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们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 （1990.11—1991.1）（1）
“低头，”我冲着珍妮和她的丈夫雷内大叫，点燃了汽油，我可不想珍妮的头发着火。随着火苗在气囊中熊熊燃烧，热气球绷紧了绳子，我解开了缆绳，大地越离越远。因为珍妮没有带任何飞行时可以保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更衣室找了件旧皮大衣给她穿上，这让她看起来很瘦小。我们在秋日的下午静静地滑动，树叶凋零，残留在树上的叶子也是红色或者金黄色，11月里昏暗的阳光穿过枝头，投下斑驳的长长的阴影，热气球运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影子：每棵树、篱笆、甚至母牛都有长长的清晰的阴影，而你很难在地面上注意到这些
。
当我在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时，我也开始同珍妮？杰克逊谈判，她对同维珍签约表示了兴趣。同努尔皇后一样，我问她是否愿意乘热气球升上天空，邀请她来到磨坊端。我喜爱热气球运动。这是我做过的最安宁的事情之一，让我觉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中，当你滑行时觉得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没有人可以打搅你的飞行，你是多么自由自在。热气球是最自然的运输方式之一，当我看见一个热气球悬挂在天空中时，我觉得它和周围的风景协调美丽，不像摩托艇和轿车那样破坏风景，你还会看到周围宏伟的景象流淌在你脚下。我曾经飞过一个干草堆时，发现一对赤裸的情侣在上面纠缠在一起，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瞧见他们，我在他们上方十英尺处点燃了火炉里面的丙烷，他们立刻跳起来分开了。
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了，”佩尔嚷道。
地面工作人员逐渐后退，我们点火，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强，佩尔点燃放开钢缆的螺栓，我们冲上云霄。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云层，看见水平线上破晓的银光。我拿起无线电通讯设备，同地面人员联系。“你们飞走了，”威尔大叫，“这儿的人疯狂地在下面欢呼，太了不起了！”
五分钟内我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向急流层冲去，半小时后我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急流层底部，这时我们好像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加燃料，热气球还是进不去。风太大了，把热气球的平顶直往下压，我们一直被弹回来，只好穿上降落伞，把自己捆上救生筏，以防万一热气球遭受灾难性的撕毁。接着，热气球终于先挤进了急流层，气球顶部突然飞到我们前面，甚至掉到飞行舱下面，我们被撞倒在一边，飞行速度突然从20英里猛升到100英里，我们简直要被撕碎了，但是幸好飞行舱跟着热气球
进了急流层，我们处于正常位置了。热气球再次吊在我们上方，我们安全地进入了急流层。接着，配而扔过来一句：“从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进入了未知的区域。”
7小时后，该丢弃一个空燃料罐了。我们有6罐丙烷拴在飞行舱上，当燃料罐空了，我们就会扔掉罐子，减掉多余的重量，相应地飞行速度加快。我们决定在扔燃料罐时降低高度，钻出急流层，以防万一有什么地方出错。
我们在飞行舱下有一个镜头垂直向下的摄影机，充当我们的一扇窗，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很危险，虽然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白色的波峰和阴暗的波谷。佩尔按下按钮松开空燃料罐，飞行舱突然倾斜在一边，我被扔过飞行舱，掉在佩尔的头顶。“怎么回事？”我大叫。我沿倾斜的飞行舱地板爬回座位，我们以25度的角度悬挂着。佩尔检查了所有的控制器，想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我们就被一根钢索掉着，飞行舱会同热气球分离，垂直坠入海中。我打开录像带机，看看燃料罐消失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怖的是，我看见三个罐子往大海落下，而不是一个。“该死的，”佩尔说，“飞行舱一侧所有的罐子都扔掉了。”我们实际上抛弃了一个空罐和两个装得满满的罐子。我们才飞行了一千英里，现在却只有出发时一半的燃料，我们得靠三个而不是五个燃料罐来完成太平洋飞越中最危险的远征。
“当心，”佩尔说，“我们在上升。”我看着高度计，没了两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的重量，热气球骤然升高，速度如此之快，高度计滴答滴答地从三万一千英尺稳定地上升到三万四千英尺。
