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准备起跳（1989-1990）（1）
维珍唱片以一亿五千万美元，即一亿英镑的价格出售了25%的股份，证明了伦敦金融界的确低估了维珍的市值。这次交易昭示大众仅这一家公司的价值至少有四亿英镑，还不包括曾经在上市公司里的部分，如维珍零售。
有了日本合作者加入维珍航空和唱片，我们决定在日本也扩展零售业务。伊恩、迈克和我们的日本顾问开始做调查，迈克的兄弟娶了个日本姑娘，所以他已开始在悉尼学习日语，
伊恩把他派往东京，自己则去了洛杉矶，沿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开设地点。
迈克报告说我们自己不可能在东京建立大卖场。东京是一座零售、居住和商业区全都混杂在一起的大城市，外来人员难以识别出各个区域的特色，不象伦敦很容易辨识，东京到处看起来都一样，房价还特别昂贵，租店铺得交大笔押金。特雷弗、伊恩和律师同许多潜在的日本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最后选择和一家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合伙。特雷弗设计了一半对一半的合作关系作为日本维珍大卖场的起点。
唱片店的难处是销售的商品同其他唱片店一模一样，很多竞争对手在东京蒙受了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得不交付高额的场地租金，另外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顾客忠诚度。为了避免这些缺陷，我们同丸井建立了合资企业，他们是最早真正明白火车站重要性的零售商。他们使自己的商店尽可能地靠近大型火车站，保有大量人流量，他们也首创了内部信用卡。丸井帮我们在东京中心的新宿租下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一万平方英尺，所有权属于丸井，我们商定以销售额的一部分来抵偿租金，这种方式避免交付大笔押金；且虽然与欧洲标准相比一万平方英尺挺小，但是它比东京其他所有的唱片店都大，正是我想要的旗舰店。
为了同竞争对手有所区别和吸引顾客，我们安装了视听设备，并雇用了DJ，这个DJ起到了良好的促销作用。不久东京的维珍大卖场获得了同在牛津街和诺丁山的早期唱片店一样的时尚地位，全市的青少年蜂拥而至。东京的消费昂贵，所以青少年很喜欢在维珍度过一个便宜的下午，听音乐，聊天，购买唱片。消费者在东京大卖场平均的逗留时间是40分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麦当劳吃顿饭的时间。它简直是我们七十年代初销售理念的延伸，每天有一万名顾客，它的成功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内，维珍的每一个子公司都同日本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世家、丸井、西武集团和富士产经。我也准备加入在日本另一项冒险：佩尔和我计划第二次热气球之旅，从日本起飞，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
当佩尔告诉我他的担忧时，已经太晚了，当时我们正坐在去日本的飞机上，他坦白说他没在压力室测试飞行舱，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它能承受四万英尺高空，如果在那个高度窗户爆裂，那么我们只有七八秒钟戴上氧气面罩。“必须保证氧气罩唾手可得，”佩尔以他惯用的保守口气说，“当然，如果另一个人在睡觉，那么只剩三秒钟戴上面罩，另三秒帮别人戴，还有两秒钟调整。”
“事故发生前有征兆吗？”我问。“如果飞行舱减压，会突然起薄雾，你会听见尖叫，感觉肺要被吸出胸膛从嘴中跳出来。”
当记者问我这次飞行的危险时，我叙述了佩尔的话：“你知道，飞行中我们得有一人保持清醒，所以，我们不能使用当年飞越大西洋时用的非常舒服的维珍航空椅，而是向英航索要了他们的两把椅子。”
起飞定在11月，此时穿越太平洋的急流最为强大，然而，这也是海洋一年中暴风雨最多的时候。我们计划从日本起飞，立刻就会到海面上，接下来的航行距离是飞越大西洋距离纪录——三千英里的两倍多。
佩尔的助手已经带着热气球和飞行舱到了起飞地点——位于日本南部的小镇，根据计算，这里恰好在急流层下方。到达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汤姆的电话，自从飞越大西洋后，汤姆同佩尔分手，迈克代替了他，但是汤姆一直关注佩尔的动态，非常担心。
“你们将会死在水里，”他告诉我，“你的第一选择是准备一次安全的海上迫降。即使到了大陆，60%的可能是身处黑暗，在11月，北美夜长15个小时，尤其是你们去的地方更靠北。你们无法在黑暗中着陆，因此不得不继续飞行15个小时。即使以每小时30英里，你们会深入内陆1000英里，肯定会陷入不幸；你们还得假设出现暴风雨的情况——很难一直有平静无风的天气。在了北方，很多人被限制在船舱里等待天晴，所以你们的搜寻援救队到位了吗？总之，即使一切进行顺利，你们的飞行仍然非常危险。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句话，上次飞越大西洋虽然成功，但是最后仍然完全失控，幸亏你们两个都活了下来。你们在飞行中教会了自己如何驾驶热气球。在大西洋，你们迫降，也许能碰上附近的船只，而在太平洋，你们会死定了，要么在海上死去，要么在黑暗中着陆。”
我放下电话，汗流浃背。电话再度响起，是琼，今天是霍莉8岁生日，她说：“我一直在写日记，爸爸，当你回家时，我们可以交换日记。”“好的，亲爱的。”我边说边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当我向佩尔提到如果我们在海上迫降，将没有生还的可能时，他同意。 “我们不需要去投健康保险，”他漫不经心地说，“只需要人寿保险就行了。”
