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指出，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地理学家。这是我们现代的评论。郦道元遇难于北魏孝昌三年，他死后二十七年，与他同时代的魏收，于北齐天保五年（554 年）修成了《魏书》。在《魏书》中，郦道元被收入于《酷吏传》，他成为一个"酷吏"。这是事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在这里论述一下。
郦道元在北魏，承其先人余荫和他自己的能力，担任了不少官职已如上述。由于处身于一个干戈扰攘的乱世之中，他做官的方法，大概就是《魏书·郦道元传》所说的"威猛为治"，也就是《北史·郦道元传》所说的"威猛为政"。乱世用重典，这或许就是他的吏治思想。当然，这种思想是随着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情况而发展的。当他年轻时代初入仕途作尚书郎时，他随侍拓跋宏北巡六镇，当时北魏国势正盛，社会安谧，他满怀追随魏帝一统全国的愿望。既非乱世，何用重典？他当时显然不会想到他日后必须借"威猛"才能服官于北朝。但随着元宏中道崩狙，北魏国势陡然衰落，而且从此一蹶不振，宣武帝正始四年又蒙受淮水之战的惨败。孝明帝元诩时，胡太后临朝，朝政**，至于不可收拾，而南梁频频北犯，塞外六镇又一再告急。北魏内部离心日著，社会扰攘，人心浮动。他服官于这样的时代，"威猛为治"，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情况的反映。他于永平年代出任鲁阳太守，正值淮水惨败以后，鲁阳（今河南省鲁阳县北）有许多少数民族，当时，社会情况的不稳可以想见，而正是由于他的"威猛"，才稍获安宁。据《北史》所记："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其实，郦道元的"威猛"，也只是他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从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人素养，他仍然希望让鲁阳这个偏僻穷困，文化落后地区的人民得到教育和提高。这就是《北史》记载的他在鲁阳的治绩："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校。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看来朝廷是赞赏他的治绩的。或许也正因为此，他得以一个郡守在延昌四年擢升为刺史。按《魏书·官氏志》，鲁阳不过是个下郡，郡守是第六品官，东荆州（今河南省泌阳县一带）或许也只是个下州，但官位已是第四品了。他到东荆州任刺史后，和他在鲁阳当郡守时一样，据《北史》记载，仍然"威猛为政"。终于使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堪忍受，而"蛮人诣阙，讼其刻峻"。于是受到了朝廷"免官"的处置。不过在事实上，朝廷免去他东荆州刺史的官职，无非是缓和一下民族间的矛盾，他接着内调为河南尹，按《官氏志》，这已经是第三品官。从官位的上升，可以说明，他的"威猛"不仅没有违背朝廷的法度和利益，也并未达到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程度。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威猛"，表示了他的果断和勇敢。正因为此，郦道元常常被朝廷临危授命，去完成一种紧急的和艰难的任务。见于其本传的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六镇报乱前夕，据《北史》所载："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议置立、裁减、去留。"事在正光之末（524-52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持节"一语，从晋代以来，朝廷在对大臣临危授命时，往往加以"使持节"、"持节"、"假节"的权力。《晋书·职官志》说："'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这次郦道元的授命，或许可以视同军事，权力实同于"使持节"。但是由于朝廷的措施已晚，"会诸镇叛，不果而还。"第二次临危授命在孝昌元年（525），据《北史》所载："孝昌初，梁遣将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事，依仆射李平故事。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所斩获。"这一次临危授命，除了"持节"以外，并且还要"依仆射李平故事"。