“得放出热气，”佩尔说，“我们必须下降。”我们不知道飞行舱有多坚固，只知道玻璃舱顶能抵御的压力高度大约在四万两千英尺，如果我们到了四万三千英尺，玻璃舱顶就会爆裂。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够时间看到我们的肺部从胸部挤出来，眼珠从眼眶里蹦出，我们就变成太平洋某处四落的碎片。虽然佩尔打开了热气球顶部的通风口，但是它还是继续上升，时间和高度计展开了竞赛……
感谢上帝，在我们丢弃所有燃料罐之前，终于慢下来了。三万九，三万九千五，四万，四万零五百，四万一千英尺。我们现在到了无人知晓的区域，我们的设备没有在这个高度测试过，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四万两千五百英尺时，高度计停止上升。我悲观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它已经破裂了，不能记录任何更高的高度。除了协和式飞机，我们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任何喷气式客机。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里，浪费了一半的燃料。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爆发，因为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未必会到达海岸，但是情绪高涨，我们飞行的速度太惊人了！”
依然没有联系上圣何塞控制中心，我写道：“事情看起来令人非常绝望。这时我不能确认我们将到家。”
然后，就像我们突然中止联系一样，我们的联系又恢复了。我从无线电设备上听到话音，这时联系已经中断了6小时10分钟。迈克曾经以为他已经失去我们了，因为两艘他联系寻找我们的船只报告说看见残骸了。
“迈克，是你吗？”“理查德，你们在哪？”“坐在太平洋上空的一个锡罐里。”我们如释重负，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迫降了。上帝，我们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我们很好，”我撒谎，“虽然丙烷在我们飞行舱上引起了火灾，但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位置。“除了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还有什么问题？”迈克想知道。“没有了。我们依然歪斜，当然不会再扔掉任何燃料罐了。”“海湾战争爆发了，”一个女孩说，“美国人正在轰炸巴格达。”是佩妮，她也在控制室。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机场碰到的士兵，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实迫降，一定没人会关注。鲍勃通知说：“我算出了你们的路线，你们需要立刻下降，你们现在所在的急流不久将折回日本，你们将会被放逐在太平洋上。如果你们从三万英尺下降到一万八千，你们或许可以进入向北的一股急流，它正冲向北极，但是至少那儿是陆地。”
我们关掉火炉，开始下降，五小时后鲍勃让我们再次上升，回到三万英尺的高度，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往西北飞去。我感到凡事皆有可能，而且奇迹仍在继续。我们的速度非同寻常：每小时210英里、220……突破了所需的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正平稳地向加拿大海岸飞去。燃料维持得不错，速度保持得很好，佩尔和我开始相信安全着陆没问题。
经过36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海岸。即使我们现在正飞往落基山脉——肯定是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至少那是陆地。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感觉难以让人置信。在我们飞越落基山脉时，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当地地面控制中心——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把你们的救援信号灯打开，”他们建议，“现在遇上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风速达35英里。”我们的兴奋变成了绝望，救援信号灯每隔五秒钟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我们曾经期望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却在洛杉矶3000英里之外，飞入北极的暴风雪中，恶劣的暴风雪会撕碎热气球，我们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像丹羽文雄那样死去。我们必须在黎明后立即降落，如果拖延三四个小时，太阳就会加热热气球的气囊，我们将继续飞过格陵兰岛，深入北极，失去同任何救援队的联系。
