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1984-1986）（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挑战摩托艇和热气球纪录，既然我拥有了成功、金钱和家庭，不应该随意涉险，而应该享受我幸运地得到的一切。某一方面我完全同意，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家庭，我害怕被杀死，让琼失去丈夫，让霍莉和山姆失去父亲；另一方面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
如果说得更仔细，我会说我喜爱尽自己所能体验生活。我参加的那些身体上的冒险为我
的生活扩大了特别的范畴，这又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我拒绝考虑跳伞、驾驶热气球以及驾船横渡大西洋，那么我的生活将会乏味。虽然我从未想过会在事故中丧生，但是如果说到死，也许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
除了实际进程令人兴奋外，我也喜欢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在为挑战做准备时，会形成很强的团队精神；如果是为了打破一项纪录，则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挑战，更会强烈地感到爱国主义精神。过去经常就有许多英国探险家，最好的例子是探险南极的斯科特，我为追随他们的脚步而感到骄傲。
我参加的第一项挑战是为英国夺回蓝带奖。在维多利亚时代，蓝带奖授予最快穿越大西洋的汽船，1893年英国古纳德轮船公司拥有过蓝带奖，后来三艘德国船只夺取了蓝带，1906年古纳德利用铁路邮政的“露西塔尼亚号”再次得到了它，“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so）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so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so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so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船体压得粉碎。
离爱尔兰只有100多英里时，我们遇上了强烈的风暴，船剧烈地上下颠簸，我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椅子，看不见任何东西。接近希利群岛，仅剩下60英里，黑尔兹奖杯几乎到手时，我们碰上了滔天巨浪，一秒钟后工程师皮特大叫道：“我们在下沉，船身分裂了，快跳船。”
“呼救！呼救！呼救！”查立刻发出无线电信号，“维珍挑战者号正在下沉，我们要弃船，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弃船。嗨，特德！”查突然转过身来：“你是船长，也就意味着你最后一个离开！”
几秒钟内船开始下沉。我们充好气的第一个救生艇被什么东西勾住撕裂了，在船舷外我们还有一个备用救生艇，我们拉开拉索开始充气。
“不要惊慌！”查叫嚷着，“不着急！轮流上！”
当我们还在沿着栏杆缓慢爬动时，查又大叫，“天哪！我们在下沉，快一点！”
救生艇就象罩着帐篷的充气小船，我们挤作一团，在英里上下颠簸，就象在游乐园木马上。我刚好坐在无线电设备旁，抓起麦克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空军收到了我们的呼救信号。我告诉飞行员我们的位置，他立刻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无线信号。
“放心，该海域有三支队伍正向你们开来，”飞行员回话给我，“开往纽约的QE2号；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货船；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也正准备从希利群岛起飞。请搭乘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或者飞机。”
“我不要上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船，”查说，“我也不想回纽约，我要上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好，”我说完关掉无线电，可不想让查说的话传过去，因为这次我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特德就象被掏出了内脏，沉默地坐在那，他的梦想破灭了。
从小小的舱口盖，我们能够看见“维珍挑战者号”只有船尾露出水面，剩下的部分都被淹没了，只有一个词“维珍”。“理查德，”查指着标志说，“同平常一样，最后一句话归你说。”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开始哼唱“我们都要去过暑假……”每个人都唱了起来，甚至包括特德。
最后我们被香蕉船发现，他们用绞盘吊住救生艇旋转起来。
“抓好，别掉下去，”查说。
那时该是吃正餐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船长室，都穿着晚礼服，我们则穿着潮湿的尼龙救生衣，又脏又湿。
“可怜的孩子，”一位中年女士对我说，“你还没有见到你刚出生的儿子，是吗？”
“还没有，如果我们调转方向去牙买加，我将更见不到他。”
“哈，我这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给你。”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出当天的《伦敦晚报》，头版上有一张我的儿子被包在围巾里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一个海上救援队通过无线电问是否需要打捞我们的船。
