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我差一点儿就要死了。”（1987-1988）（1）
佩尔和我在起飞前的晚上吃了安眠药。当我们在凌晨两点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当我们坐车去起飞地点时，看见高耸于树林上的巨大热气球在照明灯下闪闪发亮，周边是银色，球罩是黑色，已充满了气，被锚紧紧地拖住。我们爬进飞行舱，地面工作人员开始做最后的检查。呆在飞行舱内，我们不知道已经出了意外，被弹射上天，一条缆绳缠住了两只丙烷罐；随着热气球上上下下，这条绷紧的缆绳松开了丙烷罐，热气球一冲而上，还拖着两根带沙包的缆绳。当达到一定高度，穿过缅因州海岸向大海飞去时，佩尔爬出飞行舱剪断了最后两
根缆绳。我们朝着发热的朝阳快速前进，在急流中的飞行速度达到了85英里——差不多每小时100英里。10小时后，我们的飞行距离已经超过了900英里，轻松地打破了热气球飞行距离的纪录。鲍勃？莱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得保持在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因为那里风速最快。
第一晚我们遇上了暴风雨，只好下降高度以求平稳一点的气流，但是这里在下雪，我们马上失去了急流的速度。“我们必须上去，”佩尔说。他点燃火炉，我们又重新上升面对糟糕的天气。暴风雨把热气球和飞行舱弄得东倒西歪，就在我们打算再次下降时，气球冲出暴风圈，进入晴朗，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60英里。第二天早上，维珍航空的747型飞机“少女航行者号”飞到我们旁边，它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八倍，我妈妈的声音从电台噼噼啪啪地传来：“快点，理查德，快点！我们要超过你呢！”
7月3日下午2：30，我们飞速穿过爱尔兰海岸，同驾驶快艇相比，这简直是场梦幻之旅。我们在空中飞行了29个小时。惊人的飞行速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还剩3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绑在飞行舱上，在着陆时燃料罐将会爆炸。我们决定超低空飞行把燃料罐扔在空旷的地方，然后再尝试着陆。佩尔停止燃烧丙烷，让热气球下降到低空，当我们下降时，风突然在周围旋转起来，我们直接向地上冲去，以几乎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我们擦着地面弹跳，所有的燃料罐和无线电天线都撞飞了出去，没了它们，我们又噗嗤冲上天，险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高压电线铁塔，这儿是爱尔兰的一个小村庄。
没有了燃料罐，我们彻底失去控制，一旦燃料用完，我们就会直坠而下，像一个没有打开降落伞的人，在舱内还有一小罐储备燃料，佩尔立刻把它连到火炉上。“缠住了，”佩尔说，“绳索缠得像团麻花。”热气球圆顶被压了下去，挂在热气球中部的绳索勾住了某样东西而且还在我们头上打了个结。整个热气球自己缠绕的像个毛线球，通气口也被关上，我们无法加热里面的热气，我打开飞行舱门，爬到顶上，取出刀，准备砍断打结的绳索。“快，”佩尔朝我大叫，“我们正在飞速下降。”我终于砍断了绳索，热气球猛转起来，热气球罩张开，我从舱口跳下来时，火炉熊熊燃烧。虽然我们离地面不到300英尺，但是急速增加的热量让我们下坠的速度稳定下来，然后再次上升。
“让我们降落到海滩上，”佩尔说，“我们不能在内陆的任何地方冒险了。”
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把救生筏绑在皮带上，海岸线越来越近，佩尔降低高度，但是地面的风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又一次把我们吹向了大海。我们正朝东北飞去，没了飞行舱里的无线电和电力，我们比以前更受风支配。
“抓紧了，”佩尔说，他放出更多的热气以降低我们在乌云中下降的速度。当我们最后钻出这烟雾时，泛着波浪的大海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飞得太快了，错过了海滩。我意识到汤姆？巴罗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就像试图停下一辆没有刹车的谢尔曼坦克，我恐惧地看着大海朝我们扑过来。
我们撞上海面，身子整个倾斜，无法站立，佩尔伸出双手，抓住红色的操纵杆，拉下它，切断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之间的缆绳，理论上说，热气球就会飞走，飞行舱则坠入海中，飘浮在水面上。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天哪，”佩尔叫嚷着，“导火索熄了。”
热气球带着我们沿爱尔兰海跳上跳下，我再次翻倒，撞上了飞行舱的甲板。
“出去！”佩尔冲我叫，“理查德，我们必须出去。”
佩尔扭下舱门杠杆，随着飞行舱入水，热气球慢了一下，他从舱门爬上去，我随着他冲上梯子，我们抓住钢索，努力在倾斜的飞行舱上保持平衡。热气球歪斜着，一边拖在海中，留下一条冒白色泡沫的尾迹，然后一股大风卷起我们随着热气球离开了海面。佩尔从飞行舱顶一跃而下，跳进了漆黑冰冷的水里，降落的高度看起来至少有100英尺，他真是在自杀。