我们在暴风雪中，以大约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速向前旋转，我的任务是让热气球着陆。750英尺高时，我打开舱门，冷空气和雪花扑面而来，我爬到被冻住的飞行舱顶部，抓住钢缆，侧身把安全栓拔出扔到暴风雪中，它们是用来在碰上雷电时防止螺栓着火。我在那蜷缩了一分钟，注视着旋转在我周围的雪花，仅有的灯光是头上巨大的桔色火苗。热气球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你和风速一样快，所以你听不见风声，你的飞行速度有每小时150英里时，如果你将薄纸放在飞行舱上，从理论上说，它不会被吹走。所以，虽然我们在暴风雪的中心，但是觉得非常安静，我被雪花消失在火苗中的景象迷住了。然后，我环顾周围，看见了脚下的大地，意识到这么黑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下方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我朝佩尔大叫：“不要降得太低，下面全是森林，我们走不出去。前方有块空地。你能看见吗？”“准备着陆，”佩尔一边叫一边熄灭了火炉。
爬回飞行舱，我们降落了，以大约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上地面，发出一声巨响，一路滑行。不幸中之大幸是在气囊飞离我们之前飞行舱停住了，我们立即扳开阀门，手脚并用地爬出来，害怕飞行舱将和最后的丙烷燃料一起爆炸。我们拥抱在一起，在雪中跳了会儿快步舞。银色的热气球气囊悬挂在松树林上，风正吹得它四处乱晃，飞行舱没有爆炸，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0度，如果我们回不去，就会冻伤。我们再次爬进飞行舱，用无线电联系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我们已经着陆，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着陆在四周有森林的湖上
。“”这是个结冰的湖泊，“一个简洁的加拿大声音回答道，”很安全。唯一的麻烦是你们周围大约有80万个湖泊，湖边全是树林。“
我们不得不在飞行舱里再等上8个小时，佩尔的一只脚和我的一个手指冻伤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半睡半醒，吃着补给，极度渴望得到温暖，这8小时中每隔5秒钟，紧急呼叫器就叫一次，几乎刺破我们的耳膜。我们的着陆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300英里，距离最近的道路有150英里，这片荒野大约有英国的两百倍。“我们已经飞行了6761英里，”佩尔带着疲惫骄傲地说，“我们的飞行时间是46小时6分钟，平均速度是147英里——这些都打破了记录！”“我只渴望一杯热咖啡，”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还有篝火、阳光海滩。为什么我们不降落在加利福尼亚？”
“下次，最后一次飞行，”佩尔开始梦想，“环绕世界！”我想知道我是否疯了，还去考虑同他再次合作。相对其他任何人，他将热气球飞行的技术推广到极限，但是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关系，但是佩尔没有团队精神，他很孤独，经常难以理解，很容易批评别人。我的成长经历却告诉我要寻找人们的优点，尽管这样，作为两个性格相反又相互尊重对方优缺点的人，我们仍然和平相处。他也必须忍受我们所做得每个项目都命名为“布兰森”或者“维珍”，当然，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绝大多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还要多。
终于听见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它盘旋在上空，降落在我们旁边。我们拿好装录像带带的包和飞行日志，摇摇晃晃地进了直升飞机，佩尔由于冻伤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耶洛奈夫的一个小机场，一圈圈黄色的荧光灯在大雪中模糊不清，我们嘎吱作响地走过雪地，来到飞机棚，打开门踏进去时，威尔、爸爸妈妈、佩尔的妻子海伦和一些来自耶洛奈夫的人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欢呼起来。“来一杯冷啤酒，”威尔叫道，“只有这个了。”佩尔和我打开瓶塞，向每个人喷洒。“你们成功了，”妈妈说。“不要再做了，”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佩尔开玩笑说，“我们下次将环绕地球。如果那些燃料罐还在，那么现在我们在英国。”“你看了我给你的信吗？”妈妈说，它还在我的裤兜里，“这封信是一些日本小学生写的。你必须把它交给你着陆地点的当地孩子。”耶洛奈夫的一位地面人员带了六岁的儿子来看两个从日本飞来的热气球驾驶员，所以我单膝跪地，把信交给了他。“日本的一些孩子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你也许有一天去那儿，但是别乘热气球！”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餐厅吃了顿饭，耶洛奈夫的半数居民都到了那里，吃饭时新首相梅杰发来一份传真，祝贺我们飞行取得成功。第二天我们飞经西雅图到了温暖的洛杉矶，在那里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报纸上说入侵后股票市场飞涨，看着多国部队如此猛烈的火力，很难想象伊拉克可以长时间坚持。我同机务人员谈话了解到航班是多么空，一位飞行员警告我海湾战争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持续相当时间的大衰退。“所有的轰炸结束，萨达姆死后，”他说，“世界将突然发现主题将不是‘所有战争之母’，而是‘所有衰退之母’。
