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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背叛
我等了五分钟，又打电话过去。
“好了，”他说，“我正站在垃圾堆上。”
“真太谢谢你了，让你这么麻烦，它对我真的意义重大。”我对他这么说。而我想的是：这跟垃圾堆有什么关系？
刚才说的还是翻斗车。他编的故事已经有变化了。
严现在我正翻过那堵墙，“他说。又说，”噢，是的，我能看到一个东西在闪光。接着就是是你的照片框。
但没有照片，他说。我说那不要紧。我可以重放一张照片，但那个照片框是无法替代的。但是，他还能看到其他什么东西可能是我的吗？
“没了。”
“你肯定吗？”
但他坚持说没有了。我所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在他家的后花园里乒乒乓乓地翻找着。
他同意将照片框交给马克·尼波里特，他确实做到了。
但后来警方插手此事，他们把它带走作检验。我再次见到照片框是在法庭上。
2000年4月底，足球赛季快结束了。当大卫得知那个赛季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他将不上场时，他没有告诉我，却决定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和大卫总是为对方准备一些小小的惊喜。
我们经常谈起要再买一只狗。“扑费”和“史努比”都已长成了大狗，非常凶猛的警卫犬——我都不敢把手指伸进新房子那里的狗舍的网眼里。我当然也不会让布鲁克林靠近它们。我真正想要的是一只长满绒毛的白色狮子犬，我们；常说要从动物收容所领回一只来。
因此当大卫告诉我他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我肯定那是一只狗。我当然问他了，但他只是笑，那种模棱两可的笑。
但是我确信是一只小狗。因此，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半是兴奋——我可以带着它到处逛了——半是害怕：我连一个婴儿几乎都对付不了，我如何能分身去照顾一只小狗呢？第二天早晨，大卫说在他告诉我秘密之前，我们得把他妈妈送到机场——她一直在这儿帮我们照顾布鲁克林。
我们确实去了机场，但我们没去动物收容所，却飞到了托斯卡纳（意大利地名），到了肯纳和南希·贝里（肯纳·贝里为“百代”唱片公司的执行官，南希·贝里为美国维京唱片公司副主席）的家。我们在婚礼前一个星期去过那儿。这就是那个惊喜。大卫悄悄地把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预先收拾好，让马克提前送到机场，把它们装上了一架他已经安排好了的私人飞机。几天来他一直在盘算安排一个活动——到某个靠得住的地方，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状况。他先想到的是迪拜，但接着他就决定那儿对布鲁克林来说太热了。只到昨天夜里，他才最后决定去托斯卡纳。
当我们在比萨降落时，猜猜怎么了？一群摄影记者和等在那儿要签名的人。这简直让我受不了。我为他们签名，努力想面带微笑，脑子里却一直在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好司副主席。
像有人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这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都不知道，甚至大卫也只是在那天早上才确定下来的。租给我们飞机的人——是我们绝对相信的人——也不知道。
马克知道。
这句话落在我的心口，就像老式自动售货机里的水果掉出来一样，发出一声闷响。
切斯特动物园那件事，还有其他人知道，比如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但这一次，完全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只有马克。然后我又想起了莫斯迪克。我一直在想除了旅行社的人没人知道我们将去莫斯迪克。但马克知道。
还有另一件怪事儿。上飞机时，我问大卫为什么不带上马克？大卫告诉我，马克说了没必要。马克说：“你们在意大利会没事的。”
在意大利会没事的？谁都知道意大利是世界绑架之都。
马克知道。
又一声闷响。
尽管事情已对得严丝合缝，我还是不断想起他如何以孩子的性命发誓说不是他泄的密。我没见过他的孩子，他离婚了。如果他有孩子的话，没有哪个父母会这么说，会吗？我在想，他曾说过会替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
我将它置之脑后，我总有这种想像力。如果我听任自己这么想下去的话，我能把二加二算成十。我们会有一个不错的假期。阳光明媚，布鲁克林正是戏水的年纪——在曼彻斯特体育中心，他已经能和我们一起游泳了——而且第一次感觉到没有保镖在身边真好。
“玩得开心吗？”马克到机场接我们时问道。
“好极了，谢谢。非常开心。”确实如此。大卫在那儿过了生日，我为他的生日准备了一个惊喜。我不声不响地安排双方的父母一起出来跟我们共度几天。