我犹豫不决，可是没有佩尔的重量，大热气球又飞了起来，飞行舱像个钟摆一样在热气球下荡来荡去，我急忙蹲下，抓住栏杆，看着身下灰色的大海远离了我。已经看不见佩尔，升入乌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现在我孤身一人，驾驶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气球向苏格兰飞去，风冰冷刺骨，脚下的海洋结上了冰，我身处浓雾，身边仅有一个小小的紧急燃料罐。
我重新爬进飞行舱，把不同的选择匆匆想了一遍：我可以跳伞落在海上，但在那里可能没有人发现我，我会淹死；我可以继续在空中飞行，试图夜晚着陆，看我是否能幸运地碰上块陆地。我拿起麦克风，电台还是没声音，我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高度计一点点下降，我本能地点燃丙烷，火焰在热气球中腾地起来，气球稳定下来。我呼吸困难，戴上氧气面罩检查了一下高度计：一万两千英尺。白色的浓云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知道下面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在佩尔抛弃热气球之前，他曾告诉我没有足够的燃料在天黑之前到达苏格兰，剩下的燃料仅够我飞行一小时，迟早我会再次面对爱尔兰海。
我又想到导火索，或许它们已经切断了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的5根主要绳索中的一两根甚至三四根，或许仅存的一根绷得太紧，被剩下的重量快拉断了，如果这样，飞行舱将直接坠入海中，我则被撞死，正是这个恐惧让佩尔跳了下去。我加了许多丙烷后，重新爬上飞行舱顶看绳索，周围一片寂静，站在纷乱的白云中，我不由感到强烈的孤独，绳索看来完整无缺，我回到飞行舱。虽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纪录，但现在我得靠自己决定死亡或幸存。没穿救生衣的佩尔要么死了要么还在努力游泳，我必须联系救援找到他，我必须生还。已经24小时没
有睡觉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努力清醒下来，决定升高热气球，这样我可以从飞行舱跳伞。我给火炉扇风，找到笔记本，在封面草草写下：“琼、霍莉和山姆，我爱你们。”
等到高度计显示8000英尺，我爬到外面，一个人在云端，蹲伏在栏杆边向下望去，飞快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如果跳下去，我就只有两分钟好活；如果成功地打开降落伞，我仍然可能淹死在英里。我摸了摸降落伞的开伞索，确认它是否是正确的那根，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经常分不清左右，尤其是对于降落伞，上次我跳伞时，就拉错了开伞索，降落伞从我身上飞走，幸好那次还有几位跳伞运动员在我的周围，所以他们打开了我的备用降落伞。现在我孤身一人在8000英尺的高空，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望着上面的大热气球，我意识到我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上，如果能让气球下降，或许我能在即将撞得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刻跳入海中，现在的燃料能支撑30分钟， “只要我活着，我就仍然可以做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告诫自己。我又爬了进去，脱掉降落伞，下定了决心在这几分钟里，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进夹克衫口袋，检查是否带了手电筒。
从飞行舱向下面的浓雾瞧去，我试图算出我该什么时候停止燃烧，让热气球可以尽可能慢地撞上海面，什么时候打开通风口，什么时候离开控制设备，爬上飞行舱顶准备最后的一跳。尽管失去了所有的燃料罐，热气球携带的重量仍然约有3吨。
当气球从云层下钻出时，大海就在脚下，我竟然看见皇家空军的直升飞机！我最后点燃丙烷减慢我下降的速度，抓了块红布，爬出舱门，蹲坐在飞行舱顶，向直升飞机驾驶员挥舞着红布。他偶尔会朝我挥挥手，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危机。从边上看下去，大海越来越近，我在飞行舱上四处滑来滑去，想弄清楚风从何处来，然而很难，因为风好像从各处吹来。我最后选择了逆风一边，向下张望，离海面只有50英尺，也就是一所房子那么高，大海扑面而来，希望热气球失去我的重量后会上升，不要落在我的头上。我抓住栏杆，拉开救生衣的开索，从飞行舱上一跃而下。
大海结上了冰，我深深地掉到英里，感觉我的头皮都和水冻在一起，然后救生衣带我浮上了水面。我还活着，这简直像在天堂里，我转头朝热气球望去，没了我的重量，它安静地向上飞去，就像华丽的外国飞艇穿过云层，消失在视野里。
直升飞机飞到我的头顶，放下一根绳梯，我像坐秋千一样坐了进去，但是每次它努力把我拉高时，我又掉回水里。我太虚弱了，抓不住绳子，最后它用绞盘把我拖了进去。
“佩尔在哪里？”我问，“找到他吗？”
“他不在热气球里？”这个皇家空军军人问。
“他在水里面，大约在40分钟之前。”
