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一统思想和对祖国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评价，郦道元当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是，从全部《水经注》来看，他显然是一个地理学家，而且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是"地理大交流"时代中最杰出的地理学家。日本地理学界元老米仓教授的评价更为崇高："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但是应该看到，不管郦道元的地理知识如何渊博，他在地理学上的造诣如何精深，他同样是在"地理大交流"的潮流之中锻炼出来的，没有这一场波及全国的"地理大交流"，没有在这场大交流中比他早诞生的一大批前辈地理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则郦道元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和《水经注》的撰述，都是很难想像的。
郦氏撰《水经注》注文内明确指名引用的文献共达四百八十种，其中地理类为一百零九种。①在这一百零九种地理文献之中，魏晋南北朝以前的仅有二十种，而魏晋南北朝，也就是"地理大交流"开始以后的达八十九种。这就说明了地理大交流时代的地理学著述对于郦氏撰述的影响。
我在为刘盛佳先生的专著《地理学思想史》①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了，"地理大交流"促使人们的地理学思想空前活跃，"地理学思想空前活跃的结果，是大量地理著作的出现。这些地理著作和先秦时代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很不相同，他们摆脱了先秦作者漫无边际的想像和假设的陋习，而以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实践经验作为他们写作的依据，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许多记载翔实，描述生动的地理著作"。我在这篇序言中批判了一些先秦的地理著作，指出了这些作者的"漫无边际的想像和假设的陋习"。但郦道元不仅不满于先秦地理著作，甚至对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地理著作都表示了他的批评意见。他在《水经注序》中指出：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誌》其所录，筒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
这里，郦道元所批评的如《大禹记》、《本纪》（俱已亡佚）、《尚书》（当指《禹贡》）、《职方》等，都是先秦地理著作，郦氏说它们"周而不备"、"俱略"，这当然是人所共见的。但他同时也批评了《汉书·地理志》："简而不周"。对于此书，郦道元的评价和我们今天的评价很不相同。我们今天推崇此书，认为这是我国沿革地理的嚆矢，它所记录的汉代郡县沿革，是很宝贵的资料。但郦氏所在的时代和我们不同，今天我们如果没有《汉书·地理志》的记录，我们已经无法把当时这许多郡县的沿革变迁进行考实，但郦氏所在的时代不同，在他看来，这些资料并不困难。事实也的确如此，《水经注》曾经对《汉书·地理志》的沿革记录作了不少纠谬和补充。我在拙著《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①一丈中已经详述。例如对汉代分封的侯国，《水经注》的记载就远超过《汉书·地理志》。清钱大听为此指出："汉初功臣侯者百四十余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坚已不能言之，郦道元注《水经》，始
① 《水经注文献录》，载《水经注研究二集》。
①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出版。
① 《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
考得十之六七。"②由此可见，"简而不周"的话，从郦氏来说，不算过分。郦氏序言中指为"裁不宣意"的"都赋"，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字体裁，属于韵文。例如汉扬子云的《蜀都赋》，晋左思的《齐都赋》等，《水经注》指名引用的这类"都赋"共有十三篇，加上性质相同的如《东京赋》、《西京赋》和性质相似的如《五湖赋》、《江赋》、《大河赋》等，一共有十九篇，文字的内容都是记载当时的大都会以及著名的河山。按内容属于地理文章，但按体裁则属于诗赋。因为《水经注》引用的其它诗赋甚多，所以在我所编辑的《水经注文献录》中，把它们列入"诗赋类"。这中间，除了汉扬雄（子云）的《蜀都赋》、张衡的《南都赋》等外，多数都是魏晋南北朝的作品，像《扬都赋注》，是南朝齐庾杲之所撰，是《水经注》时代的当代作品。这类"都赋"，文章单薄，加上音韵的限制，所以常常叙事简略，而且辞不达意，郦氏的批评"裁不宣意"，是恰如其分的。
郦道元最后批评的是他为之作注的《水经》。对于郦道元来说，《水经》算不上什么很古的书籍。据戴震在其所校的武英殿本《水经注》的《校上案语》中的考证："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凡例》中进一步考证："在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东入白沟，而经明云东过内黄县为白沟，此又魏人作经之切证。又刘璋分巴郡，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经文不称巴郡。蜀先主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经文不称汉嘉、涪陵。他如吴省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沙羡。吴置始安郡于始安，而经仍称零陵始安，盖以敌国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经，不下逮晋代之证也。"由此可以肯定，这一篇不著作者名氏的《水经》，是三国魏人的著作。郦道元对它的批评，并不像以上诸书那样地一笔抹杀，而是加了一句低调的褒语："虽粗缀津绪"。当然，缺点仍然是主要的："又阙旁通"。把郦道元对他以前的这些地理著作所作的批评，诸如"周而不备"、"简而不周"，特别是对《水经》的"又阙旁通"等加以研究，可以窥及他的地理学思想。