22.飞向暴乱巴格达（1991.1 -1991.2）（1）
1月25日是星期五，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坐在沙发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纸笔，拒绝喝杯咖啡，对上周飞越太平洋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愿看我的眼睛。他的举动让我不祥地想起我以前的考茨银行经理。
“周一我参观了欧洲航空，周三我去了丹航空公司，”西德尼开始说，“我怀疑你们同样深陷麻烦，恐怕我们要收回在那两家公司的贷款，也看不见你们怎么能够让维珍航空运营
下去。“显然这就是他的想法，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或许是航空工业史上最差年份中的最糟一周。虽然维珍集团在银行的贷款额正式为两千万英镑，但是现在已经为五千万英镑。他们星期一访问了欧洲航空公司，随后收回了贷款，所以这家由哈里领导的欧洲最大的独立短途航空公司于本周五宣布破产，4000名员工失业。
海湾战争仍在继续，航空燃料每加仑的价格仍然高于1.2美元，旅客们也不愿飞行，尤其是乘有国旗标志的飞机，在外行看来，航空陷入了灾难。然而，维珍集团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很好：仅仅靠出售日本世家的设备，维珍通信当年的销售额也会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西蒙和肯的唱片销售也进展顺利；维珍公司的歌手保拉？阿卜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位居前两名，布赖恩？费瑞则在英国排行首位。海湾战争和愈演愈烈的衰退没有影响唱片销售，虽然维珍大卖场盈利不多，但是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维珍航空是我们最大的负担，但是潜在的前景依然让人振奋。维珍假日照常运营，总经理让？希姆斯预言今年度假者的数目将从去年的八万三千人增加到十万，增长率高达20%.让把维珍假日打造成维珍旅行旗下最盈利的一部分，而且他的预测从不会失灵，所以我深信不疑。假设维珍假日的平均价值是每人730英镑，那么仅仅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得到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况且他们都得搭飞机。货运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价格确实在上涨，成功经营我们货运部分业务的阿伦指出太多的航空公司暂停了远东的服务，因而他现在能对发往日本的货物增加费用。“我们现在往那边运什么？”我问他。“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说，“大部分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运回电脑游戏。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维珍的政策经常是把我们多余的现金重新投入到这个业务中去，因而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表无法充分说明潜在价值。虽然这项政策长远看来是有效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危机，就会掩盖真实的情况，意味着银行担心我们的短期利润和我们归还我们当前利息的能力。特雷弗向西德尼解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既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同维珍艺术家的合同价值。“看，”我告诉西德尼，“简单说，我们有很好的业务。仅唱片公司今年的利润就有三千万英镑，还不包括在美国所进行的大笔投资，它明年的利润预计是七千五百万英镑；维珍通信和维珍零售也在盈利。航空公司、度假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在今年年底盈利。只是现在它们比较倒霉。由于海湾战争和冬季影响，我们的现金流缺少一千万到两千万英镑。这对于整个维珍集团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到年底就会补齐。总之，我们可以轻易地出售维珍唱片的一部分或者整体。最近城市银行对它的估价是九亿美元。现在，你们还会因为战争引起的暂时现象收回你们的贷款吗？”