飞行员做了个鬼脸，用无线电同某人通话，直升飞机开动螺旋桨开始上升。“我把你送回我们船上。”飞行员说。“我想去找佩尔，”我说，“我很好。”
如果佩尔幸存下来，那么他一定在爱尔兰英里游泳，或者更可能淹死了。光线在减弱，从空中望去只可能看见他的脑袋，这像寻找一个足球——一个落在有暴风雨的海上的灰色足球。飞行员不理会我的争辩，两分钟内，我们降落在一艘船上，我被拖到船里。没有歇口气，飞行员立刻起飞，重新往大海飞去。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没有消息，然后电台传来兴奋的声音： “我们找到他了，他还活着，仍然在游泳。”不幸的是，拉人的绞盘被卡住了，只好靠一个小舢板抢救他，小舢板到达时，佩尔几乎要死了，他没有救生衣，已经在海水里泡了两个小时，拼命地游泳以保持血液循环，被解救上来时，他完全被冻僵，筋疲力尽。后来他说起他儿时的经历，那时他爸爸强迫他每天在瑞典冰冷的湖水里游泳。我们在舰艇的甲板上相会，紧紧地抱在一起，佩尔被脱的精光，裹着一条毛毯，他的脸苍白得像块大理石，冻得发青，牙齿止不住地打颤。
我们成为首次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简直不能相信我们能幸存下来。
1987年夏天，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强自支撑，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广告，并大力展示他们乘务员的格子呢服装，但是没用，8月他们宣布同意英航的收购条件。在我看来，这项收购明显违反了国家垄断和合并委员会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英国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将占大西洋航线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虽然我们向委员会投诉这次收购将让英航在穿越大西洋航线上的份额从大约45%上升到80%，但是这次并购仍然在9月通过。英航和苏格兰航空还演了场好戏，苏格兰航空将独立经营，而且乘务人员将继续穿他们格子呢套装，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没有苏格兰航空的竞争，英航现在可以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消除最后的小小的本土对手——我们，然后垄断大西洋航线。
随着英航和苏格兰航空并购案的继续，我们意识到虽然庞大的英航给我们威胁，但是这次并购对我们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我们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至少增值到1000万美元，我们利用它租了另一架飞机来飞迈阿密航线，我们还打算进一步扩张。根据管理英美国际航空的百慕大协议，在英美间应该有两家英航公司飞行；同样，我们的律师也发现英国同日本达成的政府协议规定，必须有两家英航公司和两家日本航空公司来往于英日。由于苏格兰航空退出了竞争，维珍航空现在可以自由申请作为第二家航空公司开通这些航线。
就像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乐队肯定是维珍唱片的转折点一样，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对于维珍航空也是个转折点，他们合并之前，我们只能飞往迈阿密和纽约边的纽瓦克机场。作为第二家英国远程航空公司，维珍航空有资格申请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最想飞的是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和东京，我们也列出苏格兰曾经的其他三个地点：旧金山、波士顿和香港。1987年我们只有两架飞机，为了飞往洛杉矶和东京，我们将必须租用更多的飞机，招募两倍的乘务员。
同时，除了争取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仍然继续靠近索恩百代集团，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搞定了1亿英镑的贷款。尽管整个夏天股票市场持续上升，我们觉得索恩百代集团的股价仍然太低。有了一亿英镑在手，毫不畏惧百代集团的规模，1987年9月25日我们开始收购，每次10万股，决心在宣布我们收购标价之前买入百代5%的股份，即使失败，从长远来说5%的赌注肯定会升值。马上，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前些天我们购入了价值175万英镑的25万股，然后又是500万英镑，有时我们会卖掉些股份，故意把水搅混，使人相信大量的索恩百代股票在交易中，这样收购的传言就会继续，10月第二个星期之前，我们的股权交易花了3000万英镑。