当佩尔的队伍在飞行舱里安装电子系统时，他和我仔细检查飞行操作。很难相信我们两个要再次被关在这个飞行舱里，周围全是小配件，但它们是同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太平洋上的急流状态同大西洋上的完全两样，大西洋上空的急流是V状急性气流，像一个倒三角，随高度变得越宽，风速变快，让你逐渐加速，在一万英尺高空，气流的速度可能有50英里，到了两万七千英尺将达到100英里，以此类推，热气球可以顺溜而上；太平洋上的
急流却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它是亚热带气流，像一根单孔电缆，在两万英尺高时，气流还完全静止，两万五千英尺还是原样，可到了两万七千英尺，你会突然碰上速度100到200英里之间的急流。从来没人乘热气球飞越过太平洋，危险太大：当我们热气球的顶部撞上急流时，热气球会被吹离下面的飞行舱，即使没有分离，也会有巨大的颠簸，设想一下飞行舱速度是5英里而热气球速度有200英里，像突然被一匹千里马拖着狂奔。一旦设法进入了急流，它里面有一个直径大约为4000英尺的空洞，我们必须监视高度计，时时保持这一高度，避免由于热气球和飞行舱在不同气流中造成的任何颠簸。
我的父母已经到了小镇，琼选择在气球起飞前呆在家，然后坐飞机去洛杉矶和孩子们在飞行终点迎接我。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气象员鲍勃还预报说星期二的天气棒极了，可是到了星期一却说得等到星期三。佩尔和我一遍遍地检查可能出错的每件事情。
“保持火力燃烧——这是最要紧的！”在讨论了3个小时这次飞行的种种可能后，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这次延迟让我有机会重新检查了安装在飞行舱壁上一排排仪表盘、计量器和开关，也给我时间记住哪个是丢弃空燃料罐的开关，哪个是分离热气球和飞行舱的开关！
“现在是黄灯，”鲍勃宣布，“预计到11月23号会变绿灯。”
“太平洋是世界上第一大洋吗？”霍莉在电话里问，“它有多少英里？环游世界要花多长时间？”
当我到达起飞地点时，有了麻烦，热气球气囊仍然躺在地上没有充气，佩尔的助手队伍都挤在操作间听报告：“风太大，太冒险，顺风太强。”他们决定让气囊躺在地上，希望第二天晚上风势转弱。我到外面寻找翻译，向挤起飞场边的人们道歉，决定明天再试。第二天漫长而又无聊，急流表现异常，鲍勃一直努力计算我们应该着陆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加拿大的育空。
终于，全美最著名和最有经验的气象学者鲍勃：“准备出发！”
回到旅馆，门下塞进来一份传真，霍莉用精巧的斜体字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在水上着陆，不要着陆不顺；我希望你安全着陆在干燥的陆地上，我希望你旅途顺利。
爱你的霍莉。
附：祝你好运，我爱你。“
我吃了片安眠药，躺在床上睡着了。几小时后，我们开车去了起飞场。大约有5000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出来观看，当热气球从地上升起，在飞行舱上来回摆动时，我听见一阵阵欢呼。成百上千个炭火盆放在山坡上，它们的烟直冲上夜空，充分证明了周围是多么寂静无风，但是我们需要尽快起飞，以防万一地面上一股大风撞上我们。
我和父母站在一起，赞美着热气球的宏大，此时一条布带突然从气囊上脱离，落了下来。“那是什么？”爸爸问我。我跑过去找到佩尔。“别担心，”佩尔说，“只丢失了一点热量。热气球够大，可以应付。”我把佩尔带回操作间，爸爸抓住他的手臂问：“从气囊中间部分飞走的是什么？”“只是从热气球一侧漏了一些空气。”佩尔说。爸爸看起来并不相信。
佩尔和我走了出去，站在热气球底下，实际上叠层被撕开了一个洞。我找到爸爸：“老爸，别告诉妈妈，我们有了个洞，但佩尔仍然觉得可以成功到美国。”“你不能在那样的东西里面飞，”爸爸说。一分钟后，更多的叠层带开始剥落。“理查德，恐怕我们将不得不取消这次飞行，”佩尔说，“如果我们起飞，我们将死在太平洋中。”
望着外面山上的人群，我将不得不让他们失望，我的双手由于极度失望不断抖动，但还是再一次拿起麦克风，努力不让自己哽咽：“很抱歉，热气球的叠层被撕开了，因为我们昨夜把热气球整晚放在外面，以至霜冻进了里面……”
随着翻译重复我的话，人群传来一阵叹息，接着又有了漏气声，好几大块气囊的骨架坍塌在火炉上，整个热气球就在我们眼前解体。
没有了火炉，热气球垂了下去，倒在一边，热气从洞里面渗漏出来。
“我们明年还会回来，”我发誓，“请相信我们。”
琼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坐飞机去洛杉矶，“太好了，”她惊喜的大叫，“我要开香槟！”
蔚蓝的大海在我们身下闪闪发光，内克尔岛近了，能看见白色的珊瑚礁、海岸线、倾斜的棕榈树、房子的突出的尖顶、岛上郁郁葱葱的树林。我们盘旋在上空，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站在岸边，戴着白色的宽沿帽，热带风情的衬衣斑驳。我朝他们向上张望的脸使劲挥手，在人群中我看见穿着白色婚纱的琼，她旁边是霍莉、山姆，还有她的亲人。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他又让飞机转了一圈。
我拿起那盒牛奶巧克力，紧紧地咬在嘴里，蹲在打开的飞机舱口，热风急速冲在脸上，我向下张望，觉得海岸和蔚蓝色的大海在我脚下疯狂地旋转。我们飞过游泳池，我抓住门边，回头看飞行员。“一切都因为琼喜爱牛奶巧克力！”他喊道。“小孩也是！”我回叫道。我冲他打了个响指，最后看了眼脚下的游泳池，然后爬到压杆上，在那里摆来摆去。琼和我终于要结婚了，我也不想牛奶巧克力融化，我准备跳下去。
20.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1990.8——1990.10）（1）