我们到肯纳和南希·贝里的别墅去过几次了。每次我们都说：要是我们父母也能来住几天就好了。因为尽管他们显然见识过豪华的旅馆，可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食物、装修，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讶。
我还得订购些礼物，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不在英国庆祝他的生日，当然也没有随身带礼物。
起先，我想不出该买什么。后来我给威廉姆·亨特打了电话，他是个男装设计师。大卫非常喜欢他的服装。我请他寄一些西服来。然后我又给我们的朋友布鲁斯打电话，他在西奥·方奈尔珠宝店工作。请他把我先前订的耳环给我寄来。
大卫对此一无所知，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什么都不能让他知道。因此在他生日这天的早晨，我们走下楼梯，工作人员真是很周到——前厅充满了气球——惊讶，惊喜。不仅有气球，还有他爸妈和我爸妈。他们前一天很晚才到，而大卫没听到一点动静。
这是个完美的生日。首先，我们一起吃了早餐，然后一整天我们都懒洋洋地呆在游泳池边消磨时光。晚上，我准备了一顿生日晚餐，有大卫最喜欢的食物——他在意大利只吃这道菜：意大利面食和奶油豌豆，甜点是蒂拉米酥。晚餐如此丰盛，以至于你会认为他们是在给四十个人做饭，而意大利人就是那样，做什么都慷慨大方。后来我们邀请为我们精心安排了每件事的全体职员与我们同饮。
回家后的那天晚上，大卫出去买外卖。正在这时，前门的蜂鸣器响了。是马克。他通过门上的对讲电话说：他能上来吗？他想说些事情。
他进来后，发现大卫不在家。“他一会儿就回来，”我说。
马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你瞧，”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为你们工作。但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吃了一惊。我们已经开始完全依赖他了。他什么都做，从开车到取干洗衣物。许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私人助手，而不是一个保镖。
“你找到新工作了吗？”
不是那样的，他说。是因为他父亲。“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我不想这一次再发生同样的事。”
“如果多休假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我说。
他摇摇头。
“我只是需要这段时间来陪伴他。但我不想让你为难。我会陪你去美国。回来后，我再找个人替我。”
我们原定两天后去洛杉矶。我、大卫和布鲁克林。我要去做我的专辑——说到“我的专辑”这几个词，我得习惯用这样的字眼，而不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骗子——马克按原计划将与我们同行。
“但如果你父亲真的生病了，你肯定不会愿意在洛杉矶闲逛。”
我真的感到惊慌失措，一直希望听到电梯声——但大卫还没有回来。
马克离开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发抖。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卫时，他也像我一样吃惊。那洛杉矶之行怎么办？我们已为马克订了机票，因此我们决定他还是跟我们去的好。
洛杉矶一直是个社交的好去处。因为当“辣妹”刚出道时，在维京工作的许多人现在都以加州为基地。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见过大卫，因此这是我们出双人对的好机会。我通常一个人或带我妈妈或露易丝去参加那些聚会。
最终，我很高兴马克能与我们同行。他做了所有关于安排车和预定餐桌的活儿——这些正是大卫不好意思去做的。马克还说，当我们出去时，他很乐意照看布鲁克林。这对布鲁克林有好处，在他这个年龄，夜里睡醒的时候，如果他发现在陌生的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会害怕的。马克说他反正也想看看录像，在我们房间看跟在他的房间看没什么两样。
在洛杉矶的最后一夜，南希·贝里邀请我们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令人炫目的好莱坞聚会。马克自愿照看孩子。但当我让他进我们的套间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进来的时候，我转过身，看他走向大卫，我看着他的衣服：棒球帽，白T恤，灰色的迷彩裤黄色的衬里，膝盖处皱巴巴的凑在一起，大卫有时就会这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在学着大卫的方式穿衣服。我感到身上起了鸡皮疙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看上去滑稽，他确实很滑稽——大卫能那样穿，因为他年轻，可是马克·尼波里特已经35岁了，而且看上去有40岁。不仅如此，马克·尼波里特似乎还在仿效大卫的个性。
我看着他的眼睛，觉得好生奇怪。有这么一句话，你身边走过去一个鬼影。真的有那种感觉。