1987年10月15日，星期四晚上，飓风登陆，没有几个人可以去工作，所以股票市场星期五关闭了，而在美国，星期三开始，股票变成了抛售，道琼斯指数下降了95点，接着引发了最大的日下降指数。到第二周一之前，华尔街的崩溃还没有真正冲击伦敦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周日的报纸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甚至鼓励读者抢购英国石油的股票。星期一澳大利亚股市首先开盘，立刻下降了20%，东京股市下降1500点。我认为这是吃进索恩百代股份的最佳机会，打电话让经纪人购买500万英镑的索恩百代股份，20秒内经纪人填好了定单，问我是否想多买些，还有很多卖盘。最后我觉察到危机，停了下来，就在我斟酌时，伦敦股市下跌了100点，接着100点，又是50点——一整天共下跌了250点。那天下午道琼斯指数则又下降了500点，3天之内，世界股市蒸发了大约1/4的市值。
维珍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从1.6英镑跌到0.9英镑。有人算出我已经在维珍的股票上损失了4100万英镑。比这更糟的是，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从7.30英镑跌到5.80英镑，下跌了20%，我们手上的股份猛跌到1800万英镑。
新斯科舍银行也不开心，股价下降的这么厉害，他们要求立刻归还500万的现金。但我仍然要收购索恩百代集团，我决不会卖出我的股票，所以维珍股价的大幅下跌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股价被大大低估了。而且，我更多地注意百代的利润和现金流，把股市崩盘看作是收购它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蒙特雷公司在这次下跌中损失惨重，他们的股价跌去了60%，无法借到更多的钱收购索恩百代的股票。
那个星期我和两个独立董事大吵了一架，在维珍上市时我们引进他们来代表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坚决反对继续进攻索恩百代集团并在10月底公布年报时宣布收购。
“但是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购买机会，”我说，“索恩百代现在仅值上周五时的2/3，我们能从它的歌目中取得巨大收入，所以它是便宜货。”“未来可能更加严峻，”他们警告我，“这次股市大崩盘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购买唱片的人还会继续，”我说，“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股票。他们会继续购买甲壳虫和菲尔？科林斯的专辑。”
但是每个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都想观望股市下一步动态，索恩百代的股价一直下降到5.30英镑。我争辩说这次崩盘是意外，股价不久将回升，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然而他们都不同意，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把这件事情放下，我期望当我们发布年报时，维珍股价将高开高走。当我们宣布维珍到七月份为止的年度利润从1400万英镑增加到3200万英镑时，我们的股价并没有上升，一点也没有，很难理解前一年维珍的每股股价能有1.4英镑，然而在利润翻倍的情况下股价却跌了一半。这次股市崩盘宣告了维珍作为公开上市公司的结束，唐恩反对改向，但是特雷弗和我悄悄讨论了重新私有化的部署，特雷弗开始计算如此大的回购需要多少资金。
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管理层将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我们的收购价比每股1.4英镑的上市开盘价要低，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将用发行价收购，这比我们宣布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0.7英镑——要高得多。那些维珍一上市就进行投资的人，那些在银行外排队曾经给我良好祝愿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损失，我们的名声还是完整无缺。
特雷弗再次审查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财务结构，在1988年11月底设计好了私有化的步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试图劝说他们的母银行内地银行加入到贷款银行辛迪加中时，遭到了拒绝。特雷弗决定除了名头外不要塞缪尔？蒙塔古公司的任何服务，他没有建立一个银行辛迪加，而是开始组织一个银行联合体，同每一家银行直接联系，这意味着由于他要同所有的人单独谈判，必须做大量外出搜集情况的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每一家对付其他银行。最后他获得的20家不同银行的授权，我们得到了三亿英镑的贷款额。我们收购了外部股东的股份，然后再次募集资金偿还为保护维珍集团上市公司和维珍航空而形成的债务。