背上被重重蹬了一脚，我醒了，整个晚上我可是挨了不少“拳打脚踢”。已是早晨5：30，我溜下床，看着山姆蜷缩进了我温暖的被窝，他和霍莉仍然常和我们睡在一起。打开电视CNN频道，把头凑到屏幕前听新闻，不需要多大声音，我已明白局势糟糕依旧。前一周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全世界一片恐慌，原油的价格已从侵占前的19美元一桶飙升到36美元，因为联军开始为准备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而囤积航空燃料，航空燃料的价格也从75美分一加仑飞涨到1.5美元，涨得比原油还要厉害。
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乘客数量和燃料成本。现在所有独立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灾难：占日常总开支20%的燃料价格翻了一番，乘客数量日渐减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照常运转。战争发生后的第一周里，维珍航空收到了3000个取消预订机票的通知。在路易兹银行我们可以透支2亿5千万英镑，不知道在他们来处理这事之前，公司还能挺多久。这些烦恼暂且抛到一边儿吧。
不晓得今天取消机票的乘客又要增加多少，不过，那些大型国有航空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没人愿意冒险乘坐带有国家标志因而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飞机。由于撒切尔夫人曾经准许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袭击利比亚途中到英国加油，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都被认为容易招致恐怖主义的报复，在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客机里的炸弹已经表明这种报复多么可怕。英航虽然只是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却自称是英国官方航空公司，而这个称号第一次对我们有利。经历了第一周的空舱飞行之后，我开始怀有一丝希望：乘客们会谨慎地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于维珍表现出了些微偏爱。
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规模还很小。我们只飞往两个国家的4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检查这4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有没有任何吸引乘客回头的迹象。东京航线的情况最差，我们只获准每周飞4次，而且不是周日，可这天正是商人们最爱启程的日子，况且这条航线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前就一直亏损。整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进行游说，希望开通的另外两次飞往东京的航班，不过和以往一样，这次又受到了英航的阻碍。我们飞往纽瓦克和洛杉矶的航线，乘客数量自从开战后第一周就开始减少，不过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选择维珍而非美国官方航空公司的细微变化，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线似乎基本未受影响。
在此前一个月，大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琼在内克筹办了一场精彩的聚会，我却发觉自己闷闷不乐。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失去了兴趣，而我亦深有同感，每一次商谈合同都极为艰难，有时反复纠缠于一些老地方更让人感到乏味。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做成了主要的独立唱片品牌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富都维系于这一家公司，我明白他担心我的某个冒险之举可能会危及公司。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毫无兴趣，他把维珍航空完全当成维珍集团的一个巨大负担，一门会被英航或者其他意外，如海湾战争，逼上绝路的生意。
进入不惑之年，我开始思考这一生中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建立了维珍航空之后，我发现，要随心所欲地迅速发展航空公司极为艰难，虽然我们度过了辉煌的一年，并当选为最佳公务舱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却只限于在盖特维克机场运营。只有一条短跑道，又缺乏相联的航线，盖特维克无论在货物还是乘客方面，都不如希思罗机场有利可图，我们在盈亏的边缘挣扎，还陷入了与英航的持续竞争，而后者依然是竞争中的主力。