“当然要，”我说。从舷窗望去，仍然可以看见象墓碑一样挺在那的船尾。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查厉声对我说，“你再也别想见这艘船了，浸过水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你不可能从保险公司那得到一个子儿。”
放下电话，查和我看着在海上漂浮的“维珍挑战者”，它静静地沉入了海底。
过了一个月，我耳朵里的嗡嗡声才停止，我怀疑自己得了脑震荡，但是，赢得蓝带奖和黑尔兹奖杯仍然未完。查和我觉得应该建造一艘更加坚固的单体船，由于特德擅长双体船，所以他拒绝更改设计，不参与我们的计划。我们和特德？托勒曼原始团队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了一个新队伍，他们是克里斯？威体、史蒂夫？李奇微和克里斯？莫斯，他们还问是否可以来为维珍工作，查作为首席航行专家负责这个项目。
1986年5月15日，“维珍航空挑战者二号”由肯特郡公主主持下水。这艘单体船有75英尺长，在向萨尔康巴进发的首航上，我们遭遇了一阵巨浪，几乎造成翻船，每个人都摔倒在甲板上，皮特腿断了，查的脚趾骨折了，史蒂夫几乎被甩出船外，我们到达萨尔康巴时就象一艘难民船。
到了纽约，我们再一次等待好天气，在1986年6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离开纽约港，向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进发时，为了防止风浪我们再次把自己绑起来，不过没上次那么糟糕，沿美国东海岸向北前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路飞奔，18小时后就同第一艘补给船在纽芬兰的海边相会。
我们补充燃料后，在夜幕中又出发了。夏日的夜晚十分短暂，而且我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夜晚更短，所以我们只需要熬过5小时的黑夜。虽然有雷达和夜视风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在黑夜里以那个速度航行就象戴着眼罩驾车，比如我们就曾非常危险地避开了一条浮出水面的鲸鱼。
没到第二天，启程的好运就过去了，恐怖无情的打击接连而至，每次风浪都打得我们上下颠簸，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忍耐。
当我们在加拿大海岸边接近第二艘补给燃料船RV2时，我们不得不密切注意冰山。大冰山会在雷达上显现，容易避开，但是那些在雷达上只有一小点而事实上有一百吨重的“小”冰山才是大危险。实际上，麻袋大的冰块都能严重破坏船体。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被发动机的叫声震聋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前进。还剩下两千英里的航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时就需要团队精神：我们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我们挥手告别第二艘补给燃料船时，发动机突突直响，然后就突然失灵了。工程师滑下甲板去仔细检查，发现燃料过滤器里装满了水。这是场灾难，他用量油计测试了一下，估测出我们每往船上装载12吨燃料，就大约有4吨水。水是怎么进来和燃料混在一起的全然是个谜，没有时间担忧了，说不定这是Esso的董事们对我的报复。没办法把水从柴油机上分离，我们必须抽干全部4个燃料罐，重新启动。Esso公司的船返回过来，停在一边；我们再次补充燃料，浪费了宝贵的3个小时。
再次启动发动机，但是又突然失灵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我们在冰冷的洋面上挨着补给船上下颠簸了7个小时，水流湍急，风浪越来越大。
“马上有暴风雨了！”查说，“这可不好玩！”
享受了第一天的好天气后，接踵而至的暴风雨是一次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噩梦。不久风浪足有50英尺高，我们几乎不敢站在甲板上。因为在某一瞬间我们刚好在巨大的Esso燃料船下，看起来好像要倒在我们头顶，令人窒息的汽油烟味让我们都恶心，每个人都在狂吐，痛苦地蜷缩在一起；我们的救生服被海水浸透，上面还有许多呕吐物；我们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的头发被冻住了。
“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查朝着我的耳朵大喊，“我们试过了，也都勇敢过了。一切结束了，很抱歉，理查德。”
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必须说服他们。
“让我们努力启动发动机，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说，“来吧，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我知道在Esso燃料船上有一个叫史蒂夫？劳斯的发动机专家，请求他上船帮助我们，他们建起绞车，把他送过来，由于两艘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上下旋转，他的勇敢让人惊讶。把握好最佳时机，他们让他落在了我们的甲板上。史蒂夫爬下去和厄克一起抽干了燃料罐，然后灌入新的燃料。我告诉史蒂夫不必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为了航行的快乐，”他满脸油污地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有个机会，冲上甲板，从人群中找到查，把他拖到一边，“史蒂夫将留下，”我对着他耳朵大叫，“我们能够继续。”