债务额超过了三亿英镑，我们负债累累，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快速转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卖掉了手中的股份，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唐恩、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离开了维珍，唐恩已经完成一项很棒的工作，他重铸了公司，让公司的管理架构清晰明了，特雷弗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总经理。特雷弗和我希望采用合资的方式投资维珍任何子公司，想用在不同维珍子公司的一两个主要合作者来代替金融界的股东，维珍集团的结构也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18.“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1988-1989）（1）
回购尼克的40%的股份时，因为维珍迅速发行了一系列以菲尔？科林斯为首的畅销歌曲，我能力偿还100万英镑的贷款。那时我就象在刀锋上行走，但一切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负债3亿英镑，必须在一年内归还两亿。这个压力下，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只要报价合理。特雷弗、肯和我开始研究可以从哪里筹钱，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维珍零售。（子午坊 www.ziwufang.com）
1971年初以后，维珍再没有从维珍唱片店取得很多利润，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名字显
示在热闹的街道上，公众对维珍的印象很大程度从它们那获得，它们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在我们付完员工工资、租金和管理费用后，这些商店通常亏损。维珍零售的问题是自从1980年尼克离开后，没人真正有效地把它们组织起来，对手们开始超过我们。1987年唐恩发起的一次对公司内部的检查中，清楚表明零售业没有为我们赚钱，而且显然再也不可能了。
“让我们把它们全部卖掉，”再次回顾了维珍零售的损失后，我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很快我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卖掉小型唱片店而保留大卖场，原因有两个：第一，HMV（全球最大型的连锁音像店）在牛津街新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店，获得了交口称赞，而且确实销量不错；第二，帕特里克已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找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可以把那儿改造成维珍大卖场。
在英国我们有102家唱片店遍布全国，而当WH？史密斯公司问我们是否愿意卖掉一些小唱片店改名为Our Price时，我们欣然接受。1988年6月，我们以23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了67家小唱片店。特雷弗和我接着将维珍零售切割为互不相干的三个部分：第一类包括出售唱片店给WH？史密斯后的剩余部分，分布在各大主干街道和牛津街大卖场；第二类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大卖场，帕特里克将建立一个独立法国分公司负责这里；第三类是计划为伊恩？达菲尔准备的，他设立了牛津街上的HMV大卖场，我们成功游说他加入维珍。
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伊恩为什么决心离开索恩百代而来到维珍，就短期而言，他离开了一家声誉良好的大公司、放弃可观收入，来为我们工作，而当时维珍在零售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提供给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维珍大卖场的机会，许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有维珍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这一行的奇才，对唱片店有独到思路，他的兴趣在于到海外去开一系列维珍大卖场，我感到我们可以重振雄风。
我们也考虑过在美国开店，但是当时那里的房租太高，竞争又激烈。我们改为在悉尼开张营业第一家大卖场，那里还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平静市场，我们可以试验一些不同的方式，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伊恩去了悉尼，我们半开玩笑地说，索恩百代集团将再也逮不到他并劝他回头。伊恩雇用了他在HMV的老搭档迈克？尹门，他们一起开始筹建悉尼大卖场。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也初具规模，找到了一座19世纪后期建造的老银行大楼，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引人入胜的楼梯，这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小唱片店赚不了很多钱，仅仅吸引路人进来，他们会挑剔品种不多。70年代已经结束，维珍唱片店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和顾客忠诚度。我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地方，提供世界上最广泛最多的产品、最完善的服务。