“不，不，不，”西德尼让步了，“但是你必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可以从他们的观点清楚看到：尽管集团的其他部分有着巨大价值，但是维珍航空小的现金流赤字让我们受罗伊德银行的支配。在英国银行系统下，银行愿意通过高利率赚钱却不愿像德国和日本的同行那样冒险，因此英国银行更可能切断与某个公司的联系后逃离，而不是支持它度过困难时期。战争中期令人绝望，航空公司比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更快地破产：所有的电话铃声消失了，乘客们停止订票，即使大航空公司也撑不了几天。西德尼走出门口时，他已经消除了绝大部分忧虑，他写信给我承认他最害怕的东西不见了，他甚至为“反应过度”道歉。罗伊德银行暂时站到我们这边，唯一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出售部分或整个维珍唱片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特雷弗已经对1991年做了很多预测，即使最坏的估计也显示这年维珍航空会有七百万英镑的利润，所以我们非常自信。然而，一回到伦敦我就意识到谣言传遍了这座城市，说维珍航空将步上欧洲航空和丹航空公司的后尘。没时间为维珍唱片寻找合适的合作者，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去扑灭有关维珍航空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从航空公司传来的消息也令人不快：订了票友退掉的乘客数量已经超过了自我们成立以来最高的水平。一天，威尔忧心忡忡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收到了一位在罗斯恰尔兹公司的朋友电话，”他说，“金男爵昨天在那吃了中饭，他对维珍航空大放厥词。”对脆弱财务的指控很快会自我兑现，尤其当它来自崇高的权威人士。金男爵关于维珍财务风险的指控有许多重要听众，比如新闻界。更重要的是，金男爵的谈话也会被银行家们听见，他们正在考虑收购维珍航空的部分股份。我们正同美国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进行初步接触，他们准备融资两千万英镑，而有关我们即将破产的谣言将让我们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格。第三种被这个谣言影响的受众是飞机制造商，尽管衰退，我们还正在准备扩展我们的机队，但是没有人会愿意同一家拮据的航空公司做生意。而最重要听众是掌握所有航空公司运行权的国家航空管理局。
当我们开始创建维珍航空时，维修任务外包给苏格兰航空，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时，他们向交通部和国家航空管理局许诺自己会延续所有现存的维修合同。然而，当我们于1988年9月获得了第三架和第四架747飞机后，英航对它们的服务索要了高昂的费用：平均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16英镑跃升到61英镑。一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打印错误，但让我们惊惧的是，它不是。自从英航成为唯一一家有足够大的飞机棚保养波音747的公司后，他们认为即使将成本增加两倍，我们除了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决定飞往爱尔兰，由Aer Lingus公司保养
我们所有的飞机，即使这很贵，也非常不便利。
此外，回溯到1988年夏天，英航应履约保养我们的一架747 飞机。他们的工程师没有发现联系发动机和机翼的飞机外挂架上有裂缝，以致我们最后必须买个新的外挂架，这架飞机停飞，可英航竟然拒绝提供他们空闲飞机来代替，因此罗伊只能暂时外租了一架747.然而情况越来越糟：零件缺货，飞机在机棚中又没了位置，工程师也排不出时间……当英航的工程师们修好外挂架时，我们的747已经在地上待了16天，这可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绝望的等待中我给英航的老总科林？马歇尔爵士打电话：“你们的工程师太差了，简直毁了一架飞机。”“这是从事航空业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他冷漠地告诉我，“如果你们坚持做流行音乐，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们不会借给你们一架飞机。”
这次事件意味着无法用夏天旺季收入贴补冬天的淡季，还让乘客疏远了我们。由于必须另付飞机的租金，我们的现金流严重受损。当我们同意英航的补偿时，他们有拖延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不办，让我们陷入了周转危机，维珍唱片不得出面帮忙。所以，在我出发去日本进行热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出起诉。