“结束了，理查德，”查冲着我大嚷，“他妈的结束了！这艘船已经完蛋了！”
“我们必须继续！”我忍不住大叫。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怒目相对，象两个老酒鬼一样紧紧抓住对方，两个人的手都破了皮，鲜血汩汩，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眼睛被盐和烟雾弄得充满血丝，面无血色。我们互相依靠摇摇晃晃，彻底筋疲力尽。我们恨这艘船，我们恨这次航行，我们恨大海，我们恨这天气，现在当然更恨对方。
“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象个疯子一样重复着，“我们必须，这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我们被拖回家？”
“天哪，你比我更恶劣，”查说，“好，我们就给它最后一次机会。”
我紧紧拥抱他，接着我们都倒在栏杆上。
“好！”查向船员们叫嚷，“我们解缆放船。”
大家都又一次振作起来，经过厄克和史蒂夫的良好调试，发动机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它们突突直响，很可能立刻熄火，但是至少它们在运行，暂时不用船桨。我们挥手告别了Esso补给船，朝灰蒙蒙的海洋进发。虽然可以远离油烟，但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被职业拳击手不断地重殴过；我们不仅仅同天气和燃料问题搏斗，而且也都在同自己的意志作斗争，告诉自己不要倒下。
每隔4小时，燃料过滤器都会被堵住，需要重新替换，我们停下发动机，厄克和史蒂夫更换完过滤器，然后我们继续航行。时间慢慢过去，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过滤器支持到最后的燃料补给地。过滤器用光后，发动机停下来，我们就会在海上孤立无援。万幸的是，我同一架飞过上空的猎手型飞机联系上了，这些飞机时时刻刻飞行在大西洋上搜索潜艇，虽然他们可以扔下许多过滤器，但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我用无线电通知提姆？鲍威尔，他正管理着设在牛津街大卖场的控制中心。
“提姆，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扔下一些燃料过滤器，虽然一架猎手型飞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他们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
一小时内，提姆同唐宁街负责此类事情的人交涉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猎手型飞机从南安普顿携带过滤器朝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听见飞机，它直接从我们身后的灰白色云朵中突然下降到我们头顶，在我们头上隆隆直响，震得船身颤抖，挡住了所有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阴影中，在我们前方扔下一个有救生圈的小鼓。我们手舞足蹈，大声欢叫，朝那个标志开去，史蒂夫用一个长吊勾捡起它，把它拖到船上。这是一个装满过滤器的铁鼓，还有几排巧克力和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祝你们好运！”
我们用无线电向飞行员表示了感谢，他说：“我飞机上有电视摄制组，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但愿你们能快马加鞭。”
到了第三艘Esso燃料船那里，又有了满满的燃料罐和一些爱尔兰炖肉，这可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上热饭。我们信心高涨，开始了这次横渡的最后一段航程。我们计算出如果要打破纪录，那么必须在最后的12小时中以39或者40英里的均速前进，现在发动机运转良好，这个目标很可能达到。前三小时因为天气阴沉，我们虽然奋力前进，但是速度也无法超过30英里，接着太阳出来，海面平静，厄克和史蒂夫最后一次更换完过滤器，我们打开节流阀，在海面上全速前进，乘风破浪向希利群岛进发。
经过上一次失败的地方时，我们都欢呼雀跃，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个挑战。距希利群岛还有5英里时，一队直升飞机和数百艘各类船只过来迎接我们回家。下午7点30分我们全速通过了灯塔。厄克和史蒂夫从发动机室里步履蹒跚地钻了出来，他们是英雄，连续3天憋在狭小闷热的发动机室，为了让发动机运转，他们站在漫过脚踝的机油中努力工作。我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赢了，在这次超过3000英里的航行中，整个航程花了3天8小时31分，比上次获奖者快2小时9分，打破了蓝带奖纪录。
16.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1986-1987）（1）
1986年，似乎每个人都奔向伦敦股票市场，每个购买了英国电信股票的人都赚了一倍，英国煤气的私有化也成为每个人的话题。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伦敦，看见购买维珍股票的人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此前已经有超过7000的人通过邮购申请购买维珍股票，仍然有还多人一直等到最后一天，即1986年11月13日。我从队伍前头走到后面，向他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他们的回答深深震撼了我：