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认同开巴黎大卖场，我却把它看作我们在零售业最后的赌注，如果不幸，那么我们将整个产业售出。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提出开巴黎大卖场的想法时，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都不相信他的销售预测。“如果我们不能从牛津街赚到钱，”西蒙指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赚到钱呢？”我明白他对维珍零售长期的失败非常愤怒，因为他拥有20%股份的唱片公司要为维珍零售的亏损提供补助。由于整个董事会反对这个想法，所以如果帕特里克要得到继续进行的许可，那么我就必须做些努力。第二个星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关于在欧洲大陆开展生意的电视广告，我立刻同意了，并要求在巴黎拍摄。于是维珍董事会看到这则电视广告中的我站在香榭丽舍大道，宣布在欧洲大陆做生意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下一个维珍大卖场就将在这里。虽然西蒙、肯和特雷弗对我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我信任帕特里克，相信他会成功。我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倾听，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全力执行，不同意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固执。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从开张那天起，它就所有的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商店。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商店的范畴，成为了一个路标和旅游景点，几个月后甚至吸引了同罗浮宫一样多的参观者，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其他任何一家唱片店的两倍多。每个日本和德国的青少年游客来此朝圣并批量购买CD，而且顶层的咖啡店也成为法国经理们聚会的时尚场所。我对帕特里克非常满意，但是对英国的唱片店束手无策。
1988年情人节的灾难突显所有的问题。维珍唱片店决定那天卖兰花并订购了5000枝。不幸的是，要么没有人知道兰花，要么人们更喜欢买玫瑰，到2月15号之前我们仅售出了50枝兰花，零售连锁店发现自己还剩下4950枝花，这些花不像CD，它们正在枯萎变色，必须扔掉，甚至我也不好意思送给琼那么多花。是时候引进其他人来改造维珍零售了，辞退员工令人揪心，我痛恨做这件事，但是这个团队已经江郎才尽，那一年他们承认维珍零售将亏损两百万。
虽然猎头列出了合适候选人名单，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西蒙？伯克再次应征总经理的职位，他在两年前作为发展经理加入了维珍，负责筛选各种商业计划。
我常常鼓励维珍员工发现自我潜能，我坚信凡事皆有可能。尽管伯克没有改造连锁店的经历，但是我确信他能。1988年8月伯克在维珍零售开始工作，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清除商店里堆积的废物：由于维珍董事会盈利的压力，以前的管理人员曾接下各类生意努力创收，从
金属徽章和拳击短裤到记事本和各种文具，有些店铺还贩卖溜冰板和美式橄榄球护具，甚至贺年片；最不可思议的是伯明翰店，他们把空间转租给洗衣店，店铺的入口都被洗衣机堵住了。虽然这些交易会带来短期的入账，但从长远看，它们迷惑了消费者，不再将这儿当作购买唱片的地方。
在牛津街商店，有一座小小的CD工厂，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彻底的失败，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十分有兴趣观看CD如何制造出来，它或许是本世纪唯一一家在牛津街高级地段开设的工厂，但同时它也是场灾难。第一，很多库存被偷走在黑市中出售；第二，技术员工必须从威尔士赶来，工作4天，休息3天；而且，我们的工厂太小了，无法同大型CD厂展开价格竞争。这家工厂制造的CD的长期受害者当然是维珍唱片，肯和西蒙被迫接受。我们曾成功完成了录音棚、唱片公司和唱片店的一体化，我相信这个纵向一体化的例子也会按照同一方式运作。