一想到我们奋斗只能维持维珍航空收支相抵，我便开始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做点儿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了去大学修历史。当我跟琼谈提到这个主意时，她毫不留情地否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其实是个借口，好离家去认识漂亮女孩们。我还仔细考虑过去当全职政客，去研究一些诸如医疗护理、无家可归等重要议题，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为争取政治变革、贯彻实施而努力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念头，都因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抛之脑后，我们的航空公司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是霍莉。“哪一双？”“你知道的，就那双新运动鞋。”正当电视里世界因战争而分崩离析，正当半舱空空的维珍“处女航行者”号跨越大西洋，飞向拂晓时分的盖特维克机场时，我们一家人正聚在床上吃早餐。让霍莉和山姆做好上学准备永远都是一项令人发狂的测验，鞋子、袜子、背心、体恤、运动衣和贝蕾帽，这些都得从他俩头天晚上莫名其妙藏身过的地方搜罗出来。只有最富于灵感的奇思妙想，才能把那些玩意儿召唤出来。最后他俩终于拎起了所有的玩意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是约旦王后努尔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热气球飞越大西洋之旅带来的奇遇之一。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蕾斯？凯莉，她是美国人，曾当过空姐，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魅力四射。她如今住在安曼的一座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宫殿里。她听说了我们的气球飞行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教她和她的家人乘热气球飞行。我和汤姆一同去了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皇室成员们如何乘坐热气球。在安曼，没有人见过热气球，当我们在人们头顶出现时，他们无不惊奇地仰望凝视。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站在柳条篮里的时候，人人欢呼雀跃，奔跑招手，整座城市完全呈现出一派喧闹景象。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王子们在气球离屋顶3英尺时向下挥手致意。
萨达姆侵占科威特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寥寥几位拒绝谴责他这一过激行为的国家首脑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原本承诺给予伊拉克许多油井，以作为对持久的两伊战争的援助，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这些诺言，甚至还在OPEC组织给它的产油配额上进行欺骗。
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籍劳工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有15万难民聚集在临时帐蓬里，没有水，也没有毯子。白天炙热，他们毫无遮蔽；夜里冰冷，他们也无法保暖。一听到这个问
题，我立即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努尔王后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建立一个供水系统，但还需要10万多条毯子。
“已经死了一些孩子，”努尔王后说， “不过还没有演变成大范围的灾难。我想我们只有两到三天的宽限了，很快上百名难民将会死亡。”
那天我和维珍航空的同事们谈论如何着手找到10万条毯子并空运到安曼去，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事办的威廉？沃德戈雷姆和海外发展办的琳达？绰克，弄到了3万条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答应提供更多的毯子，我们主动表示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就在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中发出了呼吁。从那晚起，盖特维克机场开始堆积毛毯，此外，戴维？山斯柏利还答应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的一架747客机上的座位被全部挪走，取而代之的是4万多条毯子、几吨大米和医疗物资，飞向安曼。装载毛毯的卡车在机场排成了一队，返航时我们还带回了不少被困在约旦而想回家的英国人。
回英国后，威廉告诉我他接到了英航主席金爵士的电话，金爵士惊讶地看到，10点新闻播出了维珍航空的飞机飞向约旦的头条特写。“本该由我们去做那件事情，”金爵士对威廉说。威廉向他指出，恰好是我主动提供帮助，而维珍航空又正巧有架飞机可用。第二周英航也向约旦运去了一些物资，并带回来更多的英国同胞。克里斯汀告诉我，他们非常吃惊：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英航提供帮助，然而，自从维珍航空的安曼之行以后，英航频频地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看来，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会造福慈善事业呢！