“我们今年不去度假了，把我们的积蓄投给维珍。”
“继续干，理查德，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靠你了，理查德。”
突然我察觉到新闻摄影师在对我的脚拍照，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向下一看，惊奇地发现由于打扮的太匆忙，我双脚的鞋子不般配。
除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维珍的筹资活动比其他任何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公众申请， 10万多人申购我们的股票，邮政局增加了20名职员来处理邮件袋。当听说“人民联盟”成为美国排行榜冠军，高兴之余，我们也忧心忡忡地听到只有少部分金融机构认购我们的股份，这是我们同伦敦金融界打交道碰上的第一个噩耗。
到1986年，维珍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大约有4000名员工；1986年7月，维珍当年的年销售额是1亿8900万英镑，而前一年是1亿1900万英镑，增长了约60%，我们的税前盈利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虽然我们是家大公司，却没有多少机会扩展：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用赚来的现金投资，就是向银行家要求更高的贷款额。我看到许多其他上市的私人公司，如TSB银行、路透社、大西洋电脑等等，几乎每星期就有一家新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了一个排队制度，以便在英国电信、英航和英国石油等大型公司私有化下保持有序的进程。
在许多方面，公开上市是个诱人的选择：可以使维珍筹集资金投资新的事业，可以美化我们的资产平衡表，维珍员工可以认购股票作为福利的一部分；我的脑海中还潜伏着一个想法，利用手上的股份作为现款购买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EMI唱片。唐恩对维珍公开上市的前景充满热情，而且他非常乐意成为一家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和肯并不积极，他们警告说伦敦股票市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我们将拱手让出很多独立自主权；对西蒙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随时出售自己在维珍的股份。总而言之，我排除所有的负面因素，决定上市。作为第一步，前一年特雷弗已经安排了一项不公开的维珍股票选择性认购活动，他的目标是1000万英镑，但是随着英国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参与承购得传言四起，最后我们的交易以2500万英镑告终。
股票上市时，金融机构把自己的优先股转化成约15%的普通股，我们又出让了新的股份给外界投资者，筹集了3000万。上市后，我在维珍集团的股份是55%，西蒙是9%，肯、唐恩、罗伯特、特雷弗和其他一些员工共有2%，外界投资者持有34%.维珍每股的销售价格为1.4英镑，照此计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英镑，当然，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因为伦敦股票市场认为维珍航空、维珍假日、维珍货运和夜总会金融风险太大，不可作为上市的一部分。
尽管一般认为公众公司应该具有稳定、正面的形象下，我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疯狂。80年代中期，随着维珍航空开通航线，我开始推出自己来为维珍促销。虽然我们没有英航等其他公司那样大的广告预算，但是我发现如果记者们喜欢写有关维珍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给维珍树立一个形象。在维珍唱片我们推广的是乐队而不是将维珍作为品牌推出，与之相反，我第一次开始利用自己推广公司和品牌，所以我的名字和维珍品牌开始紧紧联系在一起。
除了从不将我的家庭暴露给新闻界外，我很高兴为提升维珍形象做任何事情，促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戴着护目镜躺在泡沫浴缸里有助于航空公司，我决不反对这样做。
在与新闻界交往中，我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参与的一个由劳工部发起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名叫UK2000，当时的环境部秘书长肯尼思？贝克要求我当这个项目的主席，我的条件是政府给予它无条件的财政承诺，尽可能让它看起来不象政治活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有400万，这看起来是个降低失业率的好方法。UK2000原意是让大量失业人员从事有利于环保的工作，例如打扫市中心城区、建设体育场、清理运河、再建人行道、清除废弃工业用地和植树。我联系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地球之友”，他们同意帮忙管理一些项目并同时提供一些他们想做但没有资金和人力做的事情。
在我去希利群岛感谢人们对我横渡大西洋时的支持时，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接下这个活。这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引起了一阵骚动，里面钻出一位《太阳报》的记者，他随身带了一把扫帚。“理查德，”他说，“帮我拿一下，行吗？对，朝这笑一个。”他拍摄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怎么想这件事，然后我看见《太阳报》的头条上我拿着扫帚傻傻的笑容：“垃圾之王——布兰森”。