伯克坚决反对这个行为，坚持立即拆除这家CD工厂，把空间还原成唱片销售场所。“它不过是个噱头，”他说，“它必须滚蛋。”西蒙和肯感激不尽地同意了，我们回到了惯常的商业模式，就是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减到最少，与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合作。
伯克的战略开始奏效，1989年6月维珍零售重新盈利，在对维珍董事会陈述中，他要求1000万英镑投资于新店铺。他指出维珍零售正在崩溃，商店的瓷砖正从天花板上脱落，线路老化。他指出如果顾客看见这些，他们也会联想到飞机的状况。但不巧的是，帕特里克也要求1000万英镑用于完善波尔多和马赛的维珍大卖场。基于巴黎大卖场最近的成功，我倾向于投资法国，这一定让伯克懊恼。同时，悉尼大卖场即将开张，伊恩和迈克还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为了帮助英国商店进行投资来偿还债务，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合资公司。理想中的投资者买下30%的股份，但是由于利息过高，主要街道的零售业正在衰落，没人购买。WH？史密斯得到风声，打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报价。WH？史密斯购买了我们10家英国大卖场的50%的股份，与以前不同的是，这10家大卖场继续保留维珍的名称经营。股份的出售赚了1200万英镑，我们立刻用它归还维珍航空的借款。这是领先那些银行家又一次。
英国零售业飞快地变成同WH？史密斯合资的公司，欧洲大陆的零售业务开始从巴黎扩展到波尔多、马赛和德国后，维珍各个分公司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日本。当许多英国公司抱怨在日本做生意是多么困难时，维珍已在享受同日本人的良好关系，我认为这源自我第一次去东京旅行的成功。那时只有20岁，尚未同克里斯蒂结婚，却颇有野心地安排了与娱乐界和媒体圈中人士进行会谈，试探是否可以建立某种类型的合资公司来分销唱片。那是在我们扩展维珍唱片之前，我甚至没有迈克？奥德菲尔德可以销售。我年轻，满腔热情却身无分文，参加了许多会议，艺妓们在一旁上茶服务，我穿着牛仔装和T恤，积极地同一群群友好耐心的日本商人谈生意，虽然没有达成任何交易，但真正的胜利发生在我的旅馆。当我出了机场后，坐出租车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毫无特色，房间非常小，那晚我又累又孤独，看见旅馆服务有一项按摩。两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来到我的房间，让我躺在浴缸里，享受了一生中最销魂的按摩，最后我们都躺到了浴缸里。第二晚我迫不及待的再次要求按摩时，来的却是两个系着围裙的日本壮妇，解释说上次两个姑娘休假。她们用空手道对我又砍又打，我骨头都散了。虽然这一次我预定了豪华酒店，但是什么也不能同我第一次商务旅行相比。
1988年，维珍已经在日本家喻户晓，在那里我们一些艺人们唱片销量很好，尤其是乔治男孩、“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菲尔？柯林斯。自从英航收购了苏格兰航空后，我们成功地申请到飞日本航线的权利，但我们仍然必须出售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的部分股份以缓解堆积如山的债务。
第一笔生意是出售航空公司10%的股份给日本大型旅游集团西武集团，维珍航空刚刚宣布税前利润翻了一倍，达到1000万英镑，而西武集团用3600万英镑购买了10%的股份。在这笔生意进行的同时，维珍通信签下长期合同将发行世嘉Sega公司的游戏。很明显，日本公司同维珍有着共同的商业理念，他们注意经营长期目标。作为公开上市的公司，除了不得不向独立董事和股东汇报，我另一个主要困惑是投资者的短视，我们必须创造快速的利益，还得付大量的股息，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日本投资者则更关心资本成长，因此，日本的市盈率经常是英国的3倍。我曾经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定两百年的经营计划！这让我想起邓小平在1980年的名言，当时他被问道如何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他的回答是“评价过早”。
同日本伙伴合作的下一个部分是维珍唱片，这是个关键性的买卖。如果要突现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意义，维珍唱片就得卖个好价钱。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是不准备长期投资；一家日本媒体公司富士产经最受我们青睐，我与富士产经的Agichi先生在荷兰公园11号我家的花园里会谈，“布兰森先生，”他平静地问道，“你是喜欢美国太太还是喜欢日本太太？美国太太很难缠——太多的官司和赡养费。日本太太非常温顺，非常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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