这里暂且不论。但像索劢和王尊一类的故事,不能认为郦氏追求"奇博"。因为郦道元是一个充分理解人与水的关系的人,他一定懂得索劢和王尊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在古代,他把这类传奇故事收入他的著作之中,并非没有作用,因为后来的治水者仍然需要效法,钱镠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说郦道元是一个充分理解人与水的关系的人,除了上面叙述的以外,还可以举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不仅说明了他对人与① 《蠡勺编》卷二十一。

  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是他对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代表了他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这句名言在卷十二《巨马水》经"又东南过容城县北"注中:(巨马水)又东,督亢沟水注之,水上承涞水于涞谷,引之则长津委注,遏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一部《水经注》,记载了多少人与水的关系!"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是郦道元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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