从那以后，UK2000被打上了垃圾清扫计划的烙印，无论我怎么努力扭转这种误解，依然徒劳无功，每当他们报道我们的行动，总不忘加上一句“清理垃圾”。UK2000项目三年来，从事它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像捡垃圾的人那样被人嘲笑。这简直是个耻辱，要知道，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让英国环境更洁净舒适。
除了UK2000，其他的每件事进行顺利。当我们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时，全国看起来都对
这个挑战兴致勃勃。撒切尔夫人表示有兴趣看看这艘船，我便请她一起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并设法取得了不受航速限制的批准，当“维珍挑战者号”顺流直下时，塔桥打开闸门欢迎。除了撒切尔夫人，船上还有史汀，我们风光地兜了一圈，开到议会大厦再回航，一路上所有的船只鸣响汽笛，消防队朝空中喷出巨大的水雾向我们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迎风大笑：“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喜欢兜风，我喜欢摩托艇。”
我看着她的侧面，她的确非常开心，她的身影在风中坚挺不拔，头发一丝不乱。
就这样，我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成为风头人物。英国各种各样奇怪的评选，曾经我被投票当选为“英国最佳着装先生”和“最差着装先生”，维珍则被视为是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每天我都得接受报纸的访谈，为大型购物中心剪彩，或者在商学院演讲。一天我头脑发昏，拦住一辆出租车跳进去。
“去哪，老兄？”司机问。
“请去比林斯门。”我说。
当我们要出发时，他从后视镜里好像认识我般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给我点提示。”
“你知道，”我谦虚地说，“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天堂夜总会，唱片店……”
“不，”出租车司机说，“给我点提示。”
“横渡大西洋，”我继续说，“性手枪，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
“对不起，先生，”司机十分困惑地说，“我不知道你嘀咕什么。请告诉我怎么去比林斯门。”
另一次，忙了一夜后，我不得不清早坐出租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象往常一样，快迟到了，我才忙着对家里人说再见，拿起文件钻进车后座，开始阅读文件和准备会议。
“哇塞，”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理查德？布兰森，你有一家唱片公司。”
“对，完全正确。”
“今天我真幸运，”出租车司机继续说，“简直不敢想象布兰森先生上了我的车。虽然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个音乐家，我确实是，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太棒了，”我强打起精神，觉得很累，希望他闭嘴让我继续看文件。
“现在，你是否介意我为你放一盘我的磁带？今天我很幸运，这种幸运或许也属于你，我会给你带来财富。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累，”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应该聚精会神地把它听完。”
“没关系，现在可以。”
“不行，你看起来太累了。我妈妈就住在附近，你是否介意我带你去那，一起喝杯茶？”
“嗯，我必须去电视台。”我一边说，心一边在下沉。
“她喜欢你，这会让她今天很开心，”他说，“就喝杯茶。”
“好吧，听起来挺吸引人！”我只好让自己迟一把到了。
出租车拐上一条小街，出租车司机说：“我马上放我的磁带给你听。”
出租车在一所小房子外停下，磁带里开始传来熟悉的鼓声，从扬声器里传来歌词：“我能感觉倒它，就在今夜的空中……”
出租车司机跳出车外，给我开门，哈，原来是菲尔？柯林斯。
虽然我们从股市里募集了3000万英镑，但是很快我发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伦敦股票市场坚持维珍应该任命一些独立董事。有人推荐菲尔？哈里斯爵士，他是一位通过卖地毯白手起家的人；我们也任命了科勃？斯坦哈姆，联合利华的财务总监，一位受尊敬的银行家。但我发现要按照伦敦股票市场坚持采纳的程序行事十分困难，我习惯于同西蒙和肯聊应该签下哪支乐队，维珍召开的董事会很不正式，要么在恶鬼号上，要么在牛津花园里我家中，或者在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的商业活动不习惯被限制在一个僵硬的会议日程表里，我们必须迅速决定，卷起袖子就干，如果在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之前要为下一次董事会等上4周，那么我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
我在许多方面同唐恩不一致，尤其是在股息方面。我特别不情愿按照英国传统，派发很大的股息，而宁愿按美国或者日本的传统，把利润重新投资建设自己来增加股价。对我来说，大额股息意味着现金，维珍应该用于投资。我认为，投资者信任地把钱交给维珍，是为了让它增值，而不是让我们给他们的5%，况且这些钱还得抽税40%.