由于听说我们运去的一些物资并没有到达难民营，我决定去安曼待上几天，观察那些物资下一步的传递流程，直至它最后到达难民营。我又一次和侯赛因国王及努尔王后住在了宫殿，并与内务部长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坚持有必要严格监控这些捐助物资，使那些捐助者确信它们交到了难民手中。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做了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西方国家希望外交斡旋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保护科威特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了。待我回国时，约旦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努尔王后告诉我，再也没有人因痢疾或脱水而死去，不久后15万名难民也慢慢疏散了。
几天后看电视新闻时，我见到一组不同寻常的镜头：萨达姆身边围聚着一群滞留在巴格达的英国人！在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中，萨达姆坐下来，示意一个小男孩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头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摄像机讲话，那男孩和山姆差不多年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人，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制服的伊拉克士兵能够幸免于难。
“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金爵士在他给威廉的第二个电话里这样怒吼，“是该死的外事办的一分子吗？”金爵士的愤慨也在一些报纸上得到了附和，它们暗示我不过是出于个人荣耀才，我被这一批评刺痛了，和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曾在日记中极力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完全碎裂了。一直疲于奔命，在接受ITN采访、谈到我所见的各种人士时，我噎住了。说起在巴格达机场，那位英国父亲不得不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以带出伊拉克，那位菲律宾妇女在那天离开伊拉克生第二个孩子。讲述时我只能说到一半就不忍继续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些嘲笑有没有道理？一个月之前，我正接受《名利场》的访谈，那段时间整天情绪低落，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我刚满40，在寻找新的挑战，甚至考虑除了航空公司，变卖掉一切东西，缩小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门我热爱的冒险生意。但也要有时间尽力运用我的商业技巧，去解决我认为自己会有所裨益的问题，如攻击烟草公司、子宫颈癌，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会得到更大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把接下来的40年时光浪费在经营公司、把生意做大上——那只是前40年的重复而已。
为此我需要得到承认吗？不，我认为不必。一个两难问题是，要针对许多问题开展运动，你需要公开地利用自己，以号召别人。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借助我在电视上的讲话，成吨的药品、食物和毛毯、帐篷送达了难民手中。撒切尔夫人辖下的政府捐助了200万英镑，五大慈善机构之间也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N开始播放免费广告……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行动迅速，一场主要的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公布于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难题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个人可以以何种频率、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媒体而不至于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如果真有迹象表明我是为了个人荣耀而做的，那么我将来就根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通过飞往巴格达和营救人质，维珍再次篡夺了英航惯有的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维珍的这次巴格达之旅会让金爵士如此恼火，我只是在尽力帮忙。我们成功地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运载了医疗物资，而且带回了人质。后来我才发现，金爵士的愤慨反应仅仅是个开端，一场由英航发动的旨在将维珍航空挤出市场的暴风行动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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