据《魏书·李平传》："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于信都，以平为使持节都督，北讨诸军事镇北将军，行冀州事以讨之。"说明所谓"李平故事"，实际上就是朝廷在非常时刻任命一位文官指挥一场战争的先例。京兆王愉是皇上的元弟，又是坐镇北疆的封疆大吏，其反叛朝廷，关系非同小可，所以朝廷采用这样的紧急措施，以求平叛军事的迅速奏效。郦道元这次的受命也正是这样，元法僧是北魏宗室，曾任魏光禄大夫，当时是使持节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是北魏南疆的封疆大吏。所以朝廷引"李平故事"，断然临危授命，让郦道元持节节度诸军，一举击溃元法僧，他走投无路，终于投奔南梁。第三次临危授命即是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暴露，朝廷命他为关右大使深入险境。虽然这次授命可能是他的政敌的陷害阴谋，而他终于在这次使命中蒙难。但事情的本身仍然可以说明郦道元具有这种出生入死，赴汤蹈火的果断和勇敢的品质。
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郦道元为官采用"威猛为治"的方法，清代郦学家赵一清对此已有所议论。但《魏书》撰者，竟把他列入《酷吏传》，实在是极不公正之举。
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正史"在我国是权威的史书。但其实"正史"存在许多缺陷。例如，"正史"从《汉书》立《酷吏》、《佞幸》二传以后，《后汉书》、《魏书》、《北齐书》、《北史》、《隋书》、《两唐书》、《金史》等均立《酷吏传》；而《宋书》、《南齐书》、《北齐书》、《南史》、《北史》、《宋史》、《金史》、《明史》等均立《佞幸传》。读"正史"和用"正史"的人，已经习以为常，却并不追究，既立《酷吏传》和《佞幸传》，为什么不立《暴君纪》和《昏君纪》？在我国历史上，酷吏和佞幸当然很多，但暴君和昏君何尝会少？而且暴君和昏君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又岂是酷吏和佞幸可比。这实在是"正史"的极不公正之处。
不过这是节外的议论，因为《酷吏传》已经成为"正史"中的现实，现在需要查究的是《魏书·酷吏传》，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魏书·酷吏传》共收入酷吏九人：于洛侯，胡泥，孪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这中间，大部分确实是酷吏，譬如于洛侯：百姓王陇客刺杀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拨陇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余疮，陇客不堪苦痛，随刀战动，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绝，始斩其首，支解四体，分悬道路，见之者无不伤楚，阖州震惊，人怀怨愤。
又如张赦提：斩人首，射其口，刺入脐，引肠绕树而共射之，以为戏笑，其为酷暴如此。
此外如胡泥，"刑罚酷滥"，李洪之"酷暴"，羊祉"天性残忍"，高遵"严暴非理，杀害甚多"。这些人，有的因为暴虐而受到朝廷的诛灭，如于洛侯、李洪之、高遵、张赦提，均被朝廷"赐死"；有的因为丑名昭彰，受到社会的唾弃，如羊祉，"所经之处，人号天狗"；谷楷"以暴虐为名，时人号曰瞎虎"。《酷吏传》中列名的人，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贪赃受贿，如胡泥，"受纳货贿"，李洪之"受赃狼藉"，高遵"争求货利"，崔暹"盗用官瓦，赃污狼藉。"残酷与贪婪，历来就是一对孪生弟兄，例子甚多，不胜枚举。
《魏书》撰者魏收在《酷吏传》卷末"史臣曰"下说："于洛侯等为恶不同，同归于酷，肆其毒螫，多行残忍，残人肌肤，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长恶不悛，鲜有不及。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值陨，异途皆毙，各其宜也。凡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矣。"从上列几个酷吏的残酷事绩，从魏收的"史臣曰"云云，把郦道元列入《酷吏传》，实在令人诧异。因为在《魏书·郦道元传》中，涉及他一生为官中最严重的过失只是在东荆州刺史任上，"威猛为治，民诣阙讼其刻峻，坐免官。"对于此事，前面已引记载较详的《北史》作了说明。不管是《北史》的"蛮人诣阙"或《魏书》的"民诣阙"，他们所控告的无非是"刻峻"，这和"威猛"并无二致。至于如何"刻峻"、"威猛"，却无具体内容。至于《酷吏传》中许多人涉及的贪赃受贿，与郦道元更是绝不相干，因为《魏书》承认他"秉法清勤"。《酷吏传》中多人受到朝廷的"赐死"，而郦道元不仅官位上升，殉职以后又得到朝廷的追赠。这些都是《魏书》自相矛盾而无法解释的。《魏书·郦道元传》记述郦氏为政严猛最重要的一段是：道元素有严猛之称，司州牧汝南王悦，劈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匿于悦第，时还其家。道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之，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是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悦等讽朝廷遗为关右大使，遂为宝夤所害，死于阴盘驿亭。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道元的"严猛之称"，很可能是从一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口中所传播出来的。