虽然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它阐明了我丧失控制权的经历。绝大多数人认为取得上市公司50%股份，就可以控制它，这在理论上正确，但当你得不任命独立董事并把时间花在让股市满意上，你已失去了控制权。以前，我对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十分自信，然而现在维珍，我开始失去自信，对以前那样快速决定的做法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每个决定都应该在董事会上通过，然后留存备案。1987年是维珍公开上市年，也是维珍最没有创造力的时间，我们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前往伦敦金融区向基金经理、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就直接执行。
我感到对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们责任重大，菲尔？柯林斯、迈克？奥德菲尔德和布莱恩？费瑞都购买了股票，我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也将他们积蓄的一部分投给了维珍，我的家人、亲戚、许多于我接触过的人也都购买了股票，特雷弗从我这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的股份，虽然他比我更清楚股价走势，我仍然觉得万一股票贬值，我要扛起负责。
我毫不在意股票分析师对维珍的恶评是否重要，也不在乎他们说管理不好，让我震怒的
是，即使西蒙、肯或我说破了嘴，向他们解释——我们超过30%的收入来自以前的专辑，即使没有发行新唱片，仍然会有很多收入，我们还解释在维珍法国40%的收入来自法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乔治男孩或菲尔？柯林斯——这些分析师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赖我和乔治男孩。虽然西蒙和肯开始带着唱片去参加股票分析师的会议，给他们播放UB40、“人民联盟”和“简单头脑”乐队的音乐，但是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维珍股票从上市时每股1.4英镑下降到1.2英镑，那些排队购买股票人们、维珍的艺人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
1987年，维珍股票的价格回升到1.4英镑，但再没有飞涨过。我们开始利用我们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做了两项投资：第一，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分公司；第二，开始准备收购索恩集团下属的百代唱片。维珍唱片美国有限公司是一笔不便宜的投资，我们以前就有过教训，这次我们要加大投资。198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成功地发行了4首名列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黄金唱片，虽然美国维珍亏了一些钱，但是它是一项长期投资，我们确信与其把我们最好的艺人授权给美国公司，不如自己去那设立公司。
第二项挑战——收购百代，必须十分小心地进行。我们觉得百代唱片的管理毫无生气，他们有庞大的音乐宝矿，包括甲壳虫乐队，如果好好经营，盈利将非常可观。百代集团整体的估价约在7亿5000万英镑，是维珍的3倍。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同百代的总经理柯林？南门谈谈，私下问他是否愿意把百代音乐卖给我们。
“需要我们一起去吗？”西蒙和肯问。
“这可能太正式，”我说，“我先溜进去和他单独谈谈，如果有兴趣，我们再一起去见他。”
我给柯林爵士打了电话，约好到他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会谈。那儿很安静，我面对着至少20张冷冰冰的面孔，柯林爵士同我握手，往我身后看去，想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只有我，”我说。柯林爵士开始介绍那些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顾问等人。
“我叫理查德？布兰森，”我紧张地笑着做了自我介绍，“我到这的原因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或许愿意……”我卡住了，对面所有的人伸长脖子对着我，“或许愿意出售你们的子公司百代，对我来说，索恩集团非常庞大，百代音乐也许不是你们最重要的版块。说完了。”周围一片肃静。
“我们对百代很满意，”柯林爵士说，“正在采取方法把它经营为索恩集团的领头羊。”
“好的。”我说，接着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我直接去弗农院见了西蒙和肯，“他们是认真的，认为我是去收购他们，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谈判准备了。如果柯林爵士这么忧心忡忡，把他所有的重要角色都带来了，那么显然他们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重击。”西蒙和肯同意我的意见，特雷弗安排我们去见另一家投资银行塞缪尔？蒙塔古，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又把我们介绍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蒙特雷，建议我们联合投标。因为柯林爵士不愿将百代唱片拆分出来卖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和蒙特雷公司一起整体收购百代集团，然后将它分拆。简言之，蒙特雷公司取得全国录像带出租连锁店，我们取得百代音乐。