当我们一直走到走廊里马克听不到的地方，我们俩放声大笑。因为大卫也意识到了什么。马克·尼波里特——一个大卫·贝克汉姆的模仿者。我想说，求求你了别这样。但进了汽车，我感到有点凉飕飕的。我确定那样怪异的事其实一点也不好笑。
晚会设在南希和肯纳·贝里在贝尔爱尔的房子里——莱尼·克拉维茨的新专辑发布会。这是一次真正的好莱坞式的聚会。许多魅力十足的人们走来走去，很随意但是很酷，颇具摇滚歌星的风范——莱尼·克拉维茨戴着那种大大的太阳镜穿过人群。我经常给大卫说起这样的聚会，但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一起出门参加聚会真是件乐事。
大卫和莱尼说话时，我正和维京公司的一个熟人聊着。
几分钟后，她说她希望我不要误解，但她想告诉我一些事。
“那个为你工作的男人，”她开始讲。
“你说的是马克·尼波里特？”
“对。我觉得你该知道他与我的助手说过两次话。每次都问她，她或她的什么熟人是否愿意跟他去旅馆开房间。我很抱歉告诉你这些，维多利亚，”她继续说道，“你想像不到我有多尴尬，但我本以为你该知道这件事。”
让她尴尬？我的意思是，我正努力让这儿的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独唱艺术家呢。
当然我向她道歉，她说我没什么好道歉的等等。但我吃了一惊，十分震惊。我只是不能理解。我想问，这家伙怎么了？我越想越觉得他近来举止怪异。像大卫那样穿衣只是冰山一角。他开始喜欢和我说话，没话找话说。这不像他。在一次去美国的旅行中，他告诉我他买到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减肥药丸，问我要不要。他知道我当时饮食无序。向一个饮食无序的人提供减肥药丸无异于向一个正在康复的酗酒者提供一瓶伏特加酒。幸而我没理他。但马克本来就不该这么做。他变得好忘事，总是匆匆离开，说是把什么东西丢在什么地方了——房间里、汽车里。有一次他甚至说他的备忘本丢在了飞机上。这就是那个“井然有序”先生。发生什么事了？真是个谜。
我决定不告诉大卫，他玩得正开心，我不想搅了他的兴致。回到伦敦再说吧。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尼波里特就要走了。我开始想这倒不是一件坏事。
我和大卫只到伦敦，而马克去曼彻斯特见他父亲。他说周三会再过来，把他安排好替换他的人带来让我面试。我问他接下来的几天我是否应该雇个保镖来帮我们。
“不需要。”他说，而且大笑起来。
我们一到希思罗，我就给我的律师打电话。我已经受够了有人把我的私人信息泄露给新闻界之类的事。我只希望，不管他是谁，请他走开。我没提到我对马克·尼波里特的怀疑。要是我错了，那岂不是愚蠢透顶。而且我很可能错了。
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当地的花园中心给布鲁克林买一个红色的踏板汽车，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有一个同事放出话去，他说，通过与第三方的接触，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他得到了消息。另一个马克。
“海耶斯宣称他知道谁是泄密者，但他要价一万英镑。”
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其一，这是敲诈；其二，我怎么知道这个马克·海耶斯真的知道呢？
当然，我的律师说，他们不打算牵涉到钱方面的事。又加了一句，可是最好谨慎从事，继续和他谈，以期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马克·海耶斯暗示说，他和泄密者曾一起工作过。一旦泄密者知道他被出卖，就会追踪他，因此他需要钱——为了远走高飞。我感觉这有点故弄玄虚。
他说泄密者是前特种航空部队的。
马克·尼波里特。
就是他。
我觉得口干，律师还在继续说着。一切都合情合理。这就像你正看着一张“宝丽来”照片在冲印，它越来越清晰。
但是证据呢？我有什么证据？
那天晚上，我们和我爸妈，还有迪和戴尔一起出去喝一杯。他们在闲聊着——大卫正和他们说着洛杉矶的事——但我只是坐在那儿想事情，思绪就像弹球一样在我的脑子里跳来跳去，想找到一点关于马克·尼波里特就是泄密者的漏洞。没有什么漏洞，一个都没有，除了他曾经以自己孩子的性命起誓，还有就是他已签了保密协议。
正如我爸爸所说——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这是一群该死的马克兄弟：马克·海耶斯、“翻斗车”马克和马克·尼波里特。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门铃响了，这声音让我的胃子里一阵难受：马克·尼波里特和一个他带来替换他的人。我一点也不希望他们来。我下楼的时候，他站在楼梯的最底层，看起来鬼鬼祟祟的。他又有了些变化，头发变黑了，脸更白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染了头发。他向我介绍蒂姆。又一个蒂姆。
我不可能再去雇一个与马克·尼波里特有任何关系的人。但我不得不过一遍面试的程序。事实上，蒂姆似乎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但他也许可以成为坎特布雷的大主教，而这份工作他是得不到的。我说谢谢你能来，我会给你消息的。
蒂姆出去了，在车里等着。