我在前面曾经引用米仓二郎教授的评论，当郦道元成为地理学家的时候，正当欧洲的黑暗时代，那时候的欧洲，用米仓教授的话来说："就连一个杰出地理学家也没有"，但是，我在为刘盛佳先生所写的序言中仍然指出：当然，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欧洲从十一世纪以后结束了它的黑暗时代，接着就迎来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从而促成了新航路的探索而发生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场面。在世界地理学思想史上，另一个波澜壮阔的飞跃时代终于在欧洲出现。而像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i）和李特尔（KarIRitter）这样划时代的地理学家在这个时代中应运而生。就是这些地理学家，他们把古典的地理学，引向现代科学的地理学。他们在地理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科学史的确是一门饶有兴味的学问。郦道元是"地理大交流"后期的人物，在他著书立说过了十三个世纪以后，时当"地理大发现"的后期，地理学史上出了上述洪堡和李特尔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把郦道元和洪堡、李特尔在地理学思想上加以对比，我们所发现的事实，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美国学者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James，1899-）在其所撰《地② 《潜研堂答问》卷九。
理学思想史》①一书中，曾引用了一段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HartshorneRichard， 1899-）的话：许多学者称洪堡和李特尔是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但也有充足理由把他们看作是古典地理学的掘墓人。洪堡和李特尔运用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量新资料，各自按他们自己的方法，汇合成了综合性巨著。
洪堡和李特尔的业绩出现在欧洲，他们是依靠"地理大发现"所造就的非凡人物；现在，从洪堡和李特尔的时代倒数十三个世纪，依靠"地理大交流"所造就的非凡人物郦道元，他也是用"地理大交流"所带来的大量新资料，按他自己的方法汇合成了综合性的巨著--《水经注》。如今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按照历史的评价和现实意义，用"地理大交流"所带来的大量新资料撰成的《水经注》，完全不逊于用"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大量新资料撰成的诸如《宇宙》、《中部亚洲》、《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以上洪堡著）《地学通论--它同自然和人类历史的关系》（李特尔著）等著作。众所周知，洪堡的地理学思想，是把自然界看作一个巨大的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之中，各种自然现象，有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李特尔的地理学思想，是在区域地理研究中强调各种地理现象的因果关系。郦道元批评《禹贡》、《职方》等著作过于简略，批评《汉书·地理志》简单地罗列现象而资料并不完备，批评《水经》只有单一地理要素的叙述而缺乏与其它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由此可见，郦道元的地理学思想，特别着重地理学的综合性。他反对《汉书·地理志》那种沿革嬗递的简单罗列，也反对《水经》那种水道流程的简单罗列，而提出"旁通"的地理学思想。"旁通"就是综合性，就是各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种地理学思想的指导下，他为《水经》作注，使全书成为一部以河流为纲的区域地理研究巨著。每一条河流按其于支流流域的分布形成若干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综合体。他用他得自"地理大交流"以来的大量新资料，尽可能详细地对每个区域进行描述。
他用实际措施改变被他批评过的那些古代地理书的简单罗列。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中，他仍然用《汉书·地理志》的材料说明华阴县的沿革："《春秋》之阴晋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王莽之华坛也"。但是他用更多的篇幅描述渭水的支流洛水，也写了华山和其他山岳。华山是篇内重点，描述了它的高度和形状，以及附近的其他山岳、河流，山上的泉水及其流向，山上的树木等等。此外还记下了华山的地名渊源，祠庙碑刻，人物历史和其它掌故，字数超过《汉书·地理志》十余倍。从这条经文下的这篇注文之中，可以看到郦道元作注的基本方法和他的地理学思想。他显然是以渭水这条河流为纲，把经文所叙"（渭水）又东过华阴县北"这个地区作为他描述的区域范围，也就是以华阴县为核心的包括渭水、洛水流域和华山这一带。在这个区域范围中，他详细地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作了综合性的描述。尽管这个地区是他足迹亲履之地，但是他仍然参阅了许多文献，在这一篇五百多字的注文中，指名引用的文献达八种，而其中四种，即"阚骃"（指阚骃的《十三州志》）、《曹瞒传》、《西征记》、《述征记》，都是"地理大交流"的产品。则"地理大交流"对他的地理学思想和著述的关系不言而喻，情况与"地理大发现"① 中译本，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出版。
对于洪堡和李特尔一样。
按照哈特向的说法，洪堡和李特尔是古典地理学的掘墓人。那么，在洪堡和李特尔以前十三个世纪，在中国的特殊环境里，郦道元结束了虚构地理学的时代，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写实地理学的时代。
中国的古代地理学，确实存在过一个虚构时代，这个时代主要在先秦，但其影响却直到两汉。虚构地理学的作品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和《禹贡》等，它们都是很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它们不同于《格列佛游记》。这些著作有虚有实，从虚构的部分来看，其荒诞不经并不亚于格列佛所见的"小人"和"大人"。但是这些荒诞的事物，却是落实在相当可靠的地理基础之上的。《穆天子传》就是一个例子，此书所载的故事情节当然是荒谬的。周穆王西征会见西王母，对于这个西王母，《穆天子传》记载的是个能吟歌应对、彬彬有礼的人。但《山海经·西山经》却把她描写成为是一个"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音啸"的怪物。而周穆王的旅程，在其十三年（前989 年）闰二月初十才"绝漳水"，也就是从今河北省南部出发，即同年十一月十四日，就"天子饮于溽水之上"，"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据顾实《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①"溽水"是今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库拉河，"旷原"则包有今南俄大平原及东欧大平原，而"羽琌"则是今波兰的华沙一带。从今河北南部到波兰华沙，直线距离就超过一万公里，周穆王却只花九个月时间就能到达。