我们知道自己上市后第一年的利润会超过以前的两倍，高于3000万英镑（除去在美国新建公司的成本），所以我们计划在10月份公布这个数字，此时我们也会宣布收购索恩百代集团。这个夏天，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获得贷款一亿英镑，我们开始以每股7英镑的价格慢慢地购买索恩百代集团的股票，把它作为我们这次收购的基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飚升，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我开始担心如果我们将计划拖到10月就太迟了。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正准备开始另一项挑战——与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计划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在我平安回来之前，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维珍收购索恩百代集团的事情。
一切是从我完成横渡大西洋后第一天上班接到的一个电话开始的。“有位叫佩尔？林兹兰德的打电话进来，”佩妮说，“他说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 我拿起电话。“如果你认为用快艇横渡大西洋很不赖，”佩尔？林兹兰德带着拘谨的瑞典口音说，“听听这个，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飞到三万英尺的高空，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
我好像听说过佩尔？林兹兰德，他是世界知名的热气球专家，保持着好几项纪录，例如到达最高纬度。佩尔向我解释，没人乘坐热气球飞行过600英里，也没有人乘坐热气球在空中呆过27个小时。为了飞越大西洋，热气球的飞行距离必须超过3000英里，这比以前纪录的5倍还多，所花的时间也是以前纪录的3倍多。
热气球充满了氦气，依赖气囊里的热空气从周围的冷空气中升起，然后带动气球，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可以在空中停留好几天。但是热气球的热量失去得特别快，为了加热空气，气球驾驶者依靠燃烧丙烷。在佩尔进行计划之前，热气球运动一直受阻于所需燃料的重量而无法长期留在空中。
佩尔认为我们可以利用3种原理实现梦想，打破纪录。第一，先让热气球上升到三万英尺
的高空沿急流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这在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急流的力量和紊乱会撕碎任何热气球。第二，在白天利用太阳能加热气球，节省燃料，也从来没被试过。第三，由于热气球将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所以飞行员将不能呆在传统的柳条筐内而是飞行舱里。
研究佩尔的建议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巨大的可以吞掉皇家艾伯特大厅的怪物真的可以穿越大西洋，所花的时间将远远少于我们4000马力的“大西洋挑战号”。在苦苦思索了和计算了风速、惯性等理论值后，我请佩尔过来，我们碰面时，我指着一堆理论计算数据说：“我无法理解这些科学理论，但是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和你一起去。”
“当然可以，”佩尔边说边挺直腰准备回答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
“那么好了，”我站起身说，“我加入。但我得先学会如何驾驶飞行。”
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7个人想成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但是他们中的5个都死了。
佩尔带我去西班牙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热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在地球上盘旋上升，火炉熄灭后的寂静，飘浮的感觉，还有激动人心的全景式视角，这些都立刻征服了我。被我的教练怒骂了一周后，我得到了热气球驾照。我准备好了。
我们在波士顿附近的缅因州找到了一处起飞地点，距海边约100英里以避免海风的影响。我们的两个顾问是领导工程队的汤姆？巴罗和气象学专家鲍勃？莱斯，佩尔估计等我们穿过海岸时，已经在急流上，不再受当地天气影响。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一部分流向北极，另一部分流到亚述群岛后再转回大西洋中部。鲍勃？莱斯告诉我们，要保持路线正确就像“在两个磁极间滚动滚珠轴承”，如果发生燃料用光或者结冰的情况，气球将坠落海上。“当然在飞行舱四周有安全浮袋，会保持浮力。”汤姆？巴罗说。
汤姆在热气球起飞前一天最后重复了一遍危险性：“让这东西着陆就像让没有任何刹车的巨型坦克自由降落。”他最后的警告最为窝心：“现在，我们还在这，但是如果我认为它太危险或者你们的健康有问题，我还是会随时中止这个项目。”
“是否包括精神病呢？”我开玩笑说。
“不，”汤姆说，“这是飞行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们不是彻底的疯子，或者怕死怕得要命，那么你就不够格登上热气球。”
我当然怕死怕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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