因为在这"素有严猛之称"一句之下，实际上是写出了一个郦道元与王室中的一些坏人斗争的故事。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元宏的儿子，也就是当时在北魏当政的胡太后的儿子（但非胡太后所出）。这是一个心理变态的王室纨绔，据《魏书·孝文五王传》："又绝房中而更好男色。"他最后投奔南梁萧衍，下场可耻。丘念是个仗元悦之势而无恶不作的男妓，但郦道元不管他有亲王的庇护，断然逮捕了他，汝南王求他母亲下敕赦免，郦道元坚决将丘念处死，并以此弹劾汝南王。这正是说明了郦道元的为官刚正，疾恶如仇，他不惧权贵，甚至皇亲。元悦无可奈何，只好另施阴谋诡计，怂恿胡太后把郦道元投入虎穴，借叛臣萧宝夤以置郦氏于死地。参与这次阴谋的除元悦以外，据《北史》所载，还有另一王室成员："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无徽是孝文帝元宏的侄子，是元悦的堂兄弟。他之所以"素忌道元"，从《北齐书·宋游道传》中可以找到端倪：魏广阳王深北伐，请为铠曹；及为定州刺史，又以为府佐。广阳为葛荣所杀，元徽诬其降贼，收录妻子。游道为诉得释，与广阳王子迎丧返葬。中尉郦善长，嘉其气节，引为殿中侍御史。台中语曰：见贼能讨宋游道。
这就说明城阳王无徽也是一个王室坏蛋。被他捏造降敌的广阳王元琛，是元宏的堂兄弟，也就是他的堂叔父。由于宋游道的敢于说明事实真相，元琛获得昭雪，元徽当然怀恨在心。而郦道元却认为宋游道气节可嘉，委以官职，无徽于是就迁怒于郦，这就是他"素忌道元"的来由。
这里就值得研究，为什么像郦道元这样的人物，竟被《魏书》列入《酷吏传》。赵一清在其《水经注释》所附《北史》本传中，曾有一段案语：《魏书》列传，高谦之专意经史，与袁飜、常景、郦道元之徒，咸称欺旧。按道元立身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乱世，而大节无亏，即其持法严峻，亦由拓跋朝淫污阘冗，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传》耶，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知人论世，必有取于余言也。
赵一清首举高谦、袁飜、常景诸人，这是为了证明郦道元所结交过从的人，都是些正派学者，这些人的行历，都是从《魏书》和《北史》可以取得证明的。但他所说的："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的话，却是他的猜测之词，从"正史"得不到可以直接证明的材料，我们只好设法寻求旁证。《魏书》是北齐魏收所撰，魏收在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任官北主客郎中，并奉命撰修国史，当时年已二十六岁，所以他和郦道元是同时代人。魏收在北魏当代就开始撰修国史，获得资料十分方便。以后唐李延寿撰《北史》，也利用了《魏书》的不少资料。前面已经指出《魏书·郦道元传》只有三百零九字，而《北史·郦道元传》为六百十二字。但此六百十二字，包括全录《魏书》的三百零九字在内。所以《北史》对郦道元的记叙中，有三百零三字是李延寿自己搜集的资料。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北史》和《魏书》的差别。
首先，《魏书·郦道元传》是《酷吏传》中的一篇，但《北史》则不然。《北史》也有《酷吏传》，但所列出只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张赦提、崔暹五人与《魏书》相同，郦道元不在《酷吏传》之内。
第二，《北史》中有五段对郦道元来说至关重要的评论，《魏书》都付缺如。这五段话是：
一、"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
二、"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校。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
三、"道元素有威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
四、"道元与其弟道峻，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
五、"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从上列五段内容来看，则《北史》当然不能把这一位人物列入《酷吏传》。根据这五段，再加上《北史》抄录《魏书》即郦道元收杀丘念并弹劾元悦的一段，则郦道元虽然"威猛为治"，但他的"威猛"，是在这个乱世社会中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对于那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高官子弟，他毫不留情，无所畏惧。这样的一位官吏，应该说是一个清官，一个好官，怎能列入酷吏？是不是《北史》撰者特别厚爱于郦道元？看来也并非如此。《北史》成于公元七世纪中叶，较《魏书》晚一个世纪。撰者李延寿所能搜集的资料，在魏收来说，当时都在他手边。但假使魏收也把《北史》的这五段文字写在传内，则此传当然无法再归于《酷吏》。李延寿作为一个史官，他补入魏收有意未写的重要史料，无非尽他的职责。