马克进来了。
“那么，你觉得怎样？”
“他不错，”我说，“但跟你说实话，马克，这一周我自己正在物色一些人，事实上，我已有了人选。现在一切都非常平静，你父亲又在生病，所以，我在想你最好过了今天就走。”
我表现得很有礼貌，因为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桑德拉，大卫的妈妈，一会儿就到。然后他们要带布鲁克林出去购物或者做些其他什么计划好的事。所以，高高兴兴地道个别，我就永远没必要再见这个卑鄙的家伙了。
大卫要为他的书拍一些照片，因此我要和他一起去，这是个很不错的调节，因为下午之前我哪儿也不用去。
我呆在工作室里，看着大卫做他的事。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的律师打来的。
“有消息吗？”
“可能吧。海耶斯刚告诉我说，你今天上午面试了一个叫蒂姆的人，你解雇了马克·尼波里特。是真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感到恶心。这本不该让人吃惊，但却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除了马克·尼波里特没有人知道蒂姆这个名字。我谁也没告诉，包括我爸妈，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甚至连大卫我都没有说。
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回答，但我肯定是回答了。
“那么，我们可能遇上大麻烦了，维多利亚。”
我朝大卫看过去，在灯光下他看起来非常酷，他朝我笑笑。我也冲他笑笑，仿佛有两根线拽住我的嘴角，就像个木偶。
“那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尼波里特拿到一些属于你和大卫的文件。最让我担心的是，海耶斯暗示那可能包括他与你签的保密协议。”
这就像有人在我的肚子上狠狠捶了一下，但同时也打开了里面的灯。突然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你能明白，维多利亚，不管这些是真是假，你在和他打交道时要极其谨慎，这是明智之举。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他离开你以后去哪儿了吗？”
这时我才记起马克·尼波里特在哪儿，和布鲁克林在一起。
我无法相信我一直在努力躲避的那个疯子竟然是一直照看我孩子的人。这就像在电影里，一部恐怖电影。
我能想到的就是布鲁克林。我给大卫的妈妈打电话。
“嗨，桑德拉，我是维多利亚。”保持镇静，镇静。
背景声音告诉我她还在车里。
“布鲁克林好吗？”
他很好，她说。他们刚离开五分钟。
“桑德拉，现在仔细听我说，把电话贴近你的耳朵。马克能听到你说话吗？”
“我想他能听见。”
“好吧，你一到家，就告诉马克余下的时间让他休息。然后锁上所有的门，关上所有的窗户。现在如果你听明白了就说‘是’。你全明白了吗？”
“是。”
“过后我再打电话给你解释。”
然后我给我爸爸打电话。他正要去索布里奇沃思的房子那儿，与那儿的建筑工人处理一些事。但他立刻掉转车头，去了钦福德到桑德拉家接了布鲁克林，把他带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律师们继续和马克·海耶斯谈话。他说马克·尼波里特录制了83个小时我们的谈话，计划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
一想到过去九个月里我可能说过的话，我的神经几乎要崩溃了。我是说，有时候我会提高嗓门说话，和人们争辩几句，所有人都会这样的。我得感谢上帝我家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我又想到另外一点——他几乎连一张购物清单都写不好，为什么还要担心马克·尼波里特会去写一本书呢？
很难准确地记住接下来的几天中发生的事。结果证明这个叫马克·海耶斯的人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我们一听说马克的保密协议的事，露易丝就到我爸爸的司诺克活动室里检查了他的档案，那是我们保存各种文件的地方。除了他的个人简历之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给“辣妹”办公室打电话，结果存在那儿的副本也不见了。因此我们就没了保密协议。律师们警告说，要是我们没有他签字的保密协议，而马克·尼波里特真的想写一本书的话，事情就要复杂许多了。
后来我想了个主意。大卫在参加2叩0年欧锦赛之前还有几天休息时间。马克曾问他要一件签名球衣。因此我们决定让大卫带着这件球衣去曼彻斯特，并带上一张独立电视台给大卫录制的纪录片的发行协议书——如果记录片中牵涉到你，你就必须签一张协议，而某些部分出现了马克。这些发行协议包括一则保密条款。那么，正如律师们所说，不管他签与不签，这都是对马克·尼波里特诚信度的一个测试。
那计划就这样进行了。开始，马克说到机场见面，但后来打电话说他得去医院跟专家谈论他父亲的病情。他建议在医院附近见面。因此大卫回家，开上车，到了马克说的地点。没有他的影子。他不停地打电话说半个小时后到之类的话。最后，马克·尼波里特派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约翰·巴格劳，大卫没有把球衣给那个家伙，但倒是把发行协议的样表给了他，当然这张表再也没有返还给我们。然后大卫飞回伦敦。浪费了一整天，上帝保佑他。