除了维修之外，我们同英航的主要斗争是我们申请每周增加去日本的两班航线，正在同日本政府谈判。航班日程表和航道对其他行业毫无意义，但它们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飞行许可，我们那儿也不能去，如果维珍要扩张，赢得去东京的航道和航线特别重要。苏格兰航空被收购后，他们飞往日本的四条航线已经转移给了维珍，但是这依然还不够。要让这些航线维持下去，我们得每天都有航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日本政府提供四个航道，英航想当然是他们的。但咨询了律师后，我们依然提出了申请，如果我们成功了，维珍不仅赢得航道，更给予英航沉重一击。当我们申请的消息泄漏出去，英航暴怒异常，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他们开始行动起来。金男爵和他的队伍努力向议员们游说，这些航道应该由英航“公正地”继承，把它们交给维珍航空是非法的，结果，这个论点收到了反效果。“它们不是‘你们的’！”交通部长的马尔科姆？瑞金德简略地告诉英航，“它们属于政府，我们来授权。英航并未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失利时，他们转而开始更有杀伤力的指控，指出维珍航空的财务状况不足以接受这些航道，他们在业内嘀咕说维珍航空要破产了，于是就有了金男爵在罗斯恰尔兹公司午餐会上的评论。他们还往交通部寄“秘密”信件，置疑我们的财务状况。这击中了国家航空管理局的要害，他们不能把航道交给眼看着要破产的维珍航空。我们得大费口舌说服国家航空管理局维珍航空运转良好。整个一月，就在国家航空管理局商讨是否将两条东京的航道授予我们时，关于维珍航空和我的谣言越来越多，所有这些谣言都暗示我们深陷麻烦。
终于，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家航空管理局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历史性决定：将多余的四个航道授予维珍航空，命令英航将他们在成田机场的频段移交给我们，并宣布它将向交通部建议维珍航空应该被允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金男爵暴怒不已，作为保守党主要的捐款人，他宣称自己被欺骗了，疯狂谴责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1月29日，第一部有关维珍航空和英航之间竞争的纪录片在泰晤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描写了我们赢得东京的频段和进入希思罗机场所做的斗争，也突出强调了我们长期以来关于维修争论在内的维珍航空对英航的抱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英航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宣称维珍航空辱骂他们。文中将我们对他们的攻击称作“猛攻”。金男爵又对我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后，我想让这些谣言消失。虽然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害怕同英航或者其他任何人竞争，但是有害的谣言越来越多。
1月21日，我给金男爵写了第一封信，希望通过开诚布公让谣言消失。我相信做生意时私人关系很重要，人们应该直接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希望他接着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交谈很快地取得和解。我写道：“我对你们英航所做的人身攻击感到不快，作为一家独立的小航空公司的主席，我所做的同你在我这个位置所做的没什么不同。我同国家航空管理局讨论过，他们决定支持我们。现在这个决定正在再次审查，我们已经讨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的案子，我们正在等部长最后的决定。上述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当条件合适，我们已经通过国家航空管理局、交通部、欧共体和高等法院取得补偿。我们没有对您和科林？马歇尔爵士做出任何个人攻击，我希望你们公司表现出同样的礼貌。
我的信只是一相情愿，接下来一个星期，威尔收到一个自称是弗兰克？都布森的电话，他是个私人侦探，想同威尔立即见面。他建议地点是滑铁卢车站下的一个酒吧。威尔和我们的律师一道前往，弗兰克告诉他们一个叫“克罗尔伙伴”的侦探所正在调查我和整个维珍集团。弗兰克问威尔自己是否可以为维珍工作，抵制克罗尔所做的任何事情。威尔感谢他的情报，但是谢绝他的帮助，因为我们从没有用过私人侦探。2月5日我收到金男爵的回信，他引述了自己在《星期天电讯》上的讲话：“我管理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公司
。祝他好运。“他补充说自己不愿对此事说得更多。这封信的简短正昭示了其中的傲慢，显然金男爵蔑视我。金爵士的信里只有两句话，他不想让我交”好运“，他还会对着无数人连续不断谈论”这一问题“。有关金爵士的信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没有直接邮寄给我，而是在一份报纸上做了回应，。就像英航努力打压维珍航空、让它消失在视野里一样，对我来说金男爵假装我没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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