可以证明他并不独厚于郦道元的实据是，因为他全录《魏书》内容，却疏忽了在他自己补入的内容和抄录《魏书》内容之间的显著矛盾。李延寿补入了魏收不写的"道元与弟道峻，①二子俱被害"一段，却又照录《魏书》"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一段。赵一清在《北史》此段下案说："案此亦仍《魏书》之旧而未经裁削者，观其有从死之弟，则非不能笃睦可知。"《魏书·郦道元传》中没有把《北史》的第四、五两段话写入，另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因为假使他写上这两段，他在《酷吏传》卷末"史臣曰"中的几句含血喷人的话就将不攻自破。"史臣曰"中说："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值陨，异途皆毙，各其宜也。"不错，《酷吏传》中的于洛侯、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确实"身婴罪戮"。郦道元是为朝廷殉命，死得慷慨激烈，受到朝廷追赠的命吏。而《魏书》却只写了"悦等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遂为宝夤所害，死于阴盘驿亭"寥寥数字，而在"史臣曰"中，竟以"异途皆毙"一语把郦道元推向于洛侯、张赦提之流，用心不可谓不深。
从这样的推究中，或许可以得出，赵一清所作的"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无意否定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即《魏书》的史学价值。尽管历来有许多人说过贬低《魏书》的话，但平心而论，特别是从后世来看，作为一部史书，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涉及把郦道元莫须有地列入《酷吏传》的问题，所以不得不把魏收的其人其书说明一下。
魏收当然是个有才华的人，《北齐书·魏收传》对他的评价是："收硕学人才，然性褊，不能达命体道。"他平素的处世为人，《北齐书》也有一段介绍："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弥猴与狗斗，帝宠狎之。"这段话十分深入地刻划了此人的内心与外貌。当然，从其人其书两者来说，我们现在需要判断的，后者显然比前者要紧。从《魏书》来说，魏收撰成此书，当时就有人以此书书名谐音，称为"秽史"。直到清朝修《四库全书》之时，《四库提要》仍说："收以此书，为世所诟厉，号为秽史"。近人段熙仲教授在其所撰《水经注六论》①中也说："魏收秽史，入道元于《酷吏传》。"当然，这些批评都未涉及内容。《北齐书·魏收传》记载魏收撰此书的掌故甚多，可以录出一段：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元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辑；高孝于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以魏收为主编的这个《魏书》编委会中收容的是怎样一批角色。特别是这位掌褒贬大权的主编，《北齐书》引他自己常说的几句话，事情就十分明白：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魏收当然没有想到，百年以后，还会有人出来撰修《北史》，不该"上天"的还得拉下来，不该"入地"的，也要拉上去。
从魏收及其写作班子撰修《魏书》的这件事实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后朝为前朝修国史，首先当然是遴选人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① 《北史》在"道"字下书一"阙"字。赵一清《水经注释》卷首录《北史》，在此处按云："按史丈阙一字，从《魏书》及本史参验，当是道峻。"① 附录于《水经注疏》卷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
笔"，②前贤早已有训，不必赘述。在时间上来说，当以相隔较远为宜。唐太宗主编《晋书》，不仅因为皇帝当主编，具有权威性；特别是因为从晋到唐，时隔两个多世纪，中间换过几个朝代，唐朝人可以客观地评论晋朝历史。或许有人认为，后朝接着为前朝修史，前朝资料俱在，收拾容易。但是为什么李延寿在一百多年后撰《北史》，而《郦道元传》中的上述五段材料，当代的魏收却偏偏不收呢？且不说像魏收这样的一个玩猴摸狗的人，真真的正人君子，因为时代接近，直接间接，千丝万缕的恩怨关系，包括后朝的御意和其它社会影响，对于束缚修史者的手脚，蒙蔽修史者的眼睛，作用是很大的。郦道元当然不是酷吏，绝不应列入《酷吏传》。魏收可以把他看作"何物小子"，但李延寿却在百年以后把魏收贪没的材料公之于世。赵一清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后又为郦道元仗义执言。这件事，给人们一种启发，有权有势者，要想除掉一个人，打倒一个人，在当时确是易如反掌。但是即使是最有权力的人，对于历史，他是无权的。历史无情，是非功罪，后世自有公论。② 文天祥《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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