但是比一比写实地理学的作品，以清初图理琛的《异域录》②为例，此书记载的是他的一次真实的旅行。他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十六日，从楚库柏兴（今苏联贝加尔湖以东的乌兰乌特附近）出发，于当年十一月十六日到达萨拉托夫，整整走了十个月，行程大概只有周穆王的一半。所以《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的这次旅行及其与西王母的高峰会晤，当然是虚构的。但旅程中出现的许多地名却是实在的。除了上面指出的顾实以外，如丁谦的《穆天子传地理考证》，①檀萃的《穆天子传注疏》，②翟云升的《复校穆天子传》，③岑仲勉的《穆天子西征地理概测》④等，都已有所考证。虚构这个故事的作者，显然在当时的中西交通上作过一番调查研究，从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传说，战争被俘的兵民以及其他迁徙的部族等之中，获悉了中国以西的一些地理概况。这中间当然也夹杂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例如《穆天子传》卷二，"先王之所谓县圃。"这个"县圃"，《楚辞·天问》及《淮南子·地形训》也都作"县圃"，但《水经·河水注》作"玄圃"："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从这类描述中，"县圃"和"玄圃"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但是若把眼光转向西方，就会发现，"县圃"和"玄圃"很可能就是古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悬园"（HangingGarden），或者也称为空中花园。《穆天子传》的作者所写的正是他从西方① 《国学丛刊》一卷四期，1923 年。
② 《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刊于《地学杂志》六卷七--十一期。1915 年）。② 郭璞注，檀萃疏，《碧琳瑯馆丛书》乙部。
③ 《五经岁徧斋校书》。
④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 年第2 期。
人口中获得的这项资料，顾颉刚和童书业曾以此推论古代东西交通的发达。⑤也说明了《穆天子传》虽属虚构但仍然具有价值。
《山海经》的虚构比较明显，不必赘述。《禹贡》当然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地理文献，它所描述的"九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仅表现了地理学的综合，而且非常符合实际。但是它毕竟是一部虚构的地理作品。它的虚构在于时代，这位作者把他在公元前三世纪能够了解到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地理概况，上溯十七、八个世纪，把它们归之于在当时也不过是一种传说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时代。这等于今大有人把一部现代作品作为后汉的古籍一样荒唐。《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而《职方》则是《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其虚构性质和《禹贡》一样。
上面说到这种先秦的虚构地理学，直到两汉仍有很大的影响。就以《汉书·地理志》为例。此书当然井非虚构，但它在卷首却把《禹贡》和《职方》全录在内。中国古代的这种虚构地理学作品及其撰写方法，甚至直到"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当写实地理学开始抬头的时代，仍然在地理学的发展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这就是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指出的："今寻图访颐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猶深屏营也"。他当然是反对这种虚构学派的，所以他说："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应该看到，在"地理大交流"的整个时代中，在《水经注》以前，已经出现了写实的地理著作，这些地理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是写实的，是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成果，但是谁也不曾在他们的著作中阐明自己的工作方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以往的那些虚构作品的缺陷。是郦道元第一个在《水经注序》中提出了他的研究和著述方法："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在中国地学史上，我们实在应该把他的这几句话看作是"写实地理学宣言"。
郦道元是一位杰出的古代地理学家，他是写实地理学的开创者，他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实践，提倡区域地理研究中的综合观点。他以高度的敏感和极大的努力，将"地理大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新资料，撰写成为中国地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水经注》。和十三个世纪以后的洪堡及李特尔相比，虽然在科学发展的阶段上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的地理学思想却是如此的接近，这是一种巧合，抑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必然规律？看来还可以研究。
⑤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载《中国古代地理学 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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