与此同时，马克·海耶斯说他已经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了，但他只能把它们交给我的一个家人，不能通知警察。事实上，此时警察已完全介入了。
露易丝同意去伯明翰拿我的东西。她受到严格的指导，不能碰任何东西，因为警方要取指纹。不管怎么说，她在一个停车场见到了这个马克·海耶斯。在那儿，他交给露易丝一个白色手提纸袋，里面满是我们的东西。显然他们谁都没说话。然后她开车回到戈夫橡树，我正等在那儿准备检查所有的东西。
那场景肯定很奇怪。我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检查着这一大包大卫和我的东西。我穿着黑皮裤，黑色皮上衣，戴着一副粉红色女傧相戴的手套，上面有一排细小的纽扣，一直到胳膊肘——那是我们家惟一的手套。包里主要是一些文件和“扑费”和“史努比”血统记录相关的文件、银行结单、私人照片、散放的快照、“宝丽来”一次成相照片、卡片、还有我写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在我那些被偷衣箱里的文件的影印件、大卫与阿迪达斯的相关文件以及大卫的互联网合约、一张没有任何标记的金色柯达CD.真奇怪，我没有柯达CD.我把它放进立体声播放器，立刻听出来了：就是出现在希思罗翻斗车或者垃圾堆里的那张CD的复制品。我把原版搁在楼上——洛杉矶的几个歌曲作家给我的由试唱歌手演唱的三首歌。
然后我想起马克那么坚持要去我的指甲护理师乔那儿拿歌词本和CD，三四天后，他才把东西还给我，这段时间足够他去复制了。
与此同时，律师们正尽力把所有事情联系起来，每天都发现事情越来越奇怪。比如，马克·尼波里特12月，通过单条契约更名为詹姆士·马蒂。
我决定自己给马克·海耶斯打电话，使用我那种越来越熟练的方法：“你好，我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我只想感谢你的帮忙，麻烦你把东西装在手提袋里送给我们。我真的很感激。”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的回答出人意料。这个马克·海耶斯说他非常想为我们工作。他自己开了一家保安公司，尽管他本人其实是个理疗师。
“那么既然马克不为你工作了，我很想负责你的安全。我猜如果我帮了你，你也许会雇我。”
别开玩笑了。但我让他误以为那是有可能的，这样一来，我们的话又多起来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他说有。
“在你公寓卧室的一个抽屉里有些女用自慰器。”
我大笑起来，因为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梅兰妮·B给乐队的所有人都买了一套自慰器。当我们在家人面前打开时，会尴尬万分。她只是想开个玩笑。事实上当时的情形十分滑稽，因而我大笑起来。
“如果我是你，我就笑不起来，”他说，“而且你千万不要用那个自慰器。”
“听着，伙计，”我说，“我嫁给了大卫·贝克汉姆。我不需要用它们。它们是别人送我的圣诞礼物。”
“维多利亚，”他继续说道，“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想告诉你，但马克有你家的钥匙。”
那就对了。我总希望事情不要太糟糕，但它已经很糟了。那公寓可是我的家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进去了，天知道在那儿做了些什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在伦敦。我放下电话，一想到回到那个家就让我恶心。这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马克·海耶斯说的是对的，马克·尼波里特正要写一本书，他录制了我的谈话，他翻过我的内衣抽屉。事情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他要对我做什么？我简直是个可怜虫。
我尽力去想马克·尼波里特的生活肯定糟糕透顶，所以才不得不做这样的事。但这很难让我不恨他。我尽力去做我小时候做过的事情，闭上眼睛，把他放在一只小船上，注视着那船远去，直到天边。但那还是没用。我不禁想，我也有部分责任。毕竟，首先是我雇了他。我的直觉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我真无法相信，我居然信任一个如此背叛我的人。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种事你只有在电影里才会看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可能会这样？现实生活中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一直待他不薄。我做了